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藏传佛教音乐文化》是作者桑德诺瓦、巩海蒂近10年来对中国云南省藏传佛教及其音乐调查、研究的综合与总结，或说阶段性成果。内容主要涉及实地调查、综合研究、文献梳理、成果总结等几个方面；由于本著是近10年来在不同时期所完成的研究成果，因而个别局部地方（例如个案调查与个案研究部分）存在一定的交叉或重复，但考虑行文的流畅与结构的完整，故保留之，借此明示！

中国佛教有个显著特点，就是亲近菩萨甚于亲近佛，而观音则是善男信女最崇拜的菩萨。几乎所有的佛寺中，观音的香火总是最为旺盛。
　　按照佛教的说法，观音菩萨不分贵贱贤愚，对一切人的苦难都予以拯救，并能消除人们的烦恼。这种爱护众生，给予安乐的精神，既是神圣的，又是可亲可近的，其影响早已超出了宗教的范围，而延及社会、民俗、哲学、人生观等等各个层面。
　　自度度人，普度众生，是观音信仰的核心。观音信仰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奉献于社会、服务于他人。
　　《高僧大德说观音》涉及观音与佛教信仰，观膏与修身弗性，观音与治病度人、观音与文学艺术、观音与名山胜境等。读者如能细细品味，定会有所感悟，有所收获，有所得益。

本书是一本很实用的禅修手册。明奘禅师在本书中对于如何用禅修来对治身心、解决烦恼，与读者分享了禅修的方法。既适合信仰佛教的信众修行，也适合俗众在家修行。书中字里行间体现了具有实际意义的禅修观。

人生中不可能不遭遇逆境和痛苦，而我们出于本能反应，希望马上将它们斩除。我们想尽办法使生活不失去控制，又不顾一切让自己觉得好受些。为了满足自己对安全感的渴求，我们甘愿活在这种紧张之中。于是，逆境与痛苦对我们来说，一直如一个未解之谜。而佩玛？丘卓鼓励我们踏入这个未知领域，停留在暧昧不明的时刻，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这部如利剑一般划破无明、直指真相的著作当中，佩玛？丘卓不仅教会我们如何与逆境共处，也让我们相信，在逆境的背后，有着我们真正想要寻找的东西。

《悟性的提升》是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在战乱时期隐居所写，是对禅的修行最好的阐释。虽然他不是佛教任何支派的教士，但在日本每一个寺庙中，他都受到了僧侣们的尊敬。铃木大拙对于精神事物的知识是直接而深刻的。当他谈到高阶层的意识时，他是以一个“住”于其中的人而发言的，同时对于那些进入他的心灵领域者来说，他更是一个寻求智性象征以便描绘那“超乎智性”的觉醒领域之状况的人。

《禅与生活》是享誉世界的日本学术巨擘禅学大师铃木大拙所著。在铃木大拙生花妙笔下，把一般人望而却步的“谈禅”，变成人人可解的生活体验。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无一不含禅机。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固然也强调具体生活，但存在主义者所得到的是生活的苦闷，而禅家所体验的则是禅悟的喜悦。要拯救现代文化的危机，使现代人不迷失自己而回到真正人的生活，《禅与生活》一书不容错过。

正念，是对自己的善意和宽容正念，让人每一秒活在当下正念，助你重新认识和善待一生正念理论正成为全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但它并非只是一种好的想法或聪明的技巧，而是一种有品质的生活方式，它培养我们开放的心态和温和的坚持，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并善待一生。书中提供了一系列简单却实用的方法，可以有效打破焦虑、压力、不开心和疲惫等恶性循环。8周禅修训练指南，是一个连贯的体系，通过对呼吸的练习、身体的关注以及对周遭事物的觉察，让人集中涣散的精力，发现生活的真正乐趣，每一秒地活在当下。随着练习的深入，你会发现自己的思想、身体和生命都慢慢舒展清晰起来，并用值得信赖的方法来处理各种浮现的问题，是在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令人狂躁不安的世界中，寻找内心平静的宝典。本书介绍的训练方法因其对抑郁症患者的显著疗效，已被英国国家卫生医疗质量标准署推荐为优先治疗方案。但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对于没有抑郁的人也同样适用，因为正念实践对一个人的健康、幸福和快乐有着极大的影响，本书提供的科学和医学证据以一种极为深入浅出的方式充分论证了这一点。

