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内容包括：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论天主教与新教的怀疑论者、正派人、自由与学院、宗教与道德等。

《查尔斯·伯朗特先生文集》为查尔斯·伯朗特先生文集，收录了其出版的六本著作的内容，针对其督教信仰与人类理性，人类死后的灵魂的观念，偶像学科，异教学科等方面做出了细致的阐述。

《人子耶稣》讲述的不是《新约》中记载的耶稣，丽是《新约》中来曾提到的耶稣。福音书作者对那段“失考的日子”缄口不畜，丽这段日子从耶稣的12岁一直延续到30岁。反复掂量之后，我发现《圣经》中失于记载的不只是一个耶稣。一个最重要、最关键的耶稣应该被复原。对我来说，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精神状态。耶稣与上帝合一，是一个精神历程。从佛陀和古代印度圣扣的角度来看，耶稣完成了觉悟。一个有潜力成为救世主的年轻人，发现了自己的潜力。并学会了实现自己的潜力。这才是我真正的主题。

玛里琳·邓恩所著的《修道主义的兴起（从沙漠教父到中世纪早期）》追溯了从沙漠教父到中世纪早期，亦即4世纪到7世纪基督教修道主义的发展轨迹，考察了基督教修道主义的兴起及其在西方的发展演化。《修道主义的兴起（从沙漠教父到中世纪早期）》还详细研究了基督教修道主义在社团组织、修道规程、禁欲苦修、男女性别、地理区域等方面所呈现的不同特征。

陈驯编著的《当代中国的基督教神学方法》是一本研究基督教神学在当代中国的著作，意在理解当代中国在全球化影响下的基督教处境神学出路，特别尝试寻求用一些神学的方法去建构中国基督教神学。 全书以当代中国在全球化影响下的基督教处境神学为立足点，探讨全球化与处境化对人类历史进程发展的影响，寻求建构中国基督教神学的方法。

托马斯．伍尔斯顿（了homasWoolston，1668—1733）是英国自然神论者。他的主要工作是考察如何用《圣经》所记载的耶稣的奇迹来证明耶稣的弥赛亚身份。在他看来，耶稣的字面意义上的奇迹故事隐含着荒谬的、不可能的和难以置信的内容，它们并不是弥赛亚的真正奇迹，也不是耶稣建立基督宗教的神圣权威的良好证明。因此，如果要用奇迹证明耶稣的弥赛亚身份，那就应该用寓意解释他的那些字面意义上的奇迹故事，这些故事只是以预言和比？的方式描述了耶稣将神秘地、神奇地完成的事情，他在“肉身”上施行的奇迹只是象征和寓指他在“灵性”上施行的奇迹。伍尔斯顿还频繁引用他所精通的教父们的权威著述来佐证他的观点。尽管如此，他的这些主张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他自己也成了遭受最多毁誉的自然神沦者。但是他本人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不断回击那些指责他是异教徒和渎神者的人。

对于《基督教文化学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神学”并不是一个新主题。在已经出版的23辑中，除散见的相关论文外，至少有两辑的主题与此密切相关，它们分别为《选择穷人》（第16辑，2006年秋季号）和《批判理论与神学》（第22辑，2009年秋季号）。其实，如该两辑编者已经指出的，“选择穷人”与“批判理论”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神学的两个关联所在，或者说根本就是一种关联的两个向度。一方面，“神学家们通常认为，‘选择穷人’的观念来自解放神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结合，却始终可以在基督教信仰和社会教义中找到依据。”另一方面，“批判理论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一支，【虽然】积极于抵抗历史现实中的种种宰制状况，……【但其】本身甚至可以【被】视为一种‘隐蔽神学’或神学的世俗化形态。”

《基督教与精神分析学：西方文化的一种理解》从研究人出发，借助了历史发展的视野，又汲取了基督教、心理学和文学的各种材料，力图较为立体地研究人和说明人的一种尝试。试图从历史学、心理学和文学等综合角度，来把握人、说明人所进行的努力。他在《基督教与精神分析学：西方文化的一种理解》中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基督教与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来龙去脉，但又不仅仅是从现代心理学的单一视角出发，而是试图做到视野宽阔一些，角度丰富一些。《基督教与精神分析学：西方文化的一种理解》不是一部单纯地谈论基督教与精神分析学关系的著作，而是一部谈论人类精神发展的著作。

本书乃著者在南京大学文学院优秀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通过梳理鲁迅与基督教文化的事实联系与“价值关系”，探讨基督教文化如何在精神层面上影响了鲁迅的思想和创作，提出鲁迅最深的精神资源不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不是启蒙思想的人道主义，而是“希伯来精神”影响下的“个”的精神和“幽暗意识”这一重要观点。鲁迅对《圣经》经典及摩西、耶利米、耶稣等人物都很熟悉，他与某些基督教作家更是心心相印。他先后与天主教神父清水安三和基督徒内？完造结下深厚友谊，他与内山完造间关于信仰问题的探讨，都可证基督教文化对他有某种强烈吸引力。他秉承“用宗教发起信心”说，力求发挥“正信”，反对“无特操”，也深受章太炎“疯癫和神经质”精神之“传染”，形成某种带有宗教性的人格类型。相对于信仰内容，他更关注信仰形式，或纯粹的信仰精神。正是在这点上，鲁迅与克尔凯郭尔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共振。鲁迅一生数次购买过不同版本的《圣经》，对中文和合译本更是推重。鲁迅对《圣经》的语言观和旷野意象别有会心。《圣经》中耶稣的形？在他笔下反复出现，耶稣受难更成为他关注的重点，先后提及十次之多。鲁迅把耶稣被钉十架之事看成是“胜利”而非“失败”，从而成功地在“看与被看”的模式中塑造出与庸众对立的先知形象，刻画出跟“精神胜利法”对立的、通过精神苦斗张扬生命意志的人格类型。构成鲁迅思想枢轴的两个方面，即“主观之内面精神”和“改造国民性”，与基督教文化关联密切。鲁迅深受尼采和传教士斯密斯的影响，此二人与基督教渊源甚深，经由二人的中转，鲁迅的某些观念更可溯源至基督教？化。尼采给鲁迅带来“个”的观念，而伊藤虎丸认为这正是基督教文化的精髓。跟尼采不同，鲁迅认为“个”的觉醒最终应传递出去，达致国民一同觉醒，此即“改造国民性”思想。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固然得益于梁启超、严复和章太炎等人，但最根本上却受斯密斯《中国人的素质》从内容到视角的双重影响。

在德国，十九世纪宗教与哲学都经历了最深刻的发展和变革。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对于十九世纪德国宗教与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是从黑格尔向马克思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是西方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一部转折性著作。在由它颠覆的西方传统基督教神学神圣世界的废墟上，现代神学、人类学、宗教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现代思想逐步生成。由此，我们梳理西方思想文化的逻辑演进不应忽视这部重要的先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