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永辉所著的《印度教概论》内容简介：印度教的研究自18世纪以来在国际上颇为兴盛，与其作为人类最重要的宗教之一的地位相符。从马克斯·缪勒组织翻译《东方圣书；，到马克斯·韦伯的专著《印度宗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社会学》，对于印度教及其社会的研究，在各类宗教研究著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印度教是一个十分庞大和复杂多变的体系，印度教研究的学术流派也十分庞大和复杂多样，对于涉及印度教的几乎所有的问题，大到印度教的定义，小至某部经典的写作时间，一直鲜有学术共识。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学者们已经写作了许多著作，介绍和研究印度教，但却没有公认的印度教“权威”著作。在我国，印度教的研究直至目前尚处于初步阶段。《印度教概论》充分利用有关印度教的传统经典文献和最新资料，全面系统生动地探讨了印度教的定义、发展演变及其理论和实践，填补了国内系统研究印度教的空白，亦可称为理解印度教的钥匙。

关于奥古斯丁的研究，过去多从柏拉图思想传统切入问题，很少注意奥氏早年所接触的摩尼教带来的背景性影响，所以这个领域仍是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与此关联又极具研究价值的是追踪其早期思想的发展轨迹，以理解其定型观念的历史条件。《奥古斯丁论善恶与命定：摩尼教的影子作用》专注于他四十六岁前的著作，以“善”为主轴，分别探讨至善、个人的恶、与命定三个相关论题；它们分属于上帝论、罪恶论、与救赎论范围。这将交代摩尼教宇宙善恶二元观如何成为奥氏预定论形成的背景因素。《奥古斯丁论善恶与命定：摩尼教的影子作用》由李锦纶编写。

纳西族东巴教（也多称为“东巴文化”）是一种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与文化，《东巴教通论》对东巴教进行了全面系统客观的论述，分析了东巴教的多元宗教因素，将其与纳西族的历史、社会和民俗结合起来进行论析，剖析了东巴教对纳西族社会、民俗等的影响以及二者互动的关系。

《古典时代犹太教导论》在国外是畅销的学术经典作品。通过这部作品，科亨教授对第二圣殿时代的犹太文明进行了全景式的分析，探究了第二圣殿时代犹太教向拉比犹太教的转变以及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分离。他综合研究了第二圣殿时代的宗教、文献、历史，对这一时期犹太文明的性质，包括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关系、犹太宗教在更大社团中所发挥的功能、犹太宗派主义的发展等，提出了真知灼见。此外，科亨教授对圣经正典的形成过程和拉比犹太教的根源也提供了清晰的解释。《古典时代犹太教导论》内容丰富，文字流畅，注释精炼，既适于对此段历史感兴趣的一般读者，也适于专业学者研究之用。

“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是一个跨学科的课题，它涉及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五个学科。该书吸纳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如：1、民间信仰与宗教的关系；2、民间信仰与民间社会的关系，民间社会的群体构成，士民社会与民间社会群体的关系；3、民间信仰在数千年的传统中的表现形态；4、中国民间信仰目为迷信始于何时等等。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文库：中国南方民族宗教小词典》为满足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民族、宗教、统战、宣传部门实际工作者对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知识的学习、参考需求而编写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文库：中国南方民族宗教小词典》突出简明实用。收集的词目范围，以现代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宗教为主。由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不同程度地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这些宗教与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有不同程度的交织融合，因此，酌情收录了这方面的词目。

印度是一个正在崛起之中的大国，印度也在着力塑造自身的大国形象。这个大国不仅仅是经济大国、军事大国、政治大国，而且应当是有着强大的凝聚力的文明安定的大国。印、穆教派冲突由来已久、既是印度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一大痼疾，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张高翔博士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一问题置于印度国族构建进程的背景之中，从国族认同的视角， 追索教派主义产生的缘由，考评其核心理念，挖掘教派冲突的深层原因，清理其演变的脉络及走向，并对教派冲突的影响作了多方面的分析与概括，从总体上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千面英雄》被称为神话学大师坎贝尔的经典之作，追溯了全世界几乎所有神话系统中与英雄历险相关的故事，并从中揭示出相同的英雄原型。内容涉及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文学、心理学、比较宗教学、艺术及流行文化等不同领域，由此构建起坎贝尔独树一帜的神话学体系，并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历史地位，成为一代学术宗师。坎贝尔思想的创造性，在于将人文价值与宇宙性的精神体验，注入当代科学及艺术的诠释中，此一洞见，不仅丰富了神话学的研究领域，更为人类未来开辟出更多想象的空间。《千面英雄》自1949年问世以来，已启发并深刻影响了全世界的几代学人，并以多种语言在各地出版，行销数百万册。

