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是世界上用多种文字出版发行的最广泛的书籍之一，房龙写的这本书，把与《圣经》有关的历史背景和知识都融合在一起，意在帮助读者了解《圣经》。作者不拘泥《圣经》严格的教义，运用活泼的语言和图画，使一部漫长的犹太民族历史显得格外生动、亲切。这也是一部通俗的历史读物，帮助读者探索人类早期文明的一个分支：犹太教产生、发展时代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这就形成了这本书与一般圣经故事读物的不同之处。

《世界十大宗教》一方面密切注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出现的种种宗教问题，另一方面加强对世界宗教过去历史和当前发展趋势的研究。你知道世界十大宗教派别吗？你知道这十大宗教派别的起源和演进历程吗？你知道这十大宗教派别各自不同的特点与文化背景吗？看罢此书，你就会明白。

西藏的艺术实际上大部分是宗教艺术。我写作《西藏宗教艺术》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通过介绍理解西藏宗教艺术所必需的佛背景知识和藏族人对佛教的信仰观念；通过介绍佛像雕塑及绘画的工艺和技法，向读者展示藏族人的宗教观点和宗教艺术。这样做将有利于我们今后对西藏宗教艺术有一个正确的观察方法；有助于我们对西藏示教文化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有必要对佛教的某些方面，也就是我们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的那些佛教内容进行详细的解说，在个人学力所及范围内，对藏传佛教的一些基本知识也作了重点说明。

在改革和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社会正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精神文明建设加紧进行，我国的民族精神获得了新的解放。一些在长期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环境中形成的窒息人们思想的旧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科学领域，都出现了许多适应社会进步趋势的新观点、新思想。然而，任何新思想、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以旧有思想文化为基础为前提的。要批判继承它的一切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吸收并改造它的思想文化资料作为新思想文化的营养成份和组成部分，必须对旧有的思想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何者当借鉴？何者当破除？何者当改造吸收？要做到心中有数。对小到某个领域，某个时期和某个方面的既有的思想或文化现象，大到沿续几千年的传统的思想文化，都应持这样的态度。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改革与开放的洪流滚滚向前的今天，竟然出现了经久不衰的传统文化研究热、评价热。人们用新的眼光，站在新的高度，重新研究与评价传统文化。人们在思考着，在争论着。结论虽不统一，但没有关系，对传统文化反思的本身已深化了人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促进了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发展。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顾反思中，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也发生了很大兴趣。在一些学校，举办了佛教文化讲座。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佛教与传统文化成了讨论的热门话题。1986年第10期《文史知识》发表了“佛教与中国文化专号”，在各地书店立即被抢购一空。这是个好现象。作为专门从事佛教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方面为此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感到压力。为什么这样说呢？虽然从事任何一种研究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但从事佛教研究“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当一项研究课题确定以后，要从浩如烟海的佛教图书中找出相应的资料，要花费极大气力才能把用自成体系的艰深难懂的概念表述的佛教史实或理论，理出个头绪。然而佛教研究成果发表的园地很少，研究者不容易被人理解。因此，当看到社会上有那么多人对佛教知识发生兴趣时，任何一个从事佛教研究的人都会感到高兴的。那么压力又何来呢？那是因为，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佛教研究还相当的落后，与我国作为北传佛教的中心，曾创造性地发展了大乘佛教的国家地位极不相称。研究的人少，成果少。该研究的没有研究，空白很多；该整理校释的佛教图书没有整理校释，可供学者方便使用的图书资料太少。从近代以来，虽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佛教著作行世，但远不能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季羡林教授在《我和佛教研究》中充满感慨地说：“我懂一些佛教历史，也曾考虑过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问题。我总的感觉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还非常落后。同日本比较起来，落后很远。我们现在应该急起直追，对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更要细致、具体、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期能做出比较正确的论断。这一件工作，不管多么艰巨，是迟早非做不行的，而且早比迟要好，否则我们就无法写什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再细分起来，更无法写中国绘画史、中国语言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总之，弄不清印度文化和印度佛教，就弄不清我们自己的家底。而且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决不限于汉族，其他兄弟民族特别是藏族和蒙古族，都受到深刻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们的研更为落后。这种现象决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载1986年第10期《文史知识》）笔者很同意季先生的话。作为从事佛教研究的人确实应当变压力为动力，急起直追。当然，重要的还要得到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既然佛教的传入曾深化了人们对人生和宇宙的思考，丰富了民族文化，那么可以相信，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佛教进行深入的研究，对当前正确地对待和吸收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真正全面开展业务是在“文革”后，特别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研究室的基本方针是以编写学术专著，编纂系统性的学术资料为主，同时开展专题研究，适当组织力量编写普及性的佛教知识读物。齐鲁书社去年初到世界宗教研究所约稿，希望佛教研究室能组织人编写一本普及性的佛教知识的书，以适应社会的需要。我们研究后决定将编写此书列入室的科研计划。本书仅向读者介绍佛教的一般性的知识。尽可能做到全面、系统。内容包括佛教的基本教义、重要的历史人物、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概史、以中国为中心的北传佛教的重要派别、佛教基本典籍、佛教艺术等方面。在表述上尽可能通俗。采用问答体，根据问题难易各条目写的篇幅长短不一。佛教的专门术语太多，有些很不好懂。虽在叙述中有意回避。但既然介绍的是佛教，难免要运用相当多的佛教术语。因为在行文中不可能一一详加解释，有些读者在读到这些地方时可能会有“钉子”的感觉。从整体看，读者碰到这种地方跳过去读也无妨大局。如果有兴趣，可查阅《宗教词典》或其它辞书。如果本书能对读者有所裨益，我们将感到由衷高兴。参加本书执笔的不全是佛教研究室的同志。其中《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的黄夏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黄燕生、湘潭大学的何云、青海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的吕建福等同志，都是获得硕士学位的年轻的佛学研究者。他们承担了本书的大部分。本书在编写中参考了国内外很多著作，限于篇幅和体裁而未能在书中一一注出，借此机会谨向这些著作的作者表示感谢和敬意。本书是多人执笔，虽经通读和修改，但各部分笔调和文风的差异还是相当明显的。无论是编排还是叙述，肯定有失当乃至错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杨学政（1949-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本书阐述了法术、巫术、万物有灵观、鬼魂崇拜、天地日月山崇拜、动物崇拜等原始宗教的诸形态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

