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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义》是柏拉图*长的著作，以探讨“政制与礼法”为主旨。在西方法哲学史上，柏拉图首次考察了立法的目的及其哲学基础、立法与德性等根本问题。本文集选编了潘戈、拉克斯等著名学者的十一篇论文，集中探讨柏拉图《法义》关于立法与德性的问题，主要关注柏拉图这几个方面的论述： 首先，立法不应着眼于战争的胜利和财富，亦即基于*的和片面的德性（勇敢）。克里特和斯巴达之所以如此看待立法的目的，是因为他们将诸城邦间的战争、人人皆敌视为自然状态，从地理性和物质性的“自然”来解释立法的目的，而非依据诸德性的自然秩序和人的自然本性。 其次，真正的立法旨在获得完整的德性：理智、明智、节制、正义和勇敢。立法以完整的德性特别是以理智为目标。因此，柏拉图暗中将哲学设定为立法的基础，也就改变了立法的目的：立法由培养勇敢和追求财富转向追求整体德性和人的完满，立法更应关注灵魂的优异而非身体的需要。 *后，在每一种法律中，都会存在某种德性观，立法的意图应尽量从*的德性转向完整的德性。在此意义上，哲学对立法和政治始终有鉴照作用。指向德政的立法可彰显现实城邦的不足，引领其走向完善。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2）》内容简介：《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三编八册，汇集了作者六十年来讨论中国历代学术思想而未收入各专著的单篇散论，为作者1976—1979年时自编。上编（一一二册）自上古至先秦，中编（三一四册）自两汉至隋唐五代，下编（五一八册）自两宋迄晚清民国。全书探源溯流，阐幽发微，颇多学术创辟，系统而真切地勾勒了中国几千年学术思想之脉络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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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公认现代哲学肇始于笛卡尔。为什么他的思想如此“现代”？因为笛卡尔坚持自己思考，而非简单接受任何被灌输的内容。借由这种方法，笛卡尔相信他可以为全部人类知识建立起哲学和数学的根基——这一雄心勃勃的探索*终发展得异常个人化，过于主观。笛卡尔的哲学就像是一段精神之旅，他邀请读者们参与其中，还经常许诺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曾被问起如何给爵士乐下定义。他的回答是：“老兄，你要是真问的话，你就永远得不到答案。”对于意识，也是如此。尽管无法定义，但还是可以从其他角度来考察意识。例如：主观意识是如何与客观世界相适应的？意识是如何与大脑中的各种系统变化相关联的？非人类生物，例如蜗牛甚至是外太空生物，它们有意识吗？针对心灵（意识）与物质（身体）之间的关系，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重要哲学家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说出“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认为精神与物质是彼此独立且相互影响的。而以贝克莱、黑格尔、胡塞尔、叔本华等为代表的观念论哲学家则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心理学、生理学、物理学等领域的成果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于意识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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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列举的中国神话人物母题（W0）数据目录目前*层级为6级，母题数量由原来的4687个扩展为27861个。该目录有助于对中华民族各类神话进行系统分析，是建设中国神话数据库检索体系的重要依据，也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有益参考。

马克思提出了以实践改变世界的哲学要求，他所开创的人类学哲学就是这样的哲学。本书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研究，首先探讨了人类实践的一般特征，它通过对象性活动既改变对象世界，又改变人自身；进而讨论了人通过实践对人类世界的实际的改变和构建，如对人的社会关系、社会共同体及产权制度、公权制度的构建，对生存价值的创造等；*后总结了这种改变的根据、方法、方式、步伐和价值追求，即走向人与自然的和人与人的双重和谐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人类学时代。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9世纪晚期，中国文化精神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表现出对社会发展“动力”的强烈追求，至20世纪末则转向对“秩序的重建”的关切，并探问“新轴心时代”的前景。围绕社会哲学的双重焦点，中国现代三大哲学派别分别从客体、主体和主客体交互作用出发提出其社会动力学；又分别以平等、自由和历史连续性为基点，各自提出其社会秩序原理，并为其理想做出哲学辩护。基于宏阔的历史背景，本书围绕对“动力与秩序”的哲学论辩作深度的分析，提供了理解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新视角和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