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产生？例如，真理从错误中产生？或者，求真理的意志从求欺骗的意志中产生？或者，无私的行为是怎样产生的？或者，智者的纯粹的明了的观察从贪欲中产生？这类产生是不可能的；谁梦想这些，谁就是一个傻瓜，甚至是更糟糕的东西；具有最高价值的那些事物必定具有一个不同的、自己的本源，——从这个非永久的诱惑性的欺骗人的渺小的世界中，从幻觉和欲望的这种混乱中，它们是不可推导出来的！倒不如说，在存在的怀抱中、在永恒的东西中、在隐蔽的上帝中、在“自在之物”中，——它们的根基必定在这里，而绝不会在别的地方！”——这种判断方式构成了可以把一切时代的形而上学者又辨认出来的那种典型的偏见；这种价值评价的方式处在它的一切逻辑程序的背景上；从它的这个“信仰”出发，它致力于它的“知识”，致力于某种东西，此东西在最终庄严地被命名为“真理”。形而上学者的基本信仰是对价值的对立的信仰。即使他们中的最谨慎的人也没有想到：在这里对界限加以怀疑，这可是最必要之处，甚至在他们自身赞扬为“deomnibusdubitandum”（应该怀疑一切）的时候。因为人们可以怀疑：第一，究竟是否有对立；第二，形而上学者打下其烙印的那些通俗的价值评价和价值对立，是否也许不只是表面的评价，只是暂时的角度，也许还从一个视角出发到这个角度，也许从下向上看，仿佛青蛙的角度，以便借用画家们所熟悉的一个表达？尽管真的东西、真实的东西、无私的东西可以享有一切价值，仍有可能的是：一种对一切生活来说更高的和更根本的价值被归于假象求欺骗的意志、自私和欲望。甚至还可能的是：构成那些好的和尊敬的事物的价值的东西恰恰在于与那些糟糕的、表面上对立的事物以自我暴露的方式相类似、相联系、相交织，也许甚至在本质上相等同。也许！但是，谁有意志去关心这个危险的“也许”！为此，人们就已经必须等候一种新的哲学家的到来，这些哲学家有与迄今的哲学家不同的相反的趣味和爱好，——在任何的理智方面的危险的“也许”的哲学家。——严肃地说，我看见这些新的哲学家正在兴起。在我足够长久地在字里行间严密地看哲学家之后，我对自己说：人们还必须把有意识的思想的最大部分归在本能的活动中，而且甚至在哲学思想的情况下；人们在这里必须重新学习，正如人们在遗传和“先天的东西”方面已重新学习。正像出生的行动在遗传的全部前进和进展中不予考虑一样，“意识”也不在某一种决定性的意义上与本能的东西相对立，——一位哲学家的大多数有意识的思想是由他的本能秘密地引导，并被迫进入一定的轨道。即使在一切逻辑和它们的表面上的专断的运动的背后，也有价值评价，更清楚地说，也有生理学上的要求，以求维持一定的生活方式。本书前言前言假定真理是一位女性，那又怎样呢？这种怀疑并不是建立在这样的情况上：一切哲学家，就他们是独断论者而言，并不理解妇女？他们常常借以接近真理的那种可怕的严肃和笨拙的纠缠是不明智的和不适当的手段，以便正好为自己占有一间闺房？的确，真理并没有允许自己被占有：——而任何一种独断今天以忧伤和胆怯的势态站在这里。它居然还站着！因为有一些嘲笑者在宣布，它已垮台了，一切的独断在倒地；更有甚者，一切独断在奄奄一息。严肃地说，有一些很好的理由来指望：哲学中的一切独断化如此庄重地、如此最终地和最后有效地表现了自己，毕竟只是高贵的孩子气和牛犊气；人们将再三理解到，什么东西实际上已经足以成为独断者们迄今建造的这些崇高的和无条件的哲学的建筑作品的基石——任何一种远古时代的民众迷信（例如，心灵的迷信，它作为主体的和自我的迷信至今也没有停止兴风作浪）；也许任何一种文学游戏；一种语法方面的诱惑；或者一种很狭隘的、很个人的、很个性的、太人性的一些事实的鲁莽的普遍化，——人们得到这些理解的时代也许很近了。独断者们的哲学但愿只是超越数千年的一个承诺，正像在时代中占星学的情况那样，为了服务于占星学，也许比迄今为任何一门实际的科学花费了更多的精力、金钱、机智和耐心。人们在亚洲和埃及把建筑艺术的伟大风格归功于它和它的“非尘世的”权利。看来，为了用永恒的要求写进人类的内心，一切伟大的事物首先必须作为庞大的和引起敬畏的怪脸而在大地上变化：一个这样的怪脸是独断的哲学，例如在亚洲的吠檀多学说、在欧洲的柏拉图主义。如果我们对它不是忘恩负义的，那么，肯定还必须承认，迄今为止的一切错误中的最糟糕的、最长期的和最危险的错误就是独断者的错误，即柏拉图对纯粹的精神和自在的善的发明。