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一百句系列”小书，选取古今中外经典中最精彩的隽语“一百句”，由著名学者、教授进行精妙解读，随处显露出现代人的智慧。 《圣经》是一部浩瀚而宏伟的书籍。本书从《圣经》中选取最具警策意义、最接近今日生活的“百句”，加以引申，化专深的学问为通俗的语言，便于普通读者了解、掌握和领悟经典所包含的社会哲学意义，感悟现实人生。给繁忙而有为的读者提供了一个精华的选本，同时也为读者深入思考人生指引一条门径。

第三个千年来临之际，天主教亦进入到一个充分准备了自己的全新的时期。如何回应历史沉积引发的人类社会在第三个千年的突跃，成为人类思考的胶合点。人类进入新千年的庆祝是以面对社会应接不暇的变革，日可登天的腾飞，天翻地覆的生活转型，复杂多元的意识思考为礼花和装饰而进行的。由此而引发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以关注人类自身命运为其主旨的宗教，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类应如何应对并不断获得提升。天主教作为基督宗教中最具广泛性和古老性的宗派，首当其冲，审时度势，试图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找到平衡的支撑点。这种努力引发了进入新千年前的六十年代的天主教的全面革新。虽然这种革新为天主教甚或整个基督宗教与现代社会的沟通和交流打开了一扇新门，然而毕竟仅仅是蜻蜓点水，深入的思考由此才刚刚开始。

《东方解》是迄今第一本从生命层次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书，第一次解透圣经中上帝未曾明言的秘密。中国学者第一次以解圣经预测人类马上要进入的新文明。《圣经东方解：新约》为人类未来的文化方向之发展做了有益的前瞻性探索，堪称中文版《与神对话》。《圣经·新约》共27卷，260章，包括《福音书》4卷，《使徒书信》21卷，还有《使徒行传》和《启示录》各卷。《圣经东方解：新约》依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0年出版的新标准修订版简化字和合本所标示的章节号逐段阐解了《圣经·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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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基督教世界有过一场伟大的属灵复兴，而在那场运动中产生的如怀特菲尔德、约翰·卫斯理等领袖人物已经成为教会历史上的中流砥柱。　《英国复兴领袖传》以人物传记体的形式来介绍那个复兴时代的面貌，书中除了记载怀特菲尔德、卫斯理这两位世人熟知的复兴领袖，还介绍了罗曼、罗兰斯、格里姆肖、贝里齐、维恩、托普雷迪、赫维、沃克、弗莱彻这九位对于当时信仰复兴作出功勋成就的著名牧师，许多人的名字对于我们来说是第一次听见。这十一位巨人彼此呼应配搭，共同组成了一支复兴的军队，正如书中在谈到他们时说：“怀特腓尔德和卫斯理是属灵大军中的骑兵，在全国各处上下巡游。格理姆肖是一位步兵，他的总部在豪渥斯，从来不曾远离本部。与此同时，罗曼是一位重炮兵司令，在一座大都市的中心位置身居要塞，很少在城墙以外活动。然而这四个人都是神手中成就大事的大能工具；没有一个人是无足轻重的，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战线上大大效忠。”所以，在本书中，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那个复兴年代，从繁华的伦敦都市到偏远的边陲小镇，从劳苦担重担的矿工到没有盼望也没有上帝的农民，几乎每一个地点，每一批人群都被宗教复兴的浪潮所卷动。我们因此也看到，十八世纪的英格兰，原来国力衰微，政治、经济腐败，信仰、道德都处在极大的黑暗当中，而通过这一场伟大的信仰复兴运动，整个国家都被震撼，从而改变了这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使英国在十九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本书在记述这些复兴领袖时，不仅简要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和传道事迹，也着重地从一个比较公允的角度对他们侍奉的风格，生活的方式，以及卓越的品格和缺点都作出了评价，由于作者引用了大量第一手的传主资料、讲道稿，使我们能够除去历史和宗派的迷雾，对他们有了更加客观和全面的认识。　本书的作者是英国著名的主教J.C.Ryle，他在1837年在教会听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讲解时他经历了福音的大能而改宗归信基督，从1841年起，在英国圣公会从事了廿五年的牧会工作。 莱尔主教是一位优秀的圣经释经家和作家，他继承十七世纪伟大的清教徒传统，持守圣经的至高权威。他包括本书在内的作品受到斯托德等大家的推崇。莱尔也是大能的讲道者和忠信的牧者，司布真认为他是“英国国教中的杰出人物”。　《英国复兴领袖传》的副标题原为“The Christian Leaders of Last Century”，本书大部分内容是在1866到1867年间英格兰一份著名的刊物上刊登的，莱尔在1869年整理成书，本书可以说是对18世纪那场伟大属灵复兴以及那一批信仰巨人的一份最好的缅怀，而今天，当我们阅读莱尔主教一百多年前的这部作品时，教会历史上伟大的一幕也仿佛就在眼前。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人奠定了整个西方文学传统的基础。无论是历史学、哲学、伦理学、自然科学、文学、宗教学或法学，古代的作者似乎已经淋漓尽致地谈论了所有的问题，并且留下了大量的著作给后人参考。这些著作主要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写的。在汉语学术界中，关于古希腊罗马文学的著作不多，很少有著作提供原文或原文的翻译。因此，我决定编写一部小辞典来介绍一些著名的作者的重要著作和其中的一些“名言”，就是一些重要的格言警句。《古希腊罗马及教父时期名著名言辞典（希腊拉丁英汉语并列）》从一些具体的警句来入手，一步一步地认识这些文化巨人的原作和他们的思想。出于《圣经》对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在附录中也加上了《旧约》和《新约》中的一些重要的语句。这本小辞典是为学习拉丁语和古希腊语的学生而写的。

