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析和探讨了中国本土的地方宗教以及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所给予的影响;对其历史上的意义及作用也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论。

《自然宗教对话录》是十八世纪英国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者休谟（1711—1776）的晚年重要著作。全书共十二篇，都系对话体裁，通过论辩方式，披露他对宗教、神的存在等问题的看法。书前附有校者序言一篇，可供读者了解《自然宗教对话录》内容作参考。

关于宗教的每一次探究都至关重要，尤其有两个问题能够考验我们的才智：其一，是宗教理性的基础；其二，是宗教人性的起源。有幸的是，这最为重要的第一个问题，确实有了最明显、至少是最清楚的解决。自然的整个框架本身就显明了一个理智的创造者；没有哪个有理性的探究者经过严肃反思后，会把他对真正的一神教和宗教之首要原则的信仰悬置片刻。但是，关于宗教人性的起源这个问题，则容易引起一些更大的麻烦。但是，它也许既没有普遍到没有任何例外的地步，也没有像它所暗示的那样有着观念上的一致。如果说旅行家和史学家可信的话，人们已经发现，有一些民族并不信奉任何的宗教情感；而且无论哪两个民族，就算是任何两个人，也没有在这种情感上完全一致。因此这个先定的观念并非源自一种原初的本能或自然的原始印记，如形成自爱、两性相悦、爱护后代、感恩、怨恨一样；因为人们已经发现，每一种这样的本能都绝对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民族和时代中，而且往往都有一个它所不懈追寻的确定目标。宗教原则一定是从属性的；它可能会轻易遭至各种事件和原因的破坏，它的运行有时也可能会被许多境况不同寻常的巧合所完全阻止。产生原初信仰的那些原则是什么，引导其运行的那些事件和原因是什么，正是我们目前所要探究的主题。

本书是为高校学生编写的文化素质教育教材。书中介绍了我国佛教、道教、西方基督教的美学思想，以及各类宗教艺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的基本特征。同时，作者还对中西宗教艺术思想进行了比较。该书图文并茂，深入浅出，语言流畅，具有思想性、知识性和鉴赏性。本书除了供高校大学生选修课教材外，也是社会广大读者朋友学习、了解中西宗教文化和艺术的读本。

