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意义上的死就是所拥有的生命不再是恩赐，而是命令。没有谁能够避开这一命令，哪怕他通过自我选择的死亡也避不开它，因为死本身便是处在生命命令之下的。死就是必须生。它刺激着我们的自然思维。死并非解放、得救、终极的逃遁方式；遁入死亡毋害说是遁入最可怕的生的苦役。作为命令的生命之不可避免性——这便是对死的认识。创造者要求他的创世应顺从地肯定和继续他的作品本身；他要求被创造者应有生命并继续创造生命。有生命者区别于死者之处在于，它自己有能力创造生命。创造者给予他的作品这种能力，使它有生命。自由在《圣经》中并非人为了自己而拥有的东西，而是人为了他人而拥有的东西。没有什么人自身便是自由的，像他自身具有音乐天赋，聪慧或者失明那样。自由并非人的品质，并非一种深藏于他的身上而以某种方式跃动的动力、资质、秉性。谁如果探求一个人身上的自由，他将一无所获。为什么？因为自由并不是一种可以发现的品质，它不是财产，不是现成的东西、具体的宠物，也不是现成的东西之形成，而是一种关系，绝非其他！它是二者之间的一种关系。

《选择穷人：基督教文化学刊（第16辑）（2006秋）》“选择穷人”（option for the poor）之谓，见于多纳·多尔（DonalDorr）出版于1983年、又于1992年修订和扩充的一本同名书。从当时的角度看，“选择穷人”的概念似乎是“几年前刚刚出现的”；但是除去宗教改革时代的“唯信得救”（salvation through faith alone）之外，它已经成为一个“最富争议的宗教术语”。按照多纳·多尔的描述：“我们生活在一个分成阶层的社会中，某些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结构，维持着……对于民众的统治。这些结构通过主要由中产阶级任职的机构和部门来运作，……无论他们个人的品德和价值如何，……他们都会由于自己的工作而助长社会结构的不公正。”如是观之，“不公正”几乎是必然的；而“选择穷人”则正是“对社会结构之不公正的回答”。

《末世与盼望》第一章是研究方法的思索；第二章重构帖城信众的背景及身份；第三至六章述说帖撒罗尼迦书信的文学修辞阅读法。在这些篇章中，我致力于表达自己对经文的看法，至于学派评论家的意见，我只收录在注脚中。注脚力求精简，主要让有兴趣深入探讨的读者参考。第七及八章集中讨论书信的神学和文学，以及两书的异同。第九章以书信的信息谈论缠绕人心的千禧年末恐惧，并处理新纪元运动的意识形态。第九章是末世神学与近代千禧年运动。第十章是《末世与盼望》的主题信息之总论：末世与盼望。《末世与盼望》对保罗的末世神学的研究是建立在帖城的政教文化处境以及现代的千禧年运动的挑战上的。笔者深信保罗神学的独特点不在于启示历史的时间进程，而在于以将来诠释现在、以盼望诠释苦难、以主再来诠释罪恶。简单地说，保罗呈现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历史观，说明历史是在神的主权和恩典下运行。信、望、爱永远长存，其中最大的是望！——至少对我们这群跨越两个世纪以及千年门槛的人来说是如此。

《圣经》是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圣书，对西方人的精神和文化影响深远。《圣经故事》一书叙述的便是《圣经》中的故事，分《旧约》和《新约》两部分。其中《旧约》讲述了创世之初，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以及他们的后人如何形成以色列民族，并在“上帝应许之地”建立和发展自己的王国等故事。《新约》讲述了基督耶稣的诞生、传播上帝福音和被犹大出卖并被处死以及使徒们传教等故事。《圣经》是世界上流传范围最广，对人类影响最大、在全球发行量最多的一部书。它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圣经故事（第2版）》是根据《圣经》原著编写而成，包括“旧约”和“新约”两部分，以优美的语言、浅显的故事形式向读者全面展示了《圣经》中的内容精华：开创世纪、挪亚方舟、摩西出生、耶稣降生、耶路撒冷、最后晚餐、耶稣受难。