但是现在，在他被战胜时，在欧洲从这种精神上的重压下松了一口气，并且可以享受一点较健康的睡眠时，我们——我们的任务是保持清醒——是反对这个错误的那场斗争所曾培育的一切力量的继承人。不过，就精神和善而言，如柏拉图曾说过的，这叫做把真理颠倒过来，并对透视的东西、对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都加以否认；诚然，作为医生，人们可以问道：“在古代的最美好的产物那里所患上的这样一种疾病怎样到了柏拉图身上？是否那位恶毒的苏格拉底使他腐化堕落？苏格拉底是否成为年轻人的堕落者？并且理应得到他的毒药？”但是，反对柏拉图的那场斗争，或者为了更明白地和为“民众”而说，反对数千年的基督教教会的压迫的那场斗争——因为基督教是为“民众”的柏拉图主义——已经在欧洲产生出精神的十分激烈的紧张状况，这种紧张状况在人世间还没有过：用一张如此绷紧的弓，人们现在能够朝最远的目标射击。当然，欧洲人感到这种紧张状况是危急状态，而且已经两次在重大的风格中尝试放松弓，第一次靠耶稣会教义，第二次靠民主的启蒙运动：作为启蒙运动，并借助于新闻自由和报刊阅读，实际上就会达到精神不再如此轻易地感到自身陷入“困境”（德国人已经很聪明——真了不起！但是，他们又与事情一刀两断——他们发明了新闻出版）。而我们既非耶稣会会土，又非民主主义者，甚至不是十足的德国人，我们良好的欧洲人和自由的、很自由的才智者，——我们还拥有它，精神的全部困境，精神的弓的全部的紧张状况！而且也许还拥有箭、任务，谁知道？目标……西尔斯－玛丽亚－奥伯恩加丁一八八五年六月

本书包括：西方哲学；伦理学与中国哲学；宗教哲学；文化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学术综述等内容。

本书是一部系统讲解西方哲学史的大学教材。与国内现有的同类教材相比，本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突出西方哲学思想发展演进的内在脉络和精神实质，将哲学史看作是哲学思想在历史过程中自身演进的逻辑结果，力图把不同时空背景中呈现出来的各个哲学派别和各种哲学思想当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来加以把握；在内容上分为六章，即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基督教哲学、16-18世纪西欧哲学、18世纪法国哲学、德国古典哲学、近代哲学的终结及向现代哲学的过渡，章与章之间的承启转化都表现出一种逻辑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合理性；思路清晰严谨，资料丰富翔实，文字顺达优美，融深邃的思辨和广博的知识于一体，是引导大学生和哲学爱好者探究西方哲学堂奥的难得向导，适合高等院校哲学专业学生及广大社会读者学习使用。

罗马不是一天之内建成的！一切有志者都想成功，憧憬着“一步登天”，但是，要把美好的梦想转化为现实，必须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每个成功都是如此，必须付出心血和代价，青少年成才也是如此。本书是送给天下所有父母与青少年的智慧礼物，父母不仅应该把它当作对子女的最好礼物送给自己的孩子，而且自己也可以从中得到很好的启发。这本书是年轻人成才的必读本，它可以教导青少年在人生旅途上怎样正确前进，怎样走上成才之路，它借思想巨人的光芒，照耀青年一代的成功之路。

米勒先生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跃动、炽热、无畏而闪亮的心灵——诚然，它或许带有些许自我解构的意味，而且都太人性，但它永远不会被诟病为陈腐、平庸、无名和幼稚。——《纽约时报》书评米勒这本颇有争议的书是严谨而繁复研究的产物……他讨论了疯癫、死亡和同性恋，尤其是用大量形象生动甚至近乎感官层面的细节描述了施虐－受虐文化。——《新共和》这本书是对福柯的一生充满想像力的大胆诠释，人类三个世纪的现代性遗赠下来的道德和美学传统被这本书拓广甚至颠覆了。——《波士顿环球》詹姆斯·米勒谈论性与哲学、尼采与艾滋等话题的方式可能会让一些读者震惊……但正是通过这些看似悬殊的元素，他建构出一种爱欲的人生。