21世纪是一个充满变革、不断超越的世纪。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任务，关键在于有一大批能竭诚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懈奋斗的“有本事、靠得住”的领导人才以及多方面的人才。书中用十章的篇幅，分别从宗教的本质，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和宗教政策，以及宗教的产生和发展，特别阅读此书，对宗教问题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和理解，这将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21世纪是一个充满变革、不断超越的世纪。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任务，关键在于有一大批能竭诚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懈奋斗的“有本事、靠得住”的领导人才以及多方面的人才。书中用十章的篇幅，分别从宗教的本质，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和宗教政策，以及宗教的产生和发展，特别阅读此书，对宗教问题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和理解，这将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 TOP作者简介 米寿江，江苏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回族，1951年11月生于南京，原籍山东济南。硕士生导师，江苏省行政学院、江苏省委党校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回族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亚非学会理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江苏省伊斯兰教协会副秘书长、UNESCO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著有《当代视角下的宗教》、《伊斯兰教简明辞典》、《中国伊斯兰教简史》、《宗教通史简编》、《宗教经籍简编》等十余部，发表有关伊斯兰教研究的论文五十余篇。TOP目录 总前言序第一章宗教的本质 第二章宗教的产生与发展第三章宗教与社会第四章基督教第五章伊斯兰教第六章佛教第七章道教第八章其他宗教第九章社会主义宗教与宗教政策第十章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主要参考书目 TOP书摘书摘宗教来源于对自然物和自然力的畏惧和依赖，并且首先表现为对自然物和自然力的崇拜。虽然宗教并不能带给人类关于自然的科学认识，但是宗教的出现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人类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的提高，是人类文明的表现，代表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因为宗教的出现是以人类开始试图正确认识自身与自然界的复杂关系为前提的。当人类还意识不到自身与周围自然物和自然力的区别和联系、意识不到自然物和自然力对人类生存的重要价值时，人类还不会产生宗教观念。只有当人类意识到自我、意识到自然对自我的压迫，同时又轻视自身的智慧和力量时才会产生宗教信仰。宗教存在的历史是一个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宗教神学家们认为宗教信仰是人的本性需求，提出了“宗教永恒论”，但宗教永恒的说法与宗教本身一样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宗教的消亡同它的产生一样，也是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首先，宗教是社会的伴生物，它的变迁随社会的变迁而进行。从自然宗教到人为宗教再到新兴宗教，实际都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反映，宗教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意识形态，其发展进程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它自身并无能力决定自己存在与否。宗教的从属性地位决定了当它赖以生存的条件消失的时候，它的消亡也就成了必然。其次，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有助于消除产生宗教的认识根源。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探究越来越细微，越来越科学，人们完全有能力对整个宇宙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对社会事物起源发展的动力作出正确的判定，无需再拿一种臆想的虚幻力量对世界作解释。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性自身也有一个不断完善、圆满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人类理性、情感和意志三重心理建构不断协调、平衡的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发展，人们借助宗教的认识需求将渐渐消解，从而宗教就渐渐失却其主体性的认识内因。第三，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有助于消除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推动着一切社会事物的进步，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规律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虽然在现实社会中，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仍然只是一种社会理想，但这并不能改变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前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性。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下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必将给人类带来自我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关系的普遍和谐。随着社会和谐与自我发展的普遍实现，宗教就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就将逐步走向消亡。所谓直接性影响，是指宗教的功能直接作用于人类经济活动的具体方面，引起投资和需求方面的变化，从而直接改变整体或局部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发展状况。宗教对经济的直接影响一般表现为行业性影响，其实质是由于特定宗教教义的信条或道德规范引发的对社会经济中某一领域的需求的刺激或抑制，从而促进或制约某一行业的发展。这样的例子在今天的人类生活尤其是在那些宗教倾向比较明显的国家里非常突出。比如印度教禁食牛肉，这必然会制约印度的养牛农业以及与之相关的食品加工工业的发展；许多宗教反对饮酒，遵守这种教规的国家就不可能有如中国这样庞大的酿酒制造业；而宗教礼仪需要大量的各类物质产品也会刺激相应行业的生产、增加社会就业机会。宗教对经济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也是一种自然影响，它和宗教对经济的依赖一样，是宗教与经济关系的两面。但是，宗教对经济的影响归根到底是一种体制内影响，即使它在特殊社会条件下能催生新经济制度的产生，但它毕竟不能决定新经济制度的产生。所以它对经济的影响在人类经济生活中不可能成为决定性影响。宗教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与经济基础发生联系的同时必然受到人类社会其他上层建筑形式和社会意识的影响，也必然会对其他上层建筑形式和社会意识产生反作用。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就是如此。作为社会意识的两种不同形式，宗教与文化并不能完全区分。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不同，宗教与文化在意识领域内的外延既有一致又有不一致，这就决定了宗教与文化的内容既有重叠部分，又有相异部分。宗教的产生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宗教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对社会文化内涵和文化形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就连宗教本身也已成为人类文化现象和文化构成的重要内容。甚至在特定社会、特定时期，宗教会成为社会文化的主导，占据统治地位。因此，“相互依托”是宗教与文化关系的特点。首先，宗教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依托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任何一种宗教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条件当然首先是经济发展水平，但是文化背景也是不可或缺的内容。特定的宗教必然产生于相应的文化背景，受到相应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如果说经济发展是宗教的“种子”，那么，文化就是宗教的“土壤”，正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造就了宗教产生的“土质”不一，才决定了宗教的类型性特点，形成了各具自身文化特点的宗教多样性现象。从世界宗教发展史的角度看，文化是人类有了思维与语言能力后，在社会生活中创造出来的物质的及精神的产物。早期的图腾崇拜是一种体现氏族社会群体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特征，也是一种最早的宗教形式。因此宗教的存在必须以文化为依托。在人类发展史上，尼罗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恒河谷地和黄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最早发祥地，文化的发展相对先进于当时世界的其他地区，而原始宗教的起源恰恰也在于这些文明之中，有关宗教体制、思想和习俗的最早的文字记载都出自公元前3000多年的美索不达米亚人。这并不是巧合，恰恰是宗教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文化为底蕴的明证。而宗教在其向异域的传播过程中也是不断调整自己的一些组织制度、活动方式甚至一部分教义、教规，以使宗教更好地去适应不同社会环境下的不同文化内容，求得更大的生存余地和发展空间。尤其是一些新兴的宗教派别，对宗教以文化为依托认识得更清楚，甚至提出了“世俗化”的方向，这实际上是让宗教更大程度地依托世俗文化、与世俗文化社会结合得更加紧密。因此，特定的宗教肯定与特定的文化相联系。罗马文化以粗犷勇武的作风、完备严密的法律以及早期的严肃朴素和后期的奢靡放纵闻名，这种文化上体现出的“凝重之力”的个性和功利主义特点反映到罗马人的宗教生活中，使罗马宗教始终未能超脱浅薄而冷漠的实用主义窠臼。同样，在古希腊时代，神话在希腊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对美的事物的热爱是希腊神话的灵魂。黑格尔曾把希腊人比作一个具有美神的风采、呼吸着自然芬芳的气息的美少年，认为在他的灵魂里充溢着的是“优美情操的、富有灵性的、具有为心灵和美梦的一切魅力所装饰起来的爱”。正是这种神话文化造就了古希腊宗教艺术化而非神学化、形象化而非概念化、人的感性特征的理想化而非人的理想特征的抽象化的特点。同时，由于神话时代的古希腊人从朴素的宇宙观出发，他们对肉体的重视更甚于对精神的关怀，对现实主义生活的关注更甚于对彼岸世界的向往，具有一副强壮的体格是古希腊人心中的光荣。这种文化反映到古希腊的宗教中，从而产生了与人同形同性的奥林匹斯诸神的形象，使希腊宗教的自然崇拜特点非常突出。而基督教在形成《新约》的过程中也明显受到了古希腊、古罗马哲学思想的影响。同样的情形在佛教、伊斯兰教的教义特点中也能找到。为什么佛教产生于印度？为什么伊斯兰教至今与阿拉伯文化难解难分？文化的根源是宗教的源泉之一。其次，宗教的教义和思想影响了世界各种文化类型的发展。文化依托宗教进行传播。可以这么说，今天的世界没有哪一国的文化、没有哪个民族的文化、没有哪一种文化类型可以声称自己没有受到宗教的影响。甚至宗教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基本内容已经成为世界文化外延的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不论任何宗教及宗教哲学、宗教道德、宗教文学、宗教艺术等都是人类的精神产品，是人类文化的内容和表现。宗教是人类文化早期的主要表现形式。原始社会的宗教不仅是氏族社会最活跃的意识形态，而且涵盖着所有的上层建筑，直接影响着文化习俗。原始时代的文化形式如诗歌、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艺术形式，无一不与原始宗教观念相联系，往往同宗教活动相结合，成为宗教的附属品。宗教是人类文化的载体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宗教教义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于善恶和美丑的观念及对世界的认识是人类认识自然和道德发展的过程之一；其次，宗教语言丰富了人类语言文化的内容，已经成为人类语言文化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构成，如天堂、地狱、救世主、伊甸园、橄榄枝等出自宗教内容的词汇已经演变成了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共同词汇。有的宗教本身对本民族的语言形成也起过重大作用；第三，宗教的礼仪也已演变成不同民族、国家的重要文化形式。人们在介绍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时，常常会把各具形式特点的宗教礼仪涵盖进去。宗教文化已经渗透到了许多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成为许多民族文化的象征。如犹太教是犹太文化的代表、佛教文化则是中国藏族、傣族的民族文化的主要成分。许多宗教节日如圣诞节等已演变成众多国家的民族节日。宗教的禁忌、饮食习惯已成为一些国家的一种文化现象。宗教文化甚至成为一些国家、一些民族区别于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个性特征。在社会意识诸形式中，宗教是对人类文化产生影响最重大的形式之一，在各种文化类型中有着重要影响。佛教思想就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隋、唐时代佛教的繁荣致使“佛氏之说，虽深山穷谷中，妇人女子，皆为之感，有沦肌洽髓，牢不可懈者”。佛教、道教的宗教教义、宗教理论渗透到了儒家内部，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儒释道互补”。而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并曾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学术正统的宋明理学中就能明显看到佛教的影子。程颢、程颐、朱熹的“理一分殊”理论出自佛教华严宗的理事说和“月映万川”之喻；王守仁的“人的良知就是草林瓦石的良知”则明显是对佛教天台宗“无情有性”的直接继承。而明朝的李贽从佛教禅宗打破对佛祖的偶像崇拜出发，也主张打破对孔子儒学的偶像崇拜。戊戌变法的主将康有为、谭嗣同甚至用佛教的思想去解释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创制其“仁学”体系时，用禅宗和唯识宗的教义把“大同世界”称为“极乐世界”。而章太炎所说的“自贵其心、不援鬼神”，其实也是禅宗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缩影。……TOP 其它信息 装帧：精装页数：478 版次：2003年10月第1版开本：32开