本课题试图通过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的考察，进一步理解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的丰富性，以及莎士比亚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本课题的主要内容与观点如下： 第一，从发生学角度，挖掘莎士比亚戏剧中具有基督教意识，莎士比亚人文主义中具有基督教文化内涵的根源。其一，莎士比亚创作的语境与基督教文化紧密相连。在莎士比亚时代，以知识与理性为特征的人文主义运动，和以信仰与救赎为特征的宗教改革运动同在。一方面是人性的解放与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另一方面，基督教的自然观、历史观与伦理道德观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在英国，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以宗教改革的形式出现的，更与基督教文化有一种割舍不断的联系。在作为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审美观照的莎士比亚戏剧中，具有基督教意识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其二，莎士比亚所受的基督教文化教育与熏陶，已经内化为一种无意识，影响着他的思想构成。作为基督教教会的叛臣贼子，莎士比亚心仪人文主义思想，但作为一种经验和感觉结构的基督教文化，又以掩蔽的形式构成着他的主体性。所以，基督教文化内涵在不自觉中成为了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的构成因子。其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化本身就是在基督教文化的母体中孕育而成的，尽管它是在对基督教的反动中孕育而成的，与基督教具有本质差异性，但也注入了基督教文化的血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化有不同的呈现形态——意大利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蒙田式怀疑论人文主义等，但无论何种呈现形态的人文主义，都与基督教文化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作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集大成的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相比其他呈现形态的人文主义，其深刻与伟大主要体现在对人的理解上，而不是在与传统文化的决绝上。他继承和发展了基督教文化中的超越性，来遏止因人的解放而带来的自我膨胀与人欲泛滥。由于上述原因，莎士比亚戏剧中具有基督教意识，基督教文化构成了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向度。第二，在跨学科的视阈中，从影响比较的角度考察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基督教意识与莎士比亚人文主义中的基督教文化内涵。由于基督教文化以一种感觉经验构成了莎士比亚的主体性，所以它如同水中盐一样，溶入在其戏剧的方方面面。西方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考据工作，具有极高的文献学价值，但在整体性归纳上显得不够，所以本课题从对人的本质认识、生存方式的选择、存在意义的理解三个层面切入进行考察。在对人的本质认识上，基督教认为人的本质是原罪，而原罪源于人与自己、与他人、与万物，特别是与上帝关系的断裂，而这各种关系断裂的根源又在于人的自由意志。基督教认为自由意志带来了原罪，使人成了罪恶的存在、有限的存在，所以人的处境注定是悲剧性的。在莎士比亚戏剧中，也体现出与基督教相一致的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即认为人的本质中充满罪恶，人是有限的、悲剧性的存在。而人的本质中的罪恶，人存在的有限性又源于入的自由意志。在前期的喜剧与历史剧中，它体现为因人的自由意志而带来了各种非道德化色彩。在中期的悲剧创作中，莎士比亚将悲剧形成的最根本原因归结为人的自由意志所带来的恶。在生存方式的选择上，莎士比亚戏剧明显体现出对基督教文化的眷恋，具体呈现为对人文主义理想的虚幻性憧憬，浓厚的原罪感、受难意识、忏悔意识，以及对超验意义层面上的宽恕、仁慈、博爱等人道主义精神的推崇，对以神创论为基础的君权神授观念的强调等。在对人的存在意义的理解上，莎士比亚悲剧表明，人的存在正是在对悲剧性处境的抗拒中走向对形而上终极意义的呼唤，使入的有限性得以超越与提升。第三，既然莎士比亚戏剧中渗透着基督教意识，莎士比亚人文主义中包含着基督教文化内涵，是否可以说莎士比亚戏剧就是基督教戏剧呢？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将人文主义看作与基督教完全对立的思想体系与文化体系，从而否定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基督教意识，否认莎士比亚人文主义中的基督教文化内涵。二是将莎士比亚戏剧理解为基督教戏剧，尤其是将莎士比亚悲剧看作基督教悲剧。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前者是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简单化的结果，是文化断裂论的产物；后者没有看到莎士比亚人文主义与基督教文化在本质上的差异性，抹杀了莎士比亚的伟大与深刻。本课题仍然从上述三个层面切入，考察莎士比亚人文主义与基督教文化的本质不同。　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上，尽管它们都认为人的本质中充满罪恶，都认为人是有限的存在，都认为罪恶与人的有限性是人的自由意志作用的结果，但在本体论上却存在根本差异。基督教将人的有限归结为原罪，即违背上帝旨意的结果，体现的是神芋本体论。向尽管莎士比亚戏剧中也有天命与神意的观念，但它将罪恶形成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人的自由意志作用的结果，体现的是人学本体论。在生存方式的选择上，尽管基督教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人的理性作用，认为理性可以使人用善的意志制约恶的意志，但它是有条件的，即遵守上帝的契约，是以上帝为本体的。莎士比亚戏剧尽管也体现出理性主义拯救的有限与自我拯救的无望，体现出对基督教生存方式的眷恋，但它始终没有明确地表达皈依基督教信仰的观念。在对人的存在意义的理解上，尽管基督教也强调主体对悲剧性命运的拒绝与超越，但救赎毕竟是神恩。即基督教所体现的是对上帝本体论的依恋，受难与牺牲只是证明上帝作为绝对超验存在的方式。而莎士比亚戏剧尽管也表现出对超验存在的渴望，但它并不是通过主体的理性作用导向基督教信仰，而是对人的精神本质的超越性理解。第四，莎士比亚戏剧在思想内涵上汲取了基督教文化精华的同时，在艺术形式上也继承了基督教经典圣经的艺术精华。它除了套用基督教仪式，借鉴基督教圣经中的意象、母题、典故等外，其中还暗藏着一条潜宗教结构— —圣经结构。同时，莎士比亚戏剧继承了基督教神秘主义，将其发展成为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神秘主义融合的巴洛克艺术风格。莎士比亚戏剧精湛完美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是莎士比亚创造性的产物，但与继承基督教文化艺术的精髓也是分不开的。

