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学术》历来重视圣经研究。《基督教学术（第十二辑）》收录有关旧约和新约的文章各一篇。有关旧约的一篇是谈圣经“海怪”与中国“龙”的区别；这个象征符号的翻译不仅涉及文化史的考证，而且涉及对中西文化的态度。有关新约的一篇谈“安提阿”事件；这是早期基督教传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作者深入辨析了有关这个问题在释经史上各派的观点。基督教的神学和哲学的观点是与其人生观和伦理观结合在一起的。有关罪与自由的问题，从奥古斯丁到海德格尔，一直在讨论。世界究竟是否空无，人生究竟有无意义，生命的权利究竟属于上帝还是每个人自己，关系到对我们对生死的态度。

《荒漠甘泉（灵修笔记版）》是一部以丰富的内涵、感人的故事、精湛的意蕴取胜的心灵典籍和领悟，它传达了坚定的信仰和生命的智慧，给人带来美好启示和心灵慰藉，让生活照荒漠中的现代人品尝到甘泉的甜美与清凉。其经久不衰的魅力和不同凡响的赞誉，捕获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成为畅销世界的不朽名著。
　　该书字出版以来，在世界各地已被翻译成21种文字，全球销量已经超过千万册。

《基督教神学发展史》（全三册）包含：基督教神学发展史（一）初期教会、基督教神学发展史（二）中世纪教会、基督教神学发展史（三）改教运动前后初期教会的探讨是神学发展史的必修课程，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或东正教，均以教父神学作为重要的教义论据。作者在本书中把教会历史的文献资料加以综合分析，同时参考近代西方著名学者的作品，将初期教会的神学发展经过，以导论的形式，向读者介绍。罗马帝国于五世纪衰亡之后，东西方教会分道扬镖，它们除了在语言、文化传统、风俗礼节上都有所不同外，在神哲学上的发展也各具特色。本书是一部神学综览，主要探讨西方教会神学在七世纪至十四世纪中叶的变迁。《基督教神学发展史》（全三册）探讨十六世纪改教运动前后的神学动态。改教运动的神学一方面接续中世纪的经院主义，舍短取长；另一方面改弦易辙，更新变化。

《不同寻常的礼貌：基督徒怎样在失礼的世界中保持文明礼貌》主要内容包括：在上帝面前说话文明地说话的重要性，敞开心扉文明态度的重要性，属灵的根基，多元主义有什么益处，如何在性方面保持文明，来自其它宗教的挑战等。

李晓晨博士的《近代河北乡村天主教会研究》是一部较全面系统研究近代河北乡村天主教会的著作。作者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探索乡村教会发展，揭示天主教对中国社会形成的客观影响，使这部论著具有颇高的学术价值。

《现代天主教百科全书》原书成书于美国，上智编译馆在编译此书时，又将有关中国天主教会的一些关键内容作为词条加入了《现代天主教百科全书》。《现代天主教百科全书》涉及的知识面广泛，内容简洁，易于参阅，希望对读者有所助益。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历史与信仰：个人的探询》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商务印书馆海外汉学书系：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是法国汉学大家谢和耐的专著，由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耿昇翻译。西学东渐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光谱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明清之际基督教的传入可以说是西学东渐的起源，《商务印书馆海外汉学书系：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正是对这一源头进行追溯的思想史专著。《商务印书馆海外汉学书系：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的特点在于，它并不去深究耶稣教会的中国基督教传播史，而是将视角转向中国人对这种外来宗教的反应，这是一个新鲜的领域。通过这一视角，作者力图探究一个更为宏大的命题：17世纪中国人的反应，表现出他们与西方人在人生观和世界观上的哪些基本差异？《商务印书馆海外汉学书系：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的可读性极强，作者并非单纯罗列中西方思想体系的区别，而是在着墨于历史中的吊诡细节后，再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错乱的历史细节后的思想成因。本书是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领域中极有价值的参考书目。

《乡村基督徒与儒家伦理：豫西李村教会个案研究》按照己一五伦一五伦之外的顺序，考察了李村普通村民与基督徒在自我、五伦内及五伦之外关系建构上的不同展示与表达。伦理的转型与自我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宗族的弱化、家庭结构的核心化，个体自我中心主义膨胀，传统时期作为继嗣续谱内的自我日益异化为无公德的原子式个体。在道德权威与道德舆论压力缺席之下，无公德的原子式个体，必然不断突破伦理底线，造成道德失范的局面。李村个案说明，村民孝道现状堪忧，儒家孝道伦理已在李村教堂区域内失去了基础，只是作为一种需要被激活的伦理之一处于潜伏状态。与非基督徒村民的普遍不孝行为相反，李村基督徒相对比较孝顺。在基督徒新自我以及分别为圣、与世人相区分的观念下，基督徒强调孝顺，但所践行的孝道伦理，却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充满悖论的事实是：乡村基督教恰恰充当了激活儒家孝道伦理的工具。基督教激活了儒家伦理，但同时也改变了儒家伦理。就五伦之外的伦理而言，儒家比较薄弱，而基督教则较为丰富。李村基督教领袖通过塑造魔鬼、开展属灵运动、分类治理、树立榜样等治理术，树立了基督徒群体的身份边界。基督教传人后，基于信仰而产生的“灵胞”之间的信任，甚至扩展至从未谋面的基督徒，信徒之间建立了超越五伦之外的新型人际关系。基督徒独特的群体身份促使其培养了博爱、怜悯与宽容精神，逐步改变着当地的某些社会交往规范。在传统“积德行善”的公共参与伦理之外，李村教会树立了新的公共参与伦理。李村教会对内可以促进合作习惯与公共精神之培养，对外可以促进国家意识之培养，可成为一定程度上富有公共性的社会组织。研究发现，基督徒新自我的确立是基督徒能够践履孝行、改变交往规范及从事公共参与的前提，而“分别为圣”“唯恐羞辱了耶稣的名”“做盐做光”则是基督徒践行伦理的动力。基督教并未像韦伯所言的那样全面塑造基督徒的生活，“区别于世人”“分别为圣”的逻辑只适用于李村基督徒孝道、“行善”式的公共参与行为，而并未延伸至计划生育、送礼等行为。在“区别于世人”“唯恐羞辱了耶稣的名”等基督教观念的影响下，李村基督徒与世人相区分的愿望及其指导下的行为，果真将基督徒塑造得与非信徒不一样，这种不同反而成为其自我的定位和群体身份标志。这样，在外人看来，基督徒在孝行、社会交往和公共参与方面确实与非信徒不一样，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