西藏文化之所以让许多人感到神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藏传佛教的存在。这片雪域高原上的寺院、佛塔、经幡，无处不在的“六字真言”和玛尼堆，雄伟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小昭寺，都是藏传佛教的外部标志，实际上，藏传佛教的丰富内涵远远不止这些，它的独树一帜的活佛转世制度，显、密兼修的修行次第，浩如烟海的经典文书以及壁画、塑像、唐卡等佛教艺术，都蕴藏着巨大的知识含量，吸引着海内外人们的目光。藏学大家王尧先生亲自为你讲解藏传佛教的历史和现状，讲解藏传佛教的主要特点和精神内核，带你走近藏传佛教，走近西藏文化，走近西藏。

僧隐元隆琦应运而生，以福建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为根据地而开出临济宗黄檗派，进而东渡日本创立了黄檗宗。 临济宗黄檗派形成于明末崇祯年间（1628—1644年）。崇祯三年（1630年），临济宗第三十代密云圆悟（1566—1624年）前来住持黄檗山。密云之后，密云法嗣费隐通容（1593—1661年），费隐法嗣隐元隆琦先后接任住持。至南明永历八年（1654年）东渡日本为止，隐元隆琦先后两次住持福清黄檗山，经营达17年，使得黄檗山发展成为东南一大丛林。在隐元住持时期，福清黄檗山教团诞生，黄檗派也因此形成。隐元之后，黄檗山一直为承接隐元法脉的禅僧所住持，直到清道光六年（1826年），黄檗山第四十四代住持开法了馨清馥示寂为止。可以这么认为，在中国佛教史上，由隐元创建的福清黄檗山教团，持续存在了近二百年。此后，黄檗派在福清黄檗山虽然不再延续，却在其他地方传承至今。比如民国末年渡台弘化，开出台湾佛教中承天寺派的高僧广钦照敬（1892－1986年），即是隐元隆琦第十三代法孙。 另外，临济宗黄檗派东传日本，形成了新兴禅宗宗派—日本黄檗宗。日本宽文元年（1661年）五月，隐元在日本京都开辟黄檗山万福禅寺，闰八月晋山住持。这标志着日本黄檗宗的形成。黄檗宗是在福清黄檗山教团成员不断的东渡弘法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如果以隐元东渡为上限，以京都黄檗山第十三代住持竺庵净印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的东渡为下限，隐元以来中国僧人东渡持续七十多年，人数近百位。 与在明末动乱局势中作为临济宗的一个流派，在地方士绅的支持下形成的黄檗山教团相比，日本黄檗宗具备以下特征：一、确立了隐元的开祖地位；二、同时受到日本皇室与江户幕府的承认支持，确定京都黄檗山为宗派本山；三、建立严格的住持传承制度；四、具备严密的内部组织和寺院清规；五、发展分成十一个流派；六、拥有大量宗下寺院，遍布日本各地；七、法脉绵延，传承至今。 伴随着临济宗黄檗派的东传和日本黄檗宗的形成发展，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再次大规模传入日本，影响日本江户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日本学术界称之为黄檗文化。在佛教内部，做为黄檗文化内核的临济宗黄檗派，从禅风思想、戒律清规、法式仪轨、教团组织、丛林制度等方面给日本佛教界带来深刻影响。在佛教以外，黄檗文化在思想、文学、语言、音乐，在绘画、书法、篆刻、建筑、雕塑、印刷，在医学、制药、煎茶、饮食等方面，广泛影响了日本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