本书属新世纪万有文库系列，为探明文化学术之源流，洞悉时新学问之底奥的得力助手。本书是第六辑传统文化书系之一，是一部具有文献价值和选学的词选，其中多为宋季遗民词人，对于宋朝词选研究有着重大的价值。书摘*处为左右结构左边为“山”右边为“献”。书摘第二处为左右结构左边为“犭”右边为“责”。宋季遗民的思想文化为文学与历史领域相关学者所关注研究，本书是其研究参考的一份重要的参考文献，为其提供了关于遗民词文词风的珍贵材料。本书是一本具有文献价值的词选，所录凡62家，203首，大多为江西人，以致形成了宋季遗民词中的一个江西词人的群体。由于所选词人均经历了时代的剧变、亡国的痛苦，此书的风格特色在于词多凄恻伤感，不忘故国之情，拳拳之心，溢于篇章之中，且采撷精妙，所选大多为上乘之作，兼具有地域与时代特色，曾多次为做相关研究的学者所引用。本书的此次点校与整理是以《此学丛书》为底本，以元刻本、《读画斋丛书》、《粤雅堂丛书》为对校本，校对做到了准确尽心尽力，为同类整理中较高水平的版本。本书不仅在近百条"校勘记"中录下了各本的异同，书尾附录辑了《精选名儒草堂诗馀跋》10篇，以备读者了解诸版本成书详情之需。本书不仅具有诗文研究与欣赏上的文学价值，亦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为读者感性地了解一个时代下的特定群体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适合文学研究以及有兴趣的读者阅读。