理解宗教，既是一种内在心灵的体悟，又需要对不同人群的灵性经验加以比较，由此方得宗教的精髓和真谛。作为一个基督教思想家，谢扶雅在持守其信仰本真的同时，亦对其西方传统有着批判性审视。而作为一位中国宗教思想家，他更注重东方宗教思想及其可能与基督教发生的碰撞或沟通。 这部著作既有对谢扶雅本人的宗教哲学思想和神学思想之系统阐述，也有唐博士自己的评论及反思，从而深化了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讨论。在20世纪中国基督教思想的发展中，赵紫宸、吴雷川、王治心、谢扶雅等人的神学思想尤其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全球责任与基督信仰》是保罗·尼特的一部重要论著。它重点考察了他提出的相互关联的和全球负责的宗教对话模式及其运用于若干领域的合适性。在这《全球责任与基督信仰》中他反对传统的神学观，认为基督教必须和其他宗教对话，必须修改基督教自身的神学模式。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相互关联的和全球负责的基督论、教会论、传道论，认为基督教需要进一步修正它对待其它宗教的方式，各个宗教需要为解决人类共同的难题而携手合作。

明清之际，在地理条件优越、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天主教传播较为广泛。明朝万历年问传教士来华最早建造教堂的四个城市中就有南京。至明朝末年，传教士在江南所建教堂数目位于全国前列。清顺治朝开始，传教士逐渐把传教重心转移至京城，拥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多集中于北京，但江南仍是除北京外传教士主要的传教区域之一。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容教敕令”颁布后，江南教堂数量迅速增加。雍正、乾隆中国禁教时期，大批传教士被驱除出境，而江南因河道众多，便于隐匿，仍有不少中西传教士在此进行传教活动。由于江南在中国传教史上地位重要，故本书以这一地区作为研究的主要范围，对天主教在该区域的传播分时段做一详细考察。因评价传教成效的主要指标就是教堂的多少和信众的多寡，因此本研究详细分析了平民信徒和女性信徒这两个互有交叉却又不相统属的奉教群体，以求更全面地了解明清时期天主教在华传播及影响。本书由导言、正文（分为五章）、结语和附录四个部分组成。导言部分，概述了选题的切入点、前人研究状况、创新之处等。第一章论述了明末天主教在江南的传播情形。被誉为近代来华传教先驱的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神父，采取适应中国情形的传教策略，为其后来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明朝末年天主教在华拥有的教堂，已分布于今北京、山西、陕西等省份，江南地区更是成为传教士在华的主要传教区域。第二章探讨了顺治、康熙时期江南天主教的发展状况。在顺治朝，皇帝对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神父的恩宠，客观上为天主教在华传播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江南地区的教堂和教徒数目均有所增加。在康熙朝，皇帝对待天主教的态度有一个从严到宽、再从宽到严的过程。康熙帝态度的变化，对天主教在华传播造成了一定影响。特别是康熙晚年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为雍正、乾隆朝全面禁教之肇始。第三章论述了雍正、乾隆禁教时期江南天主教的发展情况。雍正即位以后，下令将京城之外的传教士一律驱往澳门，各地教堂或拆毁或改作他用，江南教堂也难逃此运。乾隆即位后，承袭雍正帝的禁教措施，各地相继发生教案。江南传教区在两次教案的打击下，元气大伤。但在乾隆朝的禁教政策之下，仍有不少传教士在江南偷偷传教。第四章就平民信教做了探讨。当时构成信教主体的是广大平民百姓，本章对平民信教的原因、传教士传教的方式等做了详细分析，同时对当时仇教者指责的“传教士以金钱收买小民”一说进行了辨析。最后选取为学界研究所忽视的江南传道员何世贞作了个案研究。第五章论及女性信徒。以“招万民为徒”作为目标的传教士发现，向中国妇女传教困难较多，但当时还是有不少妇女信奉天主教，甚至还出现了发誓终身不嫁，一心侍奉天主的童贞女。在江南，更有天主教三大“女柱石”，为传教事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本章对这些情况做了较详尽的分析。本研究认为，任何一种外来宗教的存在，必须以不危及统治者的利益为前提，以适应本土文化为策略。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采取了适应中国情形的传教方法，获得了较大成功。但罗马教廷下令禁止中国信徒“祭祖”、“敬孔”，割裂了中国人对先祖、对孔子的尊敬之情，背离了中国传统思想，导致天主教在华被禁。当时，士绅阶层真正领洗人教的人数并不多，构成信教主体的是广大平民百姓，女性信徒也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从这些被忽视的弱势群体人手，无疑对研究明清之际天主教的在华传播情形及影响有一定帮助。

《圣经》具有神学、历史、文学三重性质，是影响近代中国的一百部重要译著之一。圣经汉译活动肇始于唐代，活跃于明清之际，兴旺于清末民初，迄今延续不断，经历了西人（来华传教士、汉学家）主译、西人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中国翻译家独立翻译三次翻译主体的变换，采用过文言、浅文言、官话、现代汉语四种语体，出版过摘译本、单册本、多册本和全译本。以严复翻译《马可福音》片断为标志，圣经汉译呈现文学化的趋向；以李荣芳用“骚体”翻译《耶利米哀歌》、启用“亚卫”神名译法为标志，圣经汉译出现了多元化局面。中国诗学传统对中国文学翻译家的圣经诗歌翻译具有强大制约作用，中国文人读经传统和现代中国文学认知环境对《圣经》的文学性阐释和接受发挥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