——埃德蒙·怀特（EdmundWhite）这本惊人之作，因其思想的灵光极具启发力；反响之大，也与其讨论的对象极为相称，可以说是进入20世纪晚期西方文化的一本关键性读本。本书前言本书不是传记，虽则它大体上遵循着福柯的生命足迹。它也不是关于福柯著作的综述，尽管它的确对福柯的大量作品作了诠释。它毋宁是在叙述一个奋斗的人生，这种奋斗旨在实践尼采的箴言：“成为自己”。透过轶闻和释文的交织，我对福柯的作品和生活进行了探索。他的作品像是在表达一种实现某种生活形式的强烈欲望，而他的生活则似乎体现了一种将这欲望付诸现实的执着努力，这努力已获得了部分的成功。我以一名好盘根究底的记者的兴致，搜集了有关福柯生活的各方面情况，这些情况至今尚无文证，故而大都未经检验。本着一名思想史学者的兴致，我又对这种生活的文化社会背景作了一番透视。我还以一名文学批评家的兴致，对时常萦回在福柯脑际的一些幻觉和想像的迷念（正是这些东西赋予福柯的文章和日常起居以个性的色彩和基调）作了突出的描绘。我的目的，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讲，是构想出这样一种人，他“既非纯粹的语法主体又非深层的心理主体，而是那种在著作、信函、草稿、写作提纲及个人隐私中说‘我’的真实的自我”。①1987年，即福柯逝世三年后，我开始了本书的写作。当时有一位专家曾警告我，说我可能是在白费工夫。他的文件我拿不到手，他的朋友又不会跟我谈，我的采访可能一无所获。那时已经出版的一本迪迪埃·艾里邦（DidierEribon）写的福柯传记，对我颇有助益。就在我动笔撰写的时候，另一本由戴维·马塞（DavidMacey）作的福柯传也准备付梓了。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是，我居然和福柯的大量旧友都谈过了话，了解到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看到了不止一份的珍稀资料。我觉得我并没有白费工夫。②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位警告过我的专家还是对的。为福柯写一部盖棺论定的传记，的确为时尚早。还有太多的证人没有把他们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而更糟的是，还有太多的资料未曾公开发表。ThePassionofMichelFoucault福柯的生死爱欲序福柯在1984年去世之前，曾销毁了大量的个人文件。在遗嘱里，他还禁止在他死后发表一切他无意中留存下来的文稿。迄今还没有出现福柯的马克斯·布洛德（MaxBrod）马克斯·布洛德，1884—1968，捷克人，德语文学家，弗兰茨·卡夫卡的终生密友。曾违背卡夫卡的遗愿在他死后发表了他的大量手稿。——译者注。虽然巴黎已建立起一个专门研究他的机构，但那里的资料并不充足。就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福柯的各种短文和答记者问正以好多种文字广为流传，而登载这些东西的出版物，有些很难弄清来自何方。现已有人允诺用法文按年代顺序出版福柯的短文及谈话全集，这套书将最终改变人们对他的著作的看法。但即使到了那时，也还会有更多的材料需要研究。他的长期伴侣达尼埃尔·德费尔（DanielDefert）掌握着他的笔记本和日记，还有他的个人图书室。至少有一个人拥有福柯谈“性变态”的那卷书的部分手稿，这是他写《性史》初稿时留下的。但他没有拿给我看，理由是福柯曾明确地要他允诺永不示人。更有甚者，在写作此书的这几年里，每年我都会发现一些新的资料，其中有些是非法出版、来路不正的。显然已出现了一个偷卖公共演讲录音带和自由转抄本的黑市，那里生意十分兴隆，许多出售品已为收藏家们所珍藏。我不知道当代还有哪一位哲学家的著作能导致如此活跃的黑市。对比之下，关于福柯的二手资料总的说来都过于粗糙，任何对此有过研究兴趣的人肯定都会很快扔掉它们。这种二手文献令人厌倦，与福柯著作本身产生的影响迥然不同。为取得进展，我感到有必要采取某种装糊涂的态度。对于这一倾注了福柯毕生精力的事业，我倾向于用尽可能天真的眼光来看待，有意不加评判，只当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事情。还有其他一些障碍和潜在的陷阱，也须说个明白。