本书从网络社区中的用户知识交流特征和知识服务需求出发，提出一种领域知识驱动的网络社区知识聚合方案，并在其基础上优化网络社区知识服务体系。首先，以领域知识分析理论为指导，以领域知识发现技术为手段，开展了网络社区用户交流内容中的领域实体识别、领域实体关系识别，特别地引入“预训练-微调”模式开展词汇语义表示方法、基于词嵌入类比的实体关系半监督识别方法，以解决网络社区知识发现面临的背景领域知识匮乏、人工标注语料成本过高等问题。其次，在领域实体及其关联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文本、主题两种资源粒度，以及文本、用户两种知识对象，开展“文本-主题-领域实体”多粒度知识关联挖掘和“文本-用户-领域实体”多元知识关联挖掘。以上述知识发现工作为基础，开展了网络社区中知识聚合的实现工作和基于聚合的知识服务设计。

云环境下国家学术信息资源组织与利用形态的变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创新发展，提出了全方位、深层次信息安全保障需求。本书围绕国家数字学术信息资源安全保障体系问题，从形态和制度变革引发的社会化信息安全保障机制变革出发，进行数字学术信息资源安全保障体系构建；在我国信息服务与安全保障“一体两翼”战略原则框架下，面向国家学术信息资源组织、存储、开发和服务链环节，进行了基于全面安全保障体系的全程化安全保障实施研究，重点围绕云环境下学术信息资源组织和服务安全，突出法制化信息安全保障推进和社会化安全保障的全面实现。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国家创新发展极大程度上依赖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数字化进程。然而，伴随着网络环境的广泛普及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升级应用，网络信息安全威胁和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针对网络信息安全的保障也已成为国家重大战略方向。以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为目标，面对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和网络信息安全风险，本书立足于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围绕网络环境下的信息安全保障需求与影响因素、协同保障层次架构、协同保障模块设计、协同保障服务组织、协同管理与控制等进行探究，旨在形成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从需求引发到全过程协同实施的理论基础和应用指导，进而有效推进网络信息安全全面协同保障的实践进程。

本文将《文子》归属于黄老思想范围，以概念比较的方法着重论证了《文子》的黄老思想对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修正。“绪论”中提出学界对《文子》与《老子》的思想关系研究大体上呈现为两种情况，即一种认为《文子》在发展《老子》，另一种则认为《文子》在修正《老子》，本文遵从修正说。正文部分首先概述了黄老思想的功利性与老庄思想的超越性，进而从“道”“无为“理”“气”“心”“法”“礼”等重要概念的分析入手，具体论证了《文子》如何修正儒道思想。“附录”中收入两篇考据文章，提出文子极有可能是孟尝君田文，平王则是齐襄王，《文子》一书的撰作年代应在齐王建元年之后，《吕氏春秋》之前，即公元前264年至公元前239年的25年时间内，而《文子》一书则应从《老子》之“传”的角度去理解。本书对《文子》一书的研究对于儒学和老学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信息化发展中，信息资源的分布存储和交互利用已融入科学研究、产业运行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大数据、云计算与智能化技术不仅改变着网络信息环境，而且关系到信息用户的认知状态、交互需求和面向用户的服务组织。在这一背景下，本书在数字智能环境对信息服务组织的影响分析基础上，从用户认知、交互信息需求表达和信息资源利用出发，研究面向用户的信息内容揭示、数据关联展示、多模态信息融合与集成管理，进行面向用户的交互服务组织、以及国家安全体制下的基于智能交互的信息组织保障。

认识和情感是人类精神的两个基本构成部分。认识能力是精神的规定能力，情感能力是精神的受动能力。情感能力的欠缺导致人无法感知他人和世界，沉浸在自己玄想出来的各种准则中，并妄想用这些准则去解释他人和世界。认识能力的欠缺导致人虽然承受了世界，却全然无法从中发现规律，世界对他来说是混乱、无序、偶然的存在。上面两种人，就是所谓的半边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认识能力和情感能力的分裂。即感性虽然提供了素材，即生活经验，认识却无法自主地对这些生活经验进行解释。这样不仅导致人无法在精神中实现自我和解，还有可能毁掉人的物质生活。美育，即“情感教育”，旨在提高人们的情感能力，让认识和情感复归原位，让道德律令和自然情感在审美里面和解，使人们能够全面地感知、包容世界，在成败得失之际懂得自持，从而更好地把握人生。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艺术家、播音指导陈醇先生，作为中国播音史上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其播音艺术创作和风格，不但在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播音员中具有典型代表性，在推动地方台播音艺术形成自己风格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陈醇先生有大量播音艺术代表作品，还有很多学术论著、学术观点，这些都为中国播音学的理论创建和业务发展充实了内容。本书通过对陈醇先生70年播音艺术生涯的概括和总结，分析陈醇先生“深沉稳健、舒展自如”的播音艺术风格及其成因，深入探讨陈醇先生播音艺术生涯中的创作实践和创作理念，以期为现今播音艺术创作实践以及播音主持从业者带来些许启示。

本书主要研究作为媒介的圣贤及圣贤文化传播现象，即探讨并提炼以“圣贤”理想人格为媒介的华夏传播特色理论与传播范式。首先，“圣贤”是沟通天人的媒介，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圣贤”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价值之终极依据的人格化。圣贤文化的传播有别于“榜样传播”，不专指某个或某些特定的人，而是华夏文明体系中“天人合一”思想结构的关键性环节。中国古代大多数哲学家或思想家皆通过诠释“圣贤”而建构起了对于宇宙存在与人类社会之理据的认知。其次，“圣贤”既是媒介又是讯息，圣贤文化的传播，是依据哲学家、思想家的知行体验，对传统经典（一般指先秦时期的原创经典）进行解码与重新编码的过程，也是译码者按照经典的指引在实践中不断追求人格理想的过程。再者，就圣贤文化的传播路径而言，在传播过程中一方面逐步下移，由“圣王”发展到“满街都是圣人”；另一方面逐步内化，由外王实践向单纯的道德修养转型。以士大夫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形成了群体独有的人格特质，而圣贤文化在民间的传播也有其自己的独特模式。

本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乌克兰据辅格里琴科大学中国研究申心框架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乌克兰基辅格型琴科大学专家团队共网合作完成们研究成果。成果聚焦中等收入群体与中阶层这一重要研究对象，其既是中乌两国各自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培有的群体，也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转型必经的社会结构变化。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层的生成，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包容增长、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国别社会学研究，推动中国研究中心高质量建设，助力海外中国学发展，以及在中乌建交三十周年之际增进中乌相互了解和民心相通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是作者对中国检察制度所作的系统研究成果。该书以问题导向为研究主线，对中国检察制度的历史沿革、检察院的性质和职权、检察机关的组织机构设置、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检察官资格和任免制度、检察官等级和职务保障制度、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检察机关的侦查制度、检察机关逮捕制度、检察机关公诉制度、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制度、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制度等问题，作出了全新的探索，在全面探索的基础上，提炼出中国检察制度具有的规律性的理论，从而作出法律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