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辑刊“董仲舒与儒学研究”第八辑，收选靠前外研究董仲舒的知名学者的成果，内容涉及董仲舒政治思想研究、董仲舒经学思想研究、董仲舒人性论研究、董学文本研究、地域文化视角下的董学研究、董仲舒的地位和评价、董学研究综述及书评等多方面，反映了该研究领域的近期新进展，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和出版价值。

在华南地域社会，民间信仰及其与乡村的关系，往往深刻地反映了地方文化资源和权力结构的历史变迁与存在实态。本书收录作者近二十年完成的9篇专题，重点研究明清时期华南地区若干重要信仰形态（包括三山国王、双忠公、大峰祖师、义民、妈祖）发展演变及其所反映的地域社会历史变迁过程。试图揭示，在相对“边缘”地区的百姓，逐步接受来自“中原”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民间神信仰与乡村社会的复杂关系，以及这种关系近百余年来在地方社会近代化背景下的演变。 另收代序、附录，共3篇。交代作者从事相关研究的旨趣、学术心得，以及数十年教学与研究的经历与创见。

《周易》之图于发展过程中，多有演变易名现象。前人多有不知其原委者， 为求其根本而故神其说。如今见“黑白鱼形”之所谓“古太极图”，胡谓即辨其为“陈图南本图”，更有甚者，则谓其为上古伏羲氏之图，而其实则不过为朱震《纳甲图》（或杨甲《伏羲八卦图》） 之衍图。此大有辨明之必要，今采录诸家考证成果并间加按语而成卷，主要是几家易注的汇集比较，命曰“周易图原委解”。卷二、卷三是对部分易图的说明。合三卷而命曰“周易图象集解”。 本书的理论基础有两个：一是不能抛弃卦象空谈义理，事实上王弼解易也未接近抛开卦象；二是认为易图是为解易而作，不是先有易图而后才有了易。也就是说，易经（包括卦象、卦爻辞）

所谓“读经”，必然会涉及每个汉字的读音问题。历目前，唐代陆德明曾经撰写《经典释文》一书，其第二卷则是“周易音义”。例如，“乾坤”二字之乾字如何读？ 陆氏音义“竭然反”（所谓“反切”就是留头留尾去中间），读音就是jiàn（音键）； 又如“解”卦名之读音，陆氏直接注“蟹”；又如“剥”卦名之读音，陆氏注“邦角反”， 读音就是bāo（音包）；又如《系辞》“徃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陆氏注“信，本又作伸，音申”等等，既然让“儿童读经”，音义可不慎乎？ 是书部分是笔者整理的敦煌石室《周易音义》残卷内容（附录从法国回归给罗振玉先生之唐玄宗时期敦煌石室缮写的原本照片）；第二部分是影印清代乾隆二十一年（1756）雅雨堂复刻通志堂本《周易音义》。并附有汉语拼音版。

杨简是陆九渊门人中富成就者。他以“人心即易之道”“《易》开吾心之明”为基点，打通心学与易学，一则以心学注解《周易》，一则用《周易》阐论心学，从而令二者互诠互显。其《杨氏易传》是中国易学史上首部以心学思想系统解释《周易》经传的作品，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堪称“心学易”的开山之作。《杨氏易传导读/历代易学名著整理与研究丛书》以“四库本”为底本、“四明本”为校本，对《杨氏易传》进行了重新点校。导读部分介绍了杨简的生平学行、《杨氏易传》的易学史意义，并对杨简的易学思想进行了概括梳理。

本书入选了今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本书认为，王阳明一生遵循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虽没有专门解注《论语》的著作，但在他的文集中却散见着大量对《论语》的解注，通过解读这些解注，可以得知，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是他从《论语》等典籍中体悟出来的，王阳明《论语》学在阳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另外，王阳明《论语》学在《论语》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王阳明一反前人注重文本阐释的做法，承继孔子“述而不作”的传统，用他独特的方式心解《论语》，改变了当时朱熹《论语》学独尊的现状，并且很快和其心学一起影响着明中后期的《论语》学。

笔者从日本获得其重量藏书南宋初年刻本《周易注疏》的1973 年再造本，比较诸多其他版本撰写了《周易注疏校勘记》。 今国家图书馆珍藏一部《周易注疏》，说是“宋刻元递修”本，而且还有再造本发行。是书卷首所录《五经正义表》《周易正义序》和《八论》内容，乃清陈鳝借吴中周氏香严堂藏明钱求赤所有抄本补入；而且卷内容，也是陈鳝据钱求赤所藏抄本重新刻板补入。从收藏朱记看，陈鳝所得《周易注疏》，原为明孙景芳所藏之二至十三卷（缺少卷）。所以，陈鳝记“鳝所得宋刻本亦很为精美，惜缺首卷，更无它本可补，借此缮录，得成完书，幸莫甚焉”。那么，陈鳝所言“所得宋刻本很为精美”，果真是宋刻本吗？明孙景芳所藏《周易注疏》二至十三卷，果真与宋刻《周易注疏》原版毫无差别吗？倘若钱求赤所藏抄本为明代人所为，以及清代陈鳝的刻板补录，则此藏本就更没有资格称之为“宋代甲等善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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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本格言体片段总集，由二百多条片段组成。但是作者自己交代，这里边有着严密的逻辑和思想追求。作者看到，完整性的确是指导人类生活的教条，但是未完结性、无序、混沌、无法被理性预先设定的目标、充满着矛盾的思维等等，要比那些伟大的体系更加贴近我们的心灵。理智地理解世界的确是人们的诉求，但这不等于是说我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信仰和荒谬。无论你怎样规范人类的理性，理性总归会以这样活那样的借口，偷偷钻到一个“保护伞”之下。也就是说，理性的生活有着一个非理性的依托与根基。“你毕竟是一块坚实的土地。”

南宋朱熹与蔡元定并近世学者“涉于象数者又皆牵合附会，而或以为出于圣人心思智虑之所为”而著《易学启蒙》四篇：本图书、原卦画第二、明著策第三和考变占第四。元明之际，《易学启蒙》皆立于学官，有“不刊之书”美誉，甚至有质疑者亦不敢置喙于是书。清初朴学兴起，黄宗炎、毛奇龄、胡渭等方始訾其舛误。至康熙帝命大学士李光地编纂《御纂周易折中》收《易学启蒙》于十九与二十卷中之后， 形势又有所回潮。江永此书撰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前三卷“河洛之精”皆本《易学启蒙》及《御纂周易折中？启蒙附论》而发挥，间有个人发明处，亦不乏讥讽朱熹“不见造化之妙”“欲发明之而未昭晰者”“图不能与书通，卦不能与数合”等言语。此则不但是对朱熹发难，更是对《御纂周易折中》的“大不敬”。后来乾隆四十五年（1780）开修《四库全书》时，收录了江永《周礼疑义举要》七卷、《仪礼释宫增注》一卷、《仆礼训义择言》八卷、《深衣考误》一卷、《礼书纲目》八十五卷、《仪礼释例》一卷、《春秋地理考实） 四卷、《群经补义》五卷、《乡党图考》十卷、《律吕阐微》十卷、《古韵标准》四卷、《四声切韵表》一卷、《考订朱于世家》一卷、《近思录集注》十四卷、《算学》八卷续一卷等书，却单单不收其《河洛精蕴》，其原由可想而知。而江永于耄耋之年撰写此书，更是有其身后之考虑。今天看来，朱熹的《易学启蒙》亦有牵合附会之病，而江永大胆为之“朴苴而张皇”之， 的确是必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