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敦群培大师对佛教显密二乘深邃的内容，有其独到的领悟。在本书中，他把龙树大师中观思想的真实内容，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出来。著名学者白玛旺杰先生为弥补这一缺憾而克服种种困难，把这部伟大著首次翻译成汉文，呈现在汉语世界的读者面前。

宗教学在世界学术史上为一门新兴学科，始于19世纪下半叶，通常以西方学者麦克斯·缪勒1873年发表《宗教学导论》、率先使用“宗教学”术语为开端。宗教学从精神、社会等层面系统探究人的宗教现象，涉及有关人类文明进程、人类精神奥秘的许多基础性、理论性、历史性和知识性问题。这一研究从人的精神世界及精神生活触及人的“心路历程”，乃一种“谋心”之学。对此，缪勒阐述了其对宗教学核心范畴“宗教”和“神的观念”之基本认知。他认为，“宗教”揭示了“人的灵魂”与“神”的关系，旨在达到人的灵性内在与神圣超越的沟通。这里，“宗教”既为表达人之神秘内在性的“心学”。又乃反映人不可企及之超然存在的“形上学”。但“宗教”是人的认知和追求，有着鲜明的主体性。缪勒解释说，“神的观念”实际上为人之心灵“关于完美境界的最高理想”。由此可见，宗教学对其认识和理解宗教有一种基本定位，从中亦形成其学科本身发展的规律性和系统性，归纳出与之相关的各种研究方法。这些基本研究方法包括宗教史学的纵向梳理方法、比较宗教学的横向比较方法、宗教类型学的综合归类方法、宗教人类学的田野考查和实证方法、宗教现象学的中止判断和本质洞观方法、宗教社会学的社会抽样和功能分析方法、宗教心理学的象征符号破译和精神分析方法、宗教哲学和宗教批评学的价值判断和本质定性方法等。对这些不同方法的侧重或突出，遂形成了不同的分支学科和各种学派。

面对种种文化思想和精神现象，显然不能用非真理即谬误、非真实即虚假的简单两分法来鉴别。不同民族创立的文化理念多样多彩，它们能世代流传，必然有其内在的根据和合理性。而首先，它们是民族心灵在炼狱中获得的智慧，是生命经受苦难煎熬的醒悟。这在核心的文化观念中感觉尤为突出。因此，文化观念说到底是一个民族褒贬生存状态的价值判断。作为回应，我们的责任该是理解、理解、再理解，怀着虔敬去叩问民族的心灵，而不是居高临下，动辄滥用生杀予夺的裁决。《俄罗斯的弥塞亚意识》题目选得好，举足轻重，也聚讼纷纭，激发讨论的热情。又难得是系统而独立的视角，并非蜻蜓点水，并非人云亦云。更难得的是，透过这一核心观念，还尝试去探求俄国人的文化精神。只就这几点说，作者的文化研究已处于学术的前沿，立论颇多新意，阐说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深刻从哪里来呢？一则，作者下功夫追溯了救世主义这个概念的整个历史演变，尽可能准确地揭示了它自形成到发展到广泛传播的原本含义与后世的生发再创。二则，作者把这一文化观念摆到民族文化整体中考察，联系相关的核心文化思想，梳理辨析，观念的文化价值和功能便在比照中彰显出来。三则，也是我感到特别可称道的一点，作者自觉地强化了中国文化的立场：秉承中国文化的精神去看待俄国文化，尊重别人，信任别人，宽容海纳，又不失自我。同时，自然也着重以中国文化经验作为参照系，去思考和接受俄国文化的历史和现实。这样，作者实际上便在摸索一种对话的研究方法。面对思考的对象——俄国文化，作者视它为有机的生命体，是生动活泼、有血有肉、与我们在地球村里同呼吸共命运的平等伙伴。研究它，就是向它询问、倾听，同它交流、切磋，调动自身的资源以己观人，也借鉴对方经验以人观己。如此去来往复，一步步接近民族文化的真知。每一项具体的研究工作，就像这本专著，不过是对话交流的一个环节，一个回合。因此，作者发表在书中的见解论断，并不觊觎什么不易之理，不朽之说，充其量只是提出与人商榷的一得之见。然而，正是对话过程中的视角之辨，言意之辨，立场交锋，价值权衡，以至致思路径、审视方法等等，充分展现出思想的博弈与消长，让人们目睹民族文化的精微奥秘。

《藏传佛教与蒙古文化（蒙古文）》广泛利用蒙古文原始资料，借鉴前贤的研究成果，综合运用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全面研讨了17世纪蒙古地区与西藏地区藏传佛教的关系，以及蒙古各部（土默特、喀尔喀、准噶尔）在藏传佛教问题上的相互关系，以便了解藏传佛教在蒙古和清朝政治历史中的地位和意义。书稿特别针对为什么16世纪末蒙古人再度接受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对于清朝在藏传佛教地区建立牢固政权的关系，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观点，很值得学术界的重视。

