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宗教史》由贵州省宗教学会负责组织编写，主要对贵州省内的各宗教流派历史源流、发展变化、艺术成就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主要篇章有贵州佛教史、贵州道教史、贵州伊斯兰教史、贵州天主教史、贵州基督教史和贵州宗教事务管理史六篇，各篇章按时间顺序进行编写。

宗教认同在近代印度政治生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殖民晚期出现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对独立后的印度政治发展施加了深刻的影响。随着印度人民党逐渐从政治舞台边缘来到中心，团家族得意在安全、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实施“印度教特性”方案。在全球化背景下，团家族加快了向海外扩张的步伐，极力彰显印度教文化魅力。

《宗教文明品析丛书：天主教》共分为了六个章节，各个章节的主要内容分别是：“天主教”：一个名词辨析；第二章天主教会简史；第三章天主教的信念；第四章天主教的圣事与灵修；第五章道德生活与社会伦理；第六章天主教在中国。

《中国之旅行家》为冯承钧第一本翻译作品（1925），简介张骞、法显、惠生、玄奘、郑和等人事迹。有冯承钧的“编译之缘起及旨趣”。伯希和、沙畹撰的《中国之旅行家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冯承钧译著集）》罗列中国古书中关于摩尼教的记载，考察该教在中国的流行情况。此书中译本是原书的后半部分，其前半部分是摩尼教残经的疏释，没有翻译。

孛·蒙赫达赉、阿敏编著的这本《呼伦贝尔萨满教与喇嘛教史略》以呼伦贝尔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为主线，以重要历史事件和著名人物为切入点，较多地以第一手弥足珍贵的本土史料为依据，清晰地展示了萨满信仰的历史与今天，以及喇嘛教在呼伦贝尔大地上的发展、衰落和现状。并通过对萨满信仰与喇嘛教信仰的精神活动，以及对其社会功能、作用和影响进行科学地梳理，系统地探讨了其在不同时期对呼伦贝尔原住民的影响程度。

中国人类学宗教研究的雄心之一即是：在“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格局中，挖掘56个民族的宗教文化特性，为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性宗教文化与实现多元宗教和谐提供智力支持与理论指导。在当前中国人类学宗教研究区域宗教民族志书写缺失的大背景下，多族群、多区域宗教民族志书写成为亟需的基础性工作。藏彝走廊彝族有着丰富的民族宗教文化资源，以一个（或多个）彝族村落为基础的宗教民族志书写，能为中国人类学宗教研究积累丰富的地方性经验。基于地方性经验基础上的宗教民族志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地方性与区域宗教文化视角审视中国宗教体系，探索中国人类学宗教研究的核心理论与研究特色，最终凝练出对“多元一体”的中国人类学宗教研究的整体理解。

《兰州大学民族宗教研究所中国民族家教民族志丛书·端芬祖先崇拜：广东侨乡宗教民族志研究》结合宗教人类学和侨乡研究的视角，从个案出发展开讨论。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端芬镇是传统侨乡，祖先崇拜是当地宗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文化作用非常突出。笔者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收集相关的宗教社会文化资料，利用宗教人类学相关理论对其进行考察和分析，力图挖掘祖先崇拜在端芬的社会功能和意义系统以及其与华侨华人的关系。《兰州大学民族宗教研究所中国民族家教民族志丛书·端芬祖先崇拜：广东侨乡宗教民族志研究》除导论和结论外，共分为八章，分别从历史、时间、空间、华侨华人、社会组织、群体关系、女性、认同和发展等多个角度来讨论侨乡端芬的祖先崇拜与其社会文化的密切联系。《兰州大学民族宗教研究所中国民族家教民族志丛书·端芬祖先崇拜：广东侨乡宗教民族志研究》的附录《汀江圩股份簿》是笔者在田野调查期间获得的珍贵的地方历史文献，是了解端芬历史的重要资料。

《天主教研究论辑（2012年第9辑）》毋庸置疑，教外学界对基督宗教的研究贡献良多。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宗教，包括基督宗教是一种信仰，而非单纯一种社会团体组织。固然，宗教的社会团体性是宗教的构成因素之一，宗教的信仰亦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因素。没有宗教的信仰就没有宗教的团体。这一点对基督宗教也至为适宜。显然，教外学界对基督宗教的研究，鉴于其自身的无信仰的局限性，只能在宗教的社会团体性层面进行。其相对缺乏的是在信仰层面对基督宗教的研究。

在西欧社会由中世纪向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天主教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其标志性事件之一便是在16世纪中叶，在意大利半岛北方小城特兰特召开了宗教会议，即天主教会所说的“特兰特圣公会议”，而《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便是这次会议成果的集中体现。在特兰他圣公会议之后的大约4个世纪左右的时间，这部教规教令集一直发挥着天主教会的“根本大法”的作用。这部文献对于历史学﹑宗教学﹑哲学乃至社会学等学科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丛书·明末天主教与儒学的互动：一种思想史的视角》是一本颇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丛书·明末天主教与儒学的互动：一种思想史的视角》末章亦颇有特色。作者孙尚扬在论及“拒斥”反应时，对其排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重点批评，但并不片面，相反，还揭示了这种排斥反应中也包含着极富洞察力的正当方面。这是全面的研究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学风。在上篇论及利玛窦对儒学的批评中，作者已抓住了“大伦与五伦”这一耶儒之学差别、分歧之关键问题；到最后一章，通过思想上强烈的突出对比，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要点，从而把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伦为本的核心昭示出来，并提出了以往中国人伦文化有宗法性缺点这一本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