例如，要考虑到叙述这样一个人面临着一种两难：他反复而系统地诘问关于“作者”的各种老式观念的价值，他对个人身份本身的特性提出了重大质疑，他出于天性而不相信探究隐私的提问方式和未经证实的诚实，然而他又倾向于在某种层面上把自己的作品看作一种自传。由福柯关于这类情况的看法所提出的许多复杂问题，不可能在一篇序言里得到整体的解决。这里仅举出这一点就够了：在最后，我不得不把一种顽强而果决的自我归于福柯。这种自我栖息在同一具人体里，与他凡人的生活共始终，多少可以首尾一贯地说明他的行为和对人对己的态度，并把他自己的生活理解为一种按目的论方式构成的“探求”（若用法文表达，便是recherche）。用这种方式来讲福柯的故事，也许有悖于他最深刻的教诲。也许像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MacIntyre）最近所说的，人们显然必须使用这种方法（即认为在福柯的内心里，在他所有的面具和信仰及表面变化的背后，有一种顽强而果决的自我）来探讨福柯的本质，这暴露了他的哲学的一个极大的局限性。或者，也许福柯本人从未持有那种没有道理的关于作者死亡和自我消失的观点（麦金太尔对这种观点的拒斥是对的），我相信这一点。③为这位最不屈不挠的现代怀疑论者写传的每一位作者，都会面临着一些方法论的难题，这些难题，可惜没能在关于个人身份的探讨中获得彻底解决。因为福柯也对“真实”（truth）概念本身提出了质疑，这暗示着他自己的所有历史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虚构”之作。④福柯对历史学的探讨引出了许多问题。这些总是饶有趣味，或许也非常难解。在序言里谈论这些问题当然也不恰当，但在这里说明一下我想玩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真实游戏”（借用福柯的用语）还是明智的。在下文中，我遵照现代学术的惯例，用可以找到的证据来检验我的一些预感和想像的闪光。我在书后以尾注的形式附加了一个内容广博的注释，其中注明了每段引语和每一件轶闻的出处，并在适当的地方对一些含糊不明的事情进行了探讨，作了一些认真的斟酌。在做每一步工作的时候，我都讲究简洁，力求表达的清晰明快，即使我处理的常常是一些复杂的观点，有时还是一些玄奥的实践。最重要的是，我力图说出真实。⑤我感到棘手的问题，的确大都是由这种真实所引起。读者很快就会发现，福柯的思维方式之所以显得极其新颖别致、引人入胜，在我看来关键就在于他对于死亡问题的关注。这种关注是坚定不移的，同时极具含糊性和概然性。他不仅以他的写作这种通俗易懂的形式，而且——我不无苛刻地相信这一点——还以施虐狂式的性行为这种深奥难解的形式，探索了死亡。尽管福柯自己对他的生活的这一方面有坦率的谈论，我在写书的过程中有时仍不能不感到惶惑，不知自己所作所为是否像某种不怎么光彩的宗教法庭判官。恰如一位美国批评家所尖锐指出的：“在一个不停地增生同性恋的意义，但又懂得如何在集体和个人中将它归于某种虚假无意识的文化里，很难找到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既能显示出同性恋的意义，又看上去或感觉起来不像是警察设下的另一个圈套。”⑥这还不是叙说真实所引起的问题的全部。更麻烦的是，艾滋病进入了故事，在我写的每一页书上投下了阴影，使我叙述的生活产生了一种扭曲，而这种扭曲，是我事前绝对不想看到的。福柯，因其对肉体及其快感的彻底探究，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幻想家；将来，一旦艾滋病的威胁消退了，男男女女们，无论是异性恋者还是同性恋者，都会毫无羞耻或毫不畏惧地重复这种肉体试验的。正是这种肉体试验，构成了福柯独特的哲学探寻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我的书是在一场时疫的阴影下写的，而且首先将在这种阴影里被阅读——这一事实太容易令人们从一定程度上怀疑这种可能性了。然而，可以杜绝后世生活中的轻浮和悲剧的诚实职业是不存在的。尽管危险很多，如被视为丑闻和化约主义、无意识的陈规老套和好色的官能主义，最后还有向敌视福柯为之奋斗的一切的批评家们提供新的炮弹这种危险（这并非最不重要），我仍坚定地前行，力图尽我所能说出全部真实。我的一部分宗旨是老式的：叙说真实从来就是历史作家的本分。另一部分宗旨同样是坦诚的，尽管不大容易说明它的道理。