《儒家道德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与传承》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充分调研和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儒家道德文化及其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与传承挖掘整理，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通过理性的思考和哲学的反思，加以高度的归纳和概括，并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儒家道德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与传承》的主要特色：一是资料翔实，言之有据。二是解读现实，服务社会。对儒家道德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与传承研究，不仅可以填补目前关于这一领域研究的不足，而且对于丰富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内涵，推进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

《宗教与印度社会》从宗教角度审视、分析了印度社会文化，让读者了解印度社会的另一个侧面。在绘画艺术方面，阿旃陀石窟壁画当首屈一指。该石窟群建成的时间早晚不一，其壁画各具特色。大量壁画以宣扬佛教为主要内容，虽然是为宗教服务的，但其内容都以当时现实生活为基础，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表现技巧上，构图和谐紧凑，线条舒展，笔调洗炼，色泽鲜艳，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至今为各国艺术家们所推崇，不愧为印度艺术的宝库，世界人类文化的奇迹。

《欧美的公与私》以英、法、德、美等现代欧美国家为对象，探讨其以国家为中心的公共性向以市民为中心的公共性之转变是如何得以完成的问题；并且重点讨论了向类似欧盟那样的超国家公共性组织转换的可能性等问题。

《神人之际（索洛维约夫宗教哲学研究）》以俄罗斯近代以来现代化的曲折历程及俄罗斯与西方的文化冲突为背景。对俄罗斯著名哲学家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思想，包括索洛维约夫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批判、完整知识理论、神人类学说、神权政治社会理论等进行了全面的梳理。阐述了索洛维约夫宗教哲学追求改变世界的分裂状态，实现人与神、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解的基本理念。从当今世界全球。文明冲突”和文明对话的语境中揭示了索洛维约夫宗教哲学所蕴涵的价值资源。

宗教与人类社会及世界文明的许多方面都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因而是我们深入了解人类自我、弄清其社会及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不认识世界宗教，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世界历史，更谈不上对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之脉络神髓及其内在规律的掌握。而且，宗教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与人类学术领域的许多学科发展亦紧密相连，有着种种交织与重合。所以，我们观察、研究宗教学的学科发展对于促进跨学科研究、扩大学术视域、形成相关研究的交融互渗和综合优势、繁荣我们的社会科学同样有其独特意义。世界宗教的发展历史悠久、思想深邃，有着丰富的著述传世，这些宗教文献已成为重要的人类精神遗产。中国在历史上曾有过对世界宗教从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和哲学意义上所展开的研究，留下了珍贵史料。但宗教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之学科研究却起源于西方，在其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国外宗教学者有着浩如烟海的学术著作，而在当今世界宗教研究领域亦不断推陈出新。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学也在中国学术界得到系统发展，中国学者开始对世界宗教展开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这种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组织翻译出版世界宗教中的重要著作和宗教学研究领域的相关名著，由此以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并能从“翻译”求“会通”，最终获得“超胜”的结果。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基本建设，进行资料翻译、展开基础研究乃非常重要。我们在宗教学上要想“超胜”则必须积累各种学术资料、研习以往的学术成果，打好坚实的基础。而且，翻译、研究世界宗教的重要著述，也是研究世界文明体系、了解各种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翻译和研究既能使我们具有“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又能帮助我们推陈出新、达到会通和超胜。基于这一意义，我们组织了“世界宗教研究译丛”，旨在不断翻译出版这一领域的经典名著、研究成果，以能形成当今中国学界中西合璧、沟通并跨越东西方的宗教学学术体系和研究方法，繁荣中国学术、促进世界和谐。为了这个目标，让我们共同努力。

《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主要讲述了一门学问要发展，一方面需要保持住已有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则要不断更新，开拓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创造新理论。目前中国史学的发展，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发展和转变的阶段，既有保持传统的优秀著作，也有勇于创新的理论探索。在传统的积累更加丰厚的隋唐史学界，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传统的课题仍然是主流，而新的探索还需要加倍努力。可喜的是，现在有一批年轻的学者，既能够从前辈那里继承优良传统，又善于利用新的工具和手段，大力吸收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渐渐结出一些新的硕果。这其中，雷闻的这部专著，就是隋唐史新著中的佼佼者。国家祭祀反映了一个时代对于天、地、鬼神的观念，也反映了皇权在天、地、人中不同时期的不同定位，是各个时期信仰系统中重要的一环。隋唐国家祭祀这个课题曾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层面上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但主要成果还是集中在围绕皇帝所进行的郊庙祭祀活动，《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则在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和社会这个课题上进行了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