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张三丰先生丹道全书》以清·李西月编定的《张三丰先生全集》为底本重新编辑、校订，李本中有些扶之作已删除，有些李本未收录而传为张三丰作品的丹经予以收录。全集的内容编排或曰全书结构与原书完全不同，故曰“新编”。“新”主要体现在全书结构和对“道术篇”中既不指导实修的精典安排上。 全书分十三个部分：传记、道派、道论、训诰、语录、仙经、丹诀、道术、诗歌、古文、显迹、题赞、遗迹。

《何以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收录了其何以“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道教神仙信仰为例、道教生命哲学的现代化转型及其对当代人的启迪、汉魏两晋道教生命哲学的发生形成、南北朝隋唐五代道教生命哲学的分化发展、论早期全真道的文章。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对国人影响甚大。李刚教授对道教有着深厚的研究，对道教文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道学精粹：《上海道教》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选（套装上下册）》精选了刊登在《上海道教》上的108篇文章。作者以道教界领袖人物、学者和国内知名道教学者为主，也有部分海外学者。内容包括道教史研究，中国道教的现状及其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性文章，道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促进及其现代作用，道教在中国历史上对医药、天文、地理、科技等方面的贡献，道教人物、经典、教义、科仪、戒律、节日、风俗、养生、宫观、名山胜地的知识等。是了解道教文化、研究道教文化的重要资料。

道教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诠释意义，在过去是长期被忽略或低估的问题。这可能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面对近代命运中国人所进行的文化反思，对道教等传统文化所持的强烈贬斥态度，已在事实上延续成为一种近代式的历史观；二是由于上述的原因，近代以来道教在中国社会各领域所占有的文化比重迅速下降，其现实生存及发展空间因而受到严重制约；三是西方科学技术和医学的传播，对古老的道教神仙学说和医学养生方术等信仰体系构成强烈冲击，而其教内并未出现应激性的变革，未形成适应性新形态。因此，道教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主流中并未占据地位，未能成为社会主体人群的生活方式及其意义诉求的方式。事实上，这些问题强烈地制约着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文化解释学的合理性，加之一些西化、崇儒、信佛之近代学者的排斥甚至谩骂，使道教在中国历史观察研究中的诠释意义，一直未获正视。这使许多人至今心存疑问：历史上的道教，对于中国历史和国人的内在世界、对于中国传统生活方式意味着什么？在整个文明机体中所占空间及携带的能量究竟如何？由于上述问题，要回答和理解这些问题所指向的历史事实，对于今人而言，已是艰巨之事。

道教美术史是宗教、历史与艺术的交叉点，它所关注的直接对象是道教活动中固态的视觉材料，包括绘画、雕塑、工艺器物、服饰、建筑、书法等形式。透过这些材料所链接的当然是与道教有关的历史文化，包括人物的活动与精神方面，如事件、教义、制度、时尚、思潮与观念等等。自19世纪末，西方和日本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雕塑史，但主线是佛教雕塑。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于明治三十四年（1901）出版，1926年中文版译出，其中的《中国美术史·雕塑篇》后来屡次修订再版，其独具慧眼，将道教雕塑列为与佛教雕塑同等重要的内容。以后又有松原三郎的更为细致的工作，在《中国佛教雕刻史论》中继续将道教雕塑单独列出，并重点载入流入日本、美国的早期道教雕刻研究。其后这个领域一直在不断地拓展，有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各地（多为山西）道观壁画及塑像的调查研究，如有宿白、王逊、金维诺、景安宁（Anning Jing）等人对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的持续研究；在四川则有胡文和等人对唐、宋道教石窟的实地调查；在陕西有张燕对药王山造像碑二十多年的聚焦；至2000年冬，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成功举办了开创性的大型展览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道教与中国艺术），展出来自世界各地公私五十余家博物馆收藏的精美道教艺术品，使世人较为全面地了解道教美术的丰富成就（可惜这样的展览目前在国内还没有举办）；近年又有一些美国、日本和欧洲学人的新作不断问世。20世纪初至今百余年，道教美术史也一直算是个国际性的话题。2003年，我申请到全国艺术科学重点课题“道教美术史”，当时我在西安美术学院任教。虽然下半年我就调到北京大学，但该课题还是得到西安美院持续且有力的支持。2007年5月，由我主持的“向老子致敬——首届道教美术史学术研讨会”在西安美术学院召开。与会正式代表五十余人，来自中国、日本、美国、法国、荷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共有41人发言，其中正式发言32人，附设“青年论坛”发言9人。这次会议是首次在中国召开的关于道教美术史的专题学术研讨会。本书所收论文选自各位作者提交的发言，会后有些又作了修改。虽都聚焦于道教文化的视觉材料，但视角各不相同：既有对新材料的调查、对新方法的寻觅、对新视野的拓展，也有对老材料的反思。这只是个新的起点，希望藉此凝聚学界力量，发现一些有价值的、有意思的话题，加深和拓宽对道教美术史（进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宗教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跨世代存在的、对一般社会成员有着重大影响的文化资源，要真正理解宗教就必须将其放到社会系统中加以分析。而一个社会中的资源和权力分配从来就是不均等的，社会分层乃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变量之一。研究道教与社会分层的关系问题不仅有助于探求社会结构、社会秩序对道教的影响和制约，也有助于透视道教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的形塑和整合。本研究旨在运用宗教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利用汉末魏晋南北朝社会发展与道教发展的历史材料和经典文献，梳理道教与社会分层的互动事实，透视二者的互动关系。本研究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介绍选题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等。第二部分即第一章，论证指出汉末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分层受官、爵、门第影响分为两个阶级三个等级七个阶层。第三部分包括第二、三、四章，从微观角度分别对源自社会上等、中等、下等的道教信徒的信仰特点及其对道教发展的作用做了描述和讨论。第四部分包括第五、六章，是将社会分层与道教分别视作两个复杂系统，从宏观角度分析二者的相互作用关系。最后的结论部分总结指出，社会分层对道教的影响就是社会生活条件对思想、态度和行为的一种基础性作用，是现实社会秩序对道教的制约和影响；道教对社会分层的反作用，即反映为文化资源、思想武器及其发动的组织行为对现实社会秩序、资源分配规则的巩固或干预。

