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佛教史而专说隋唐二代，特为方便之假设，学者不可胶执也。盖政治制度之变迁，与学术思想之发展，虽有形影声响之关系，但断代为史，记朝代之兴废，固可明政治史之段落，而于宗教时期之分划，不必即能契合。就隋唐佛教之宗派言，则慧文时属北齐，智者亦生于梁代，天台宗不必即起于开皇之初也。即就一宗言，则禅宗不惟有南北之分，且东山法门与曹溪血脉亦复异其趣。学者于区分佛教史之时代，当先明了一时一地宗风之变革及其由致，进而自各时各地各宗之全体，观其会通，分划时代，乃臻完善，固非可依皇祚之转移，贸然断定也。本书是中国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研究整理的关于隋唐时代佛教在中国发展演变之概况的专业著作。全书依次阐述了隋唐时代佛教势力的消长、隋唐佛教传译情况、隋唐佛教撰述、隋唐佛教宗派、隋唐佛教传布等方面的内容，叙述细致翔实，体例系统全面，是一部优秀的学术专著。

《江南佛教纵横：人物·评论·动态》仅从人物、论评、动态三方面论列。谈论江南佛教，涉及很广。首先是论人，即佛教人物。这里汇集了本人多年来陆续写成的、从三国东吴支谦起，以迄当代、当今有影响的僧人、居士，如赵朴初等20多位佛教人物；空间范围则以春秋吴都苏州为中心，以长三角区域内之佛教高僧大德为对象。虽然，各人所处历史社会条件不同、学养和个性殊异，但“千年佛缘一线牵”，是他们的共性（有意读《江南佛教纵横：人物·评论·动态》者，请注意他们之间的历史联系）。“江山代有才人出”，佛教界也如此。“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廓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中这些诗句描绘的形象和氛围，似乎至今依然如此。苏州本是仅次于金陵古都的“第二佛教中心”，只是从南宋开始，才渐为杭州所替代。所以作为香山居士姑苏客的白居易方由杭州到任苏州刺史时，还吟唱“闾门（苏州）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土俗强；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曾赏钱塘（杭州）兼茂苑，今来未敢苦夸张。”可见，从认识包括佛教人物在内的历史人物人手，进而认识社会，认识地域风情，会有助于激发人们的爱国家、爱故土的浓郁情怀。这是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

华岩洞泉，雨时涧泉飞溅，状如散花，古人以花岩为洞名，时花、华通用，建寺遂称华岩寺。腐始以来，文人名士相继造访，留下众多墨宝诗篇，自此名闻遐迩。华岩寺坐于熏庆市九龙坡区华岩风景区。寺内梵宇巍峨，寮舍恬静，院落栉比，亭台映辉，终年梵音不绝；华岩八景——天池夜月、帕岭松涛，远梵霄钟、疏林夜雨、双蜂耸翠、古洞鱼声，曲水流霞、寒岩喷雪——环抱全寺，庙宇掩映其问，宛如佛国仙乡，被誉为巴山荧境，川东第一名刹。赵老朴初曾赞勉有加，欣然题陋：”华岩寺”。《破山禅学研究》适用于信仰禅学的相关读者。

教自传人中国，至今2000余年，作为制度化的宗教，在组织上蓬勃发展，在思想理论上的诠释也层出不穷；尤其自宋以下，佛教文化的渗透无所不在。思想家游走儒、释之间，士大夫玩习庄、禅，风流余泽，丰富了每个时代的精神风貌。虽然，佛教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宗教，同样需要坚固信仰，以凝结教团而求其发展，觉悟的追求异化为对十方诸佛的顶礼膜拜，而求福田和瑞应；但是，佛教毕竟以“觉悟”为终极追求，表现了高度理性思辨的哲学特征。初传与鼎盛时期，中国思想家也多在佛门，至少同佛门有着割不断的思想上的纠葛；西行求法，也不同于基督、伊斯兰教礼拜耶路撒冷、麦加，而在于学问。正因为如此，近代思想家一再强调，“佛教乃智信而非迷信”，佛教思想的广泛渗透也导致其自身由缁衣而流入居士长者之间，至20世纪，以科学理性为显著学术特征的知识分子，公然与往圣大德同气相求，而研究佛学。他们弄潮涛头，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使命，以科学和理性的学术精神，考校史迹，辨析源流，厘正文献，梳寻义理，“同情理解，广搜精求”，续佛慧命。显而易见，近百年的佛教研究，是建立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基础上的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佛教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也就堂而皇之登上“赛先生”的讲台，作为系统的学术思想也在百年的科学领域焕发异彩。本书深入系统的分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传入的历史，根据大量史料、经过认真详实的考证，总结出佛教思想传入中国的思想演变。该书特别注意阐述外来印度佛教文化与本土文化在中国从依附于中土文化，而由于文化之不同而发生矛盾和融合，逐渐为中国文化所吸收，以至于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的历史过程。此书规模之恢宏，结构之谨严，材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确，问题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释之周密，实在可为中外学者们的楷模，是地地道道的一部经典著作。