从很多方面看，整整这一本书都是在为此提供证明。米歇尔·福柯好歹是20世纪的代表人物和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生活和他写作的文本是按一种可使二者相互佐证的方式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因此，细述他生活的全部涉及哲学的方面（无论其中的某些内容可能看起来是多么的令人震惊），不仅完全应该，而且非常重要。我写本书还出于一种较具个人色彩的目的。我这人怀有这样一种令人不很愉快的信念，即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亚里士多德式的限度，什么柏拉图式的关于善的理念，什么隐含在我们的推理能力之中的道德罗盘，以及什么谋求意见一致的调节机制，好像靠这些东西我们就有可能消除各种生活形式之间的激烈竞争，就有可能协调它们那些尖锐对立的要求似的。故而尼采的哲学总让我感到困惑和愤怒，因为尼采的某些追随者犯有杀人暴行，而我又不能依据他的哲学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迄今无人能够驳倒）找出消除这种暴行的简便方法。总之，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曝光之后，弄清“过一种深思熟虑的‘超越善恶’的生活”这句话的含义，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而在这方面，除了研究福柯这位最富革命性而且极为认真的战后尼采派的生活之外，恐怕别无更好的办法。当然，这决不是探讨福柯作品的惟一途径。他的书早就大获成功，同其他的经验领域、其他的智力类型发生了接触，在观念的碰撞中浮沉起落。正像所有时髦人物的遭遇一样，人们关于福柯也讲了许多胡说八道的话，并以他的名义干了许多胡作非为的事。但他仍应享有一定的声望，因为即使没有什么别的贡献，至少他在启发过多种开拓性的历史——哲学研究方面是功不可没的。例如，彼得·布朗（PeterBrown）那部令人称绝的、关于早期基督教时代弃绝性生活现象的再检讨之作《身体和社会》（TheBodyandSociety），保罗·韦纳（PaulVeyne）在《面包和竞技》（BreadandCircuses）中对古罗马风俗制度的阐释，伊恩·哈金（IanHacking）探讨推理的统计学方法发展史的《驯服偶然》（TheTamingofChance），弗朗索瓦·埃瓦尔德（FranoisEwald）关于19世纪法国工人的薪水和健康保险的研究著作《精明的国家》（TheProvidentState）等。这还仅仅只是一份长长的清单的开头，而且这份清单还在不断加长。不过，这些研究尽管显示了福柯的著作在激励令人兴奋的、具有独创性的学术研究方面的力量，最终却并没有使我们接触到这位哲学家的作品中最奇特（或许也是最令人不安）的东西。福柯在去世之前曾要求我们对它加以理解。“每时每刻，每走一步，”他在1983年这样告诫说，“人们都必须把他们所想所说的同他们所做的，同他们的真实身份进行对照。”这就需要考察观念和存在以及梦想和现实的融合，或者说是甄别这种混淆不清。正如福柯建议的那样，解开一个哲人的个人诗意态度的钥匙并非在他的思想里可以找到的，似乎从他的思想可以洞悉他的态度；而是需要在他的生活式的哲学中，在他的哲学生活里、他的精神特质中加以寻找。本书，即是为纪念米歇尔·福柯而记述的一种“哲学的生活”。

一个人如果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认同自己的存在，已是一件不简单的事，如果能透视自己的命运，掌握自己的命运，更是件不容易的事。简洁明快是本书最明显的风格，因为这样处理方式才最能打动和震撼人的内心。本书收录了200多篇小故事，编者对故事分门别类地归纳在一起，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加深每一部分对读者的印象，并突出每一本书自身内容的多样性。可读性和知识性合二为一是这套小故事系列最赏心悦目的特点，希望读者在阅读之后也和编者能有同样的感觉。文章贵于精心，意味妙在深远。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暂缺简介...