圣经，是神启之书，是书中之书。圣经的历史，是西方精神史的源头之一。阅读圣经，是理解人类生存全部奥秘的智慧所在。本书编者精选圣经中两百多个重要主题，来自不同背景、不同专长的10 位华人顶级学者参与撰写，涵盖了圣经的历史和文化、语言和地理、神迹和人物。全书系统全面、论述精准、深入浅出，既适合对圣经有兴趣的一般读者使用，亦可作为学者或学生的参考书。

这部演讲录《在天国与尘世之间》与我的另一部演讲录《在上帝与牛顿之间》可以称为姐妹篇。在那本演讲录中，我主要对与基督教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讲解；而在这本演讲录中，我则对基督教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这两部演讲录，一部侧重于理论，一部侧重于历史，二者相映成趣，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基督教与西方文化。收入这本小册子中的几个演讲，分别是我在东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和南华工商学院等学校所做，这些演讲在内容上具有连贯性，刚好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这些讲座，我们可以了解西方文化是如何从痴迷于天国理想，转向了人间幸福。为了把这些讲座的录音资料转换成文字，东南大学的陈怡教授、陆挺先生，以及西南政法大学的赵明教授和他的一些研究生们付出了大量心血。对于他们的辛勤劳动，我深表感谢。在上述各位老师和同学所记录的文字稿的基础之上，我做了一些修改、润色工作。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其实是很花工夫的。由于我在演讲时从来都不用讲稿，全凭脑子里所记的东西临场发挥；再加上我是一个多血质、浪漫型的人，演讲的时候语速极快，一场演讲下来所录出的文字往往要比别人用正常语速所讲的内容多上一倍，所以在事后整理文字稿时就格外费劲。在整理的过程中，我几乎对每一篇演讲稿都从头至尾重新进行了梳理和改写，这项工作花去了我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所以，当全部的整理工作终于完成时，我内心所感受到的欣喜之情丝毫也不逊色于撰写了一部学术专著。当然，在修改文稿的过程中，我极力保持一种演讲的风格，所以这本小册子读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虽然它所涉及的内容并不是一些很轻松的东西。

本书中论及到西方文化中的一些较为深刻的问题，由六个篇幅较大的演讲和一个附录组成，这些演讲都是作者在国内一些大学的讲坛上所做的学术演讲，它们带有较强的专业性色彩，但是所涉及的问题却具有普遍意义。 2006年11月，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作者的第一部演讲集，书中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所做的五次演讲，以及我在国内几所大学和城市讲坛所做的五次演讲，书名叫做《赵林谈文明冲突与文化演进》。这本书出版以后，比较畅销，一个月的时间里印刷了四次。

本书将运用多层次的圣经评断学方法，如历史评断学、文学评断学、形式评断学、社会学评断学、编修评断学等，尤其倚重传统史方法和正典评断学，以以色列思想史为基本维度，分析希伯来圣经中蕴含着的文本与群体、群体与群体、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丰富而复杂的关系，展现其中的文学、史学与神学世界。希伯宋圣经的研究是一个海洋。如果没有各方师友的帮助与鼓励，笔者无法完成此书的写作。北京大学杨适先生是作者的授业恩师，他把作者引进了圣经研究的大门，教给了作者至为宝贵的治学理念和方法。作者工作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为作者多次境外访学提供了方便。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提供的研究机会，使作者得习圣经希伯来语，真正地见识到希伯来传统的精妙世界。与林雅各（JamesRimbach）教授每周二次的希伯来原典阅读，使作者初次得尝肉身被圣言击穿的震憾。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的孟振华先生在本书初稿完成后，对本书部分章节的阅读和改。感谢关迪同学为本书封面所做的修改。虽然经过多位师友的帮助，在本书完成之际，尤为惶恐。希伯来圣经的研究，如同一片布满地雷的荒野，亦如一个由众多禁忌和规则组成的仪式场景，一个不慎的表达甚至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深知才疏学浅，书中纰误必然不少，期待着各方贤士的批评指正。

修辞学是一种沟通技巧，而沟通牵涉思想、语言、表达、意义、诠释等复杂关系。沟通活动、语言运用、思想表达、意义探知都是人类基本的生存本能，而修辞学也存在各文化中。中国的修辞学不像西方古典修辞学那样有系统和完整的著作与理论；中国的修辞传统是因政治、思想以及社会问题而衍生的。中国传统的修辞学较偏重局部的研究，而且多数以文学修辞为本。“修辞”二字在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出现，而这本书其实是一部有关文章作法和文学批评的书。要到宋朝，陈骏的《文则》才算是一本修辞学专著，而元朝王构的《修辞鉴衡》则是第一本以“修辞”定名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