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僧传》，又称《续高僧传》或《高僧传二集》。此传成书于唐代，系道宣所撰，全书凡三十卷。作为一部僧传，《唐高僧传》之佛教史价值毋庸置疑，且对后人研究此一时期之文学、艺术乃至地理、民俗等，也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鬼谷子》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奇书，其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哲学、政治学、军事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情报学等多种学科，是一部可以被广泛解读的著作。《鬼谷子》提出了“捭阖”、“反应”、“内揵”、“飞箝”、“忤合”、“揣摩”等游说和谋略的原则和技巧，对纵横家学说的理论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它提供的智慧与谋略至今仍对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有着指导意义。

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在长期的发展建设过程中，自觉地形成了文化哲学基础理论、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西方文化批判理论、文化哲学史等方向优势。在长期的研究中，中心一直强调文化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文化哲学史研究》将“文化哲学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文化哲学与西方哲学、文化哲学与中国哲学、文化哲学与俄罗斯哲学三个角度对文化哲学的发展脉络及在不同文化区域内的本土化发展、演变历程等展开了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文化哲学史研究》不仅仅从哲学史角度对文化哲学的发展进行了全方位把握，更是立足当下对文化哲学的现代性演变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梳理与呈现。

“强制阐释”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领域具影响力的概念之一。从2012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教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当代西方文论存在的问题和局限进行辨析。2014年11月，张江教授发表《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一文，在充分肯定西方文论创造性成果的基础上，对当代西方文论的理论缺陷进行了全面反思，并系统阐述了“强制阐释论”的理论观点。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其基本特征有四：一，场外征用。广泛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强制移植到文论场内，抹杀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文学。第二，主观预设。论者主观意向在前，前置明确立场，无视文本原生含义，强制裁定文本意义和价值。第三，非逻辑证明。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一些论证和推理违背基本逻辑规则，有的甚至是逻辑谬误，所得结论失去依据。第四，混乱的认识路径。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实践出发，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既定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文章认为，“强制阐释”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之一。各种生发于文学场外的理论或科学原理纷纷被调入文学阐释话语中，或以前置的立场裁定文本意义和价值，或以非逻辑论证和反序认识的方式强行阐释经典文本，或以词语贴附和硬性镶嵌的方式重构文本。它们从根本上抹煞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了文学。其理论缺陷表现为实践与理论的颠倒、具体经过几年的学术探究和理论沉淀，我们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仍然具有丰富的理论探讨空间，它所包含的批评实践价值、理论范式意义以及哲学方法论启示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鉴于此，我们组织编纂了《强制阐释争鸣集》。《强制阐释争鸣集》全书六卷，凡240余万字，收录中外学者围绕“强制阐释论”展开的学术论文200余篇。这200多篇论文，显然不是讨论强制阐释的全部论文，但是它们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显示着这场讨论的深度和广度。这些论文角度不同，观点各异，既有着各自的阐发和论证，又有着相互之间的对话和勾连，共同构成了这一“理论事件”的思想图景。第一卷《价值》，主题集中于强制阐释论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研究，包括四个部分：“从‘强制阐释论’到‘理论中心论”’“理论价值研究”“方法论研究”“研究综述”。第二卷《内涵》，主题集中于强制阐释论的理论内涵，包括四个部分：“关于理论内涵的对话”“理论内涵研究”“意义生成研究”“‘强制阐释’与‘过度阐释”’。第三卷《概念（一）》，主题集中于场外征用、主观预设、前见和立场等几个关键概念，包括三个部分：“场外征用”“主观预设、前见与立场”“场外征用和主观预设”。第四卷《概念（二）》，主题集中于作者意图、阐释模式、阐释边界等几个关键概念，包括四个部分：“作者意图”“阐释的前置模式”“阐释的边界”“批评伦理”。第五卷《反思》，主题集中于强制阐释理论的应用以及对西方文论的反思，包括三个部分：“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应用”“西方文论批判”。第六卷《重建》，主题集中于强制阐释理论对于中国文论重建的意义和启示，包括四个部分：“文学理论的未来”“文论重建的理论资源”“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自觉”“重建中国文论的可能路径”。我们期盼，《强制阐释争鸣集》的出版，既是历史性的回顾，也是可能性的开启——回顾这一“理论事件”的历程和启示，开启构建中国特色当代阐释学的新路径、新实践。

《老子与海德格尔哲学美学思想比较研究》考察了老子思想与海德格尔的联系和对海德格尔哲学研究和思想的影响，重点分析了二者关联的一些基本主题、海德格尔对老子思想的吸收，以及老子思想对海德格尔的语言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影响，尤其剖析了海德格尔对老子思想以及东亚思想的一些误解。《老子与海德格尔哲学美学思想比较研究》特别注重探析二者在具体概念和观念方面的细微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在审美和人生上表面相似、实则差异的态度。