在《道德经》这部著作中，老子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科学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揭示事物运动变化的外部现象与内在本质的关系，提出人们主观氃必须遵从客观规律的法则，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科技发展都起到过重要的指导作用。作者积数十年研究《道德经》的心得体会，著作成书。

本书包括隋－初唐王朝的崇道与道家思想之兴盛、论成玄英的重玄思想、王玄览《玄珠录》解读、吴筠的道治论与神仙可学论、张志和《玄真子外篇》的新庄学、强思齐的重玄思想与道论。

当代杰出的宗教哲学家约翰·希克为我们这个多元宗教并存的时代描绘了一幅如何处理好诸宗教间关系的哲学范式——宗教多元论。他认为，世界各大宗教都是对同一级极实在同等有效的回应。依此，宗教优越感、人的未来、宗教间关系等等都必须有一全新的认识。在这一全新的思想领域，本书只能算作一位哲学家迈出的最初几步，其中收集的论文反映了作者的尝试和探索。首章具有自传性质，与其他各章不同；它描述了一种全球化视野在形成过程中所遭遇的三次论战。当然，个人经历不应该强加于人，所以，本章可略而不读，这完全不影响读者理解后面较具哲学性的论述。不过，哲学家的也是人，自有其生命历程；考察一位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如何相互影响，对某些人而言也许不无趣味。

方同义，男，1952年生于浙江省诸暨市，现为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系主任。1982年毕精干江浙江大学政史系，1984、1992年两度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师从著名学者张立文先生。从事中国古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写有论文、著作一百一十万字，其中论文主要有《本体与境界》、《儒家道势关系论》、《合目的性：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理论阐释》，出版的著作有《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合理性的询问》等。中华民族是具有高度智慧的民族，在悠悠五千余载的生存发展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历我主弥新的灿烂文化，但从近代以来，这种包含我们民族智慧的传统文化受到强势的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一切关注中国文化命运和出路的人们都不能不提出和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如何下确阐释和恰当评价中国古代文化及内含的智慧？如何把握中国智慧的基本精神？其合理性与现代价值何在？中华民族又如何在秉这份厚重遗产的基础上建设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新文化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这一个众所关注，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本书讨论和探索的中心课题。本书以清新、通俗、思辨的笔调阐述中国智慧的内在精神、基本架构、并对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智慧以及和中国传统智慧向现代转化进行了梳理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