本书是一部关于西方思想史上最富有争议的人物——卢梭的思想评传，它以一种散文式笔调再现了卢梭的激越狂放的情感世界和诡谲嶙峋的思想风格，对卢梭的坎坷人生、心路历程、理论矛盾、浪漫情怀、政治宗教观点及其双重性的历史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揭示了卢梭思想与19世纪风靡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之间的渊源关系。本书具有分析精密、观点辩证、文风飘逸等优点，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学术佳作。

《快乐的知识》一书，是尼采1882年撰写的，其中第五卷补写于1886年。他在第二版前言（1886年秋）中提及，此书是他大病初愈之后写就的，是疾病和痛苦娩出的胎儿，由于这次康复大出他的意外，故“快乐的知识”意味着“心灵的狂欢”，“康复的陶醉使他居然阐发诸多非理性、愚妄之论，抒发孟浪情愫，侈谈外表棘手而实则并非如此的种种问题”。所谓“非理性”、“愚妄”、“孟浪”云云，当然是作者“自知性僻难谐俗”的自嘲；作为决意“为自己创造一个特殊太阳”的伟大哲学家、诗人，尼采在揭露和批判非神圣、非道德、非人性的世界时，处处表现出惊世骇俗的狂狷、放任和尖刻，往往言人之未言、言人之末敢言；庸人和道学家听起来似梦呓、谵语，与尼采心灵相通的人则有痛快淋漓之感。正是这些不合时宜的连珠妙语，显现尼采才藻富瞻、哲理深邃、思辩明晰。这本语录式的小书涉及的问题颇多，诸如生命、个体与群体本能、爱情、文艺、哲学、科学、道德、法律、宗教、社会发展……等等，是否可以说，尼采思想的精髓大体上已包罗在这部奇书里了。现将书中涉及的问题择其要者介绍于后：尼采力主保存个体本能和人的自由意志，指出群体本能意识、道德和宗教无不以否定个体本性和自我为目的。他响亮地喊出“你要成为你自己！…（f隋欲比禁欲和伪善好；诚实，即便是恶意的诚实也比因恪守传统道德而失去自我好；自由之人可能为善，也可能为恶，然而，不自由的人则是玷辱人之本性，因此不配分享天上和人间的安慰。总之，谁要做自由人，必先完全成为他自己。自由不会如神赐之物落在人的怀里。”尼采认为失去自我的人会有许多人性弱点：畸型、孱弱、平庸、畏葸、卑琐、笨拙、自感厌倦，尼采甚至尖刻地将其比之为“驯服动物”；又说：“内心的顺从和依附，正是你我不幸之所在。”关于个性的历练，尼采主张勇对不幸，说“世间存在不幸，这对个人来说是完全必要的”。“通往个人的天堂之路总要穿越个人的地狱。”因此，人要坦然直面恐惧、贫困、匮乏、黑暗、艰危和失误。尼采对当时欧洲普遍盛行的道德准则是全盘否定的。道德被他称之为