本书《云南布依族传统宗教经典（摩经）译注与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立项批准号06BZJ017，结项证书号20101018。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鉴定等级为“良好”。编著者经过长达四年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深入边远山区，收集拍摄了经书原文全部图片，并在当地农村根据“布摩”先生的念诵与解释，对经文逐字逐句进行布依语国际音标注音、汉语直译、意译和注释，总共破译了《摩经》达八部之多。在《摩经》研究中，编著者坚持“汉藏语系一语三族”的历史语言学观点，即坚持汉藏语系包括“汉语”和“侗泰、苗瑶、藏缅”三个语族。汉藏语系族群在我国分布最广，人数最多。其中侗泰语族（亦称侗台语族或壮侗语族）又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族群，布依族即汉藏语系侗泰语族的主要民族之一。编著者认为布依族来源于古代“东夷”、“百越（粤）”、“南粤”、“蛮夷”、“西南夷”等，既然承认他们是原始汉藏语系族群的分支，研究布依族传统宗教经典《摩经》就不能将南、北文化截然分开，更不能将南、北文化对立起来。古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水稻文化、竹文化、鸟文化、青铜文化等即为布依族传统宗教经典《摩经》的文化之源，甚至黄河流域旱地粟作农业中的鸟文化、蛙文化、鱼文化也可以在布依族《摩经》中得以传承。例如，布依族《摩经》中有《祭山经》、《祭水经》，汉族则有《山海经》或《山经、海经》，这种类型对应不是偶然的，当是汉藏语系族群先祖的文化传承。《摩经·祭山经》认为“越人（布依族先祖）、汉人、苗人”与“龙神根源”，都来源于创造人类的祖神——“燕鸟（玄鸟、凤凰）王神”，此即诸民族同源观与山神崇拜礼仪的记载； “越人（侗泰语族，亦称侗台语族、壮侗语族）、汉人、苗瑶人”同为汉藏语系族群， “龙神、燕鸟（玄鸟、凤凰）”亦同为汉藏语系族群的主要文化符号，这是中华汉藏系族群同源的《摩经》历史文献依据。其与《山海经》、《楚辞》、《国语》、《左传》、《尚书》、《史记·封禅书》、《礼记·祭法》等相关记载和考古成果相吻合，说明了《摩经》中“燕鸟（玄鸟、凤凰）”图腾信仰与山神崇拜的密切关系，道出了《摩经·祭山经》历史文化之久远。其他如对“树文化”、“燕鸟文化”、“大竹文化”、“青铜文化”、“语言、文学、艺术”等《摩经》文化的深入考证，亦充分地体现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共性与布依族文化个性特征，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由此，编著者提出：“研究我国任何民族文化，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不能将南北文化截然分开，更不能将南北文化对立起来，否则民族传统文化就可能成为文化的孤岛……我们提倡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研究各民族传统文化，注重文化共性与个性并存，这既能提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水平，也能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认同感，从而增强国家、民族凝聚力。”这一方法论和学术观点的提出是很有价值的。

本书是一部颇具原创性的深刻著作。它把现代性追溯到中世纪晚期，认为从唯名论革命开始的西方神学传统的内部张力是现代形而上学、科学、政治、宗教哲学、人类学、虚无主义等等的真正发端，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和现代思想分别对应着把人、神、自然置于存在者领域的优先地位。通过深入探讨奥卡姆、彼特拉克、路德、笛卡儿、霍布斯等人的思想及其内部争论，本书表明，要想化解现代性危机，必须首先理解现代性是如何起源的，现代性并非如传统看法所说是用理性战胜了宗教迷信，而是源于提出一种新的融贯的形而上学或神学的一系列尝试．本书能够大大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现代性和目前的哲学、科学、政治、文化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