《肇论集解令模抄校释》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影响深远，后世注疏颇多。《肇论集解令模抄校释》所用日本“真福寺本“《肇论中吴集解》与《肇论集解令模钞》为目前为止最为完整、最可信赖的存世版本，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本校释以此为底本，并分别以罗振玉《宸翰楼丛书》所收《肇论中吴集解》和日本东京文化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三好鹿雄钞本《令模钞》为校本，对《肇论》、《肇论中吴集解》与《肇论集解令模钞》三部的文本作了大量细致而可靠的考释、集辨和校勘，对正确理解原文大有裨益，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本书是程群博士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对天台禅法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专著。作者治学认真严谨，通过对原始资料的整理筛选，对天台禅学及实践行仪条分缕析，论述其思想精义，考辨其历史源流，在天台学和禅定学研究领域作出很有价值的贡献。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从佛教的主体意识出发来研究佛学，以中正不倚、持平公允的理性态度，充分尊重佛教“从内心熏修印证得来”的特性。这种研究方法可谓直达佛学核心，是从任何其他视角切入的佛学研究所无法替代的。作者告诉我们，所谓“即次第”，并不意味着所有行人必定得逐一经历文本依次描述的全部修持过程，智顗也无意于为我们设计一套刻板、僵硬、人人通用的固定修道程式。智颚将行人根性分为“信行”、“法行”、“信法不定”、“信法相资”（信、法交替）、“转根”（信行转为法行或法行转为信行）等多种情状，依“四悉檀”原则，强调教法当机，特别重视受教者的个体差异。可以说，即次第而超越次第——有次第，但并不拘泥于某种僵死的程式，绝不教条地因循同一系列步骤。《摩诃止观》将各种应机法门，置于一个内在逻辑次序中加以叙述。但是，文本叙述所采用的逻辑次序，并不应完全被视为实践次第。例如，关于十境、十乘等等，《摩诃止观》文本叙述的逻辑次序，在禅观实践操作过程中，就当视具体情状灵活解读，即针对不同根性，善巧抉择。

尽管今天禅宗历史和思想的研究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领域，在这领域中有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有从内在体验出发的探讨禅思想，有立足于后现在理论阐发禅思想，有从文献考据学研究禅宗，有对禅宗历史进行艺术演绎和意义发挥，但是作者与这些都不一样，而且也没有像通常那样把禅宗依照时间、宗派详细解释，而是首先依据各种文献梳理禅学发展脉络，把禅宗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总结出每一个阶段的特征。这样让人对于禅宗理解不再是几个宗派的简单认识，而是不同时期的禅宗究竟是怎么发展的，它具有何等的特征与形态。

《遁入空门：李叔同为何出家》所收文章，大体分为三类：一，李叔同自叙；二，李叔同出家之因研究；三，李叔同亲友的相关回忆等，内文即按此顺序编排。另外，还附录了（李叔同略传）、（李叔同——弘一法师年表>二文，这对有兴趣的读者，更深入地探索其出家之因，或许也能有些帮助。

惟贤长老为当代著名高僧、教界硕德、法门领袖。长老童贞入道，戒行冰洁，青年问道，博学睿智。长老以耳顺之年，投身于劫后佛教的振兴大潮，数十年如一日，上弘下化．悲悯人天；慈心利物，切心接众；著书立说，笔耕不辍；讲经说法，运广长舌。特别是近年来，长老以耄耋之年，仍穿梭于大江南北，广结善缘，法音宣流；足迹遍诸古刹，身影常现高校。长老为法为教之忘我利他精神，俨然菩萨再现，令人景仰万分。本书除了涵括长老北京弘法周的全部讲演、开示外，还辑录了长老其他时间来北京开会时在宾馆里给弟子们所作的方便开示，以及截至2008年7月所整理出来的所有问答。这些开示和问答，对于未入佛门、初入佛门、入佛门修行多年仍不得其要旨者均有指导意义。佛教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与封建迷信的区别是什么？什么样的见解才是佛法中的正见？什么样的修行才是正确的修行？如何处理信仰与家庭事业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体悟佛法？细心的读者在本书中自会找到答案，因此如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一条适合自己的修行道路，就了然于心。

《嘉兴市佛教诗词楹联选（上下）》与其说是“选”，不如说是“遗存”。它全面地、系统地搜录和编辑了嘉兴市域内，自唐代至现代共四编十八卷，僧、俗有关佛教的诗词楹联。整部选集既有嘉兴籍僧尼居士的诗词雅句，又有曾居嘉兴域内住持僧尼的诗词雅句，也有云游嘉兴寺院僧尼描写嘉兴寺院与嘉兴僧尼有关的诗词雅句。可以说既有名人名句，又有无名氏句，还有通用联句，因为其将民间文学曲艺中有关佛教韵文作品、民间佛教歌谣、民间佛教宝卷和佛教楹联，都收入书中，纵览全书，时间跨度之大，内容之丰富，叹为观止。事实上，佛教传人中国后，“就与中国固有的儒、道思想互相碰撞和冲突，并且彼此融合和吸收，到后来逐渐地构成了儒、佛、道三教为基本支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这不仅表明了佛教以其独特的理念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也表了佛教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促进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佛教在中国历史，尤其是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作用与贡献是应当予以历史的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