现代新儒学是儒家思想应对“现代性”问题而自我转化的理论形态，以建构有别于西方文化的“中国现代性”为根本意旨。作为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重镇，牟宗三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在认同“现代性”普遍理念的同时，着力凸显“现代性在中国”的民族文化特质，并与西方现代性展开“吸收”与“批判”的双向互动。《牟宗三哲学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将牟宗三哲学置于“古今”“中西”的交会点上，探析他立足儒家思想建构“中国现代性”的哲学思考，揭示其积极贡献与内在问题。以牟宗三这一个案审视现代新儒家应对全球化及现代化的理论思考，其意义在于一方面以现代哲学的话语对传统儒学予以诠释和重构，另一方面以儒家价值为西方现代性补偏救弊。

科耶夫是法国思想界神话一般的存在。他在1930年代开设的“黑格尔导读”课程推动了法国黑格尔主义的复兴。二战后他又作为高级幕僚服务于法国政府，完成了向“哲学王”身份的转变。科耶夫热衷于体系建构，然而他自身的审慎与隐秘，加之关于他是克格勃的传言从未停息，均为我们准确把握他的思想与实践设置了重重障碍。《法兰西思想界的神牛：科耶夫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从知识史的视角出发，在法国政治变迁与学术生态变化的背景下，考察科耶夫从一位巴黎的俄国流亡者走上法兰西思想神坛的全过程，探讨他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机制、水准与途径，以期为深入观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及二战后的法国社会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在阅读我父亲这些绝大部分未曾面世的手稿时，有两点令我惊叹不已。一点涉及时事与长远分析之间关系，特别是与本卷选择的文章所揭示的长远分析之间的关系。二点表面上看与写作风格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写作风格所揭示的思考过程有关。这其中很多作品（其中一部分是发言稿，另外一部分是手稿）都完成于越南战争期间，即我父亲积极参与日常抗议活动期间。他的贡献不在于他提出了反战的论点，而在于他把战争放在了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制、可能的抵抗形式的发展这个更宏大的框架下。他对事态的发展程度所作的某些判断今天看来或事后看来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正确，比如，正式场合的压抑的程度，或者，经济体系已经无法继续生产了。但是，基本的分析仍然正确。我认为，发展一种激进的社会批判在今天看来或许更为重要，而这可能是因为现如今的日常冲突看上去没有当时那么深刻。今天，由于从长远来看发生重大变革的可能|生似乎非常遥远，所以我们倾向于较少考虑根本问题及其重要性，较少考虑激进的结构转变的必要性。但是，正如我父亲在别处所写的那样，乌托邦已不再是乌托邦了，因为它们实际上可以在今天实现。因此，认真考虑哪种更好的社会组织模式值得选择，这一点很重要，虽然，与那时不同，这种反思现如今被搁置了。我首先要讲的是，贯穿本卷所有内容的主题是政治的重要性，即与所有行动领域——从理论经济学到文化再到政治本身——的去政治化作斗争的重要性。从《马尔库塞文集》后续卷宗所发表的他后期的作品来看，他以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为依据对艺术的政治内容做了明确的讨论，不过他拒绝该观点，即艺术，作为政治的，就应该是精致的宣传；在他目前尚存的专注于解放过程中艺术的作用和审美之维的篇章中，这些都有迹可循。从本卷收录的文章来看，他把精力放在了社会变革的根源上，他注意到，资本主义虽然带来了日益昌盛的物质文明，但也带来了愈演愈烈的非人化，而这需要以道德的方式来解决，也就是说，这意味着要靠政治，而不是狭隘的经济斗争。1966年《爱欲与文明））的新序言的标题就是《政治序言》，而他在结尾处这样写道：“现如今，为生命而战，为爱欲而战，也就是为政治而战。”这种道德、政治立场建立在对当前事态尖锐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虽然当前的事态没有完全按照他预期的方向发展，但该立场却仍然巍然屹立。

《翻译理论的中庸方法论研究》引入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试图为基础翻译理论的探究铺设新的方法论路径，也期待为儒学翻译学的一般理论的建构做出贡献。中庸之道走向阴阳之道，才是跨文化交流所应做的；“阴阳互动和感通的语言”应为合宜的语言，既可用于儒家、道家的典籍的外传，亦有益于西方某些著作的汉译。其特色是内外交合、循环不已、参赞天地以及自然而然；根本导向为动态过程之中的变易不住及其因对偶而形成的三（参或叁）的格局及其变易。

马尔库塞遗留下来的这些手稿不仅唤起了我们对《单向度的人》《爱欲与文明》《审美之维》等所勾勒的世界图景的记忆，也填补了那幅图景的空白，激活了我们辩证的乌托邦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