本书介绍云南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伊斯兰教等的各种宗教的历史、演变及现状。

禅是中土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禅是一种灭苦的生活之道，顿悟的理想玄妙，修持的方法也玄妙，难以言传。但想了解又必须以言传。传统的传的方法是禅门内的传心和宏法式，或乞援于名相，或乞援于观心，结果常常是难于领会，甚至流为神秘主义。本书作者认为，禅是处理人生问题的一种方式，它就不能是人间的，也就必可以用科学常识的语言讲明白。这就需要站在充满神秘气氛的视野外来看，来谈。本于这种看法，作者以科学常识为依据，由人生之道谈起，然后层层深入，谈佛教，谈禅宗，谈禅的所求和修持方法，以及在人生哲学方面的价值和缺欠，最后还谈到它的影响和将来。全书知识面广，理精辟而言浅易，读后可以了解中国佛教的大略，可以了解禅是怎么回事，它并不像有些人说的或设想的那样神秘。5

1989年10月，山东齐鲁书社来世界宗教研究所约稿，希望伊斯兰教研究室组织人员编写一本通俗性的知识读物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全室同志欣然承诺了撰稿工作。伊斯兰教有自己明显的特点。例如，它作为较为彻底的一神教，反对偶像崇拜、反对多神信仰，在其寺院中从不置坛设像。本书在确定论题方面，尽量考虑到伊斯兰教的特点，有所侧重地介绍伊斯兰教文化方面的知识。本书包括的内容，除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礼仪、节日、经训外，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伊斯兰教法、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伊斯兰教传统的宗教学科和世俗的自然学科；同时，还涉及到伊斯兰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绘画、建筑、书法等方面的知识。本书涉及到一些民族（如突厥、蒙古等）对伊斯兰教发展的影响，以及伊斯兰教对这些民族自身发展及其语言文字（如乌尔都语、波斯语等）的影响；还涉及到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诺斯替教、印度教、锡克教等）和学说（如新柏拉图学派的“流溢说”）的相互影响。由于伊斯兰教是一个入世的宗教，它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当代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在伊斯兰世界和地区，伊斯兰教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是人们无法回避的。一些学者甚至把伊斯兰教称之为“革命的伊斯兰教”、“政治的伊斯兰教”，也有些学者把这些地区的一些活动称之为“政治的伊斯兰化”、“伊斯兰的政治化”，等等。为了使读者对伊斯兰教有更深层次的了解，本书还就伊斯兰教与当前国际政治生活有关的问题以及伊斯兰教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做扼要地介绍。在地区性伊斯兰教方面，本书偏重于南亚和中亚地区；更多地介绍中国伊斯兰教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伊斯兰教有着不同于其他地区伊斯兰教的特点和品格。本书对伊斯兰教始传中国、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学者、中国的著名清真寺、伊斯兰教在中国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贡献、中国伊斯兰教的门宦、道堂、教派、以及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都作了介绍。限于篇幅，本书对伊斯兰教的一般历史、教派等问题没有更多的涉及。而这些方面的知识，在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的有关伊斯兰教的著作中，都很容易读到。参加本书撰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世界宗教研究所王俊荣、冯金源、吴云贵、沙秋真、李兴华、金宜久、周燮藩、周国黎、秦惠彬、戴康生，还有外国文学研究所李琛、元文琪、亚洲与太平洋研究所张玉兰，西亚非洲研究所唐宝才，少数民族研究所热依罕，以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徐钧尧，北京外国语学院李文彦，西北大学王怀德、张来仪，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肖宪等同志。金宜久负责编写的组织工作并统阅了全部书稿。本书各论题既有内在联系，又相对独立。为了做到全书体例统一，在统阅过程中，对一些名称、概念和术语作了必要的更动，但又注意保持原作的文风；各篇作品反映的均系作者个人的学术观点。作者在写作时参考了国内外很多著作和资料，限于篇幅和体裁未能在本书中一一注出，谨向这些著作的作者表示敬意和感谢。本书各个论题的编排顺序和表述的内容难免有错误和失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本书所探讨的是神话中的哲学蕴含和中国哲学思维模式的神话基础问题。作者的着眼在于神话思维与哲学思维的渊源关系及神话中哲学胚胎向哲学的发展演化过程。＜br＞作者借鉴国外当代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模式分析法，参照世界性跨文化的同类材料，对中国的上古神话做出原型重构，发掘它们的哲学底蕴。并以原型模式的理论，构拟出中国神话哲学的[元语言]，以期我国对神话和文化的研究趋向系统化和规范化。＜br＞材料丰富，观点新颖。对许多神话作了新的解释，赋予了新的意义。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br＞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约自东汉明帝时开始传入中国，但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玄学结合起来，有了广泛而深入的传播。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形成了众多的宗派，在社会、政治、文化等许多方面特别是哲学思想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高僧传》全面记载了从佛教传入中国的汉初到梁代天监十八年的高僧共257人，附见者又二百多人，是研究这一时期我国佛教发展史的最重要的资料，也是研究该时期历史和文学等方面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