这本论文集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当代道教戒律建设的。戒律，对于任何一个宗教来说，都十分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带有根本性质。宗教的最本质的特征是由其信仰决定的。然而其信仰初步建立后如何巩固，信仰的内容如何付诸实践，需要多方面的措施来加以保证。戒律便是其一。道教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戒律体系。阐释道教根本教义的书，如《道教义枢》，介绍道教基础内容的书如《云笈七签》，都对戒律作了充分的阐释与介绍。唐代孟安排《道教义枢》说：“戒者，解也，界也，止也。能解众恶之缚，能分善恶之界，又能防止诸恶也。律者，率也，直也，慄也。率计罪愆，直而不枉，使惧慄也。”又复加解释说：“戒律者，戒，止也，法善也。止者，止恶，心口为誓，不作恶也。”“律者，终出于戒中，无更别目，多论罪报刑宪之科，如师制鬼，玄者、女青等律具。斯则戒主于因，律主于果。以戒论防恶，律论止罪故也。”意思是戒是让学道者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知道如何去止断恶行，效仿善德。所以戒就因而说，即从源头上截断产生错误的根基；而律是就果上说，既已有罪，必须领受惩罚，所以律的制定，让人畏惧行为陷于罪恶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从而不敢染指错误的行为和思想。二者都要求人们从思想深处建立起防过止非的警戒。作为符箓的大宗，正一道素来重视戒律，现在《道藏》里还保留着大量的戒律，它们不少是依经而行，明初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道门十规》中说：“凡行持，以戒行为先。”正一重演法，而道法的施行，还是要以道士平时守戒持律为前提，否则行法者自身不正，如何召神役将，如何考召处分？而原来较多倾向于炼养的全真教，也很早形成了自己的戒律体系，明末清初的王常月，改单传密授为公开放戒，其初真、中极与天仙大戒，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他所倡导的做法，甚至于被一些人称之为“律宗”。足见戒律在道门中地位之重。

道教本质上是一种重视人体生死的宗教，重视生命的养生与送死，特别重视身体的修炼。道都庞大的教义体系是离不开与生死学的关系，要求真实面对生死的课题，是以人体作为媒介，发展出满足民众精神需求的特殊宗教形式。道教对生命的关怀是经过长期的理论与经验的累积，有著丰富人体修道的神学体系，重视人在天地宇宙中的精神地位，是落实在身体的锻炼功法上，大谈养生与送死之道，肯定生命经由修养可以达到精神不死的境界，认为人体能以长寿的养生工夫，契入到道的长生境界，完成了人体与道的合一愿望。

《道家“大一”思想及其表达式研究》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道家道论的研究，揭示了道家之道的“大一”或“不二”的性质。《道家“大一”思想及其表达式研究》创新性地使用了概念群的研究方式与表达式研究方式，研究了佛教传人之前的道家，也就是从《老子》到《老子指归》时期的道家，揭示了道家丰富多样而系统完整的“大一”或“不二”思想及其表述方式。这对于重新研究道佛思想关系及其相互渗透、融合的历史有重要的意义。

《溯源·论道：走近道教圣典》将道教文化体系与《道德经》基本思想联系起来进行多层次的思想解读，内容广涉宇宙观、人生观、文学艺术、象征符号、修持法门等诸多领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野审度《道德经》，从中发掘道学的和谐思想资源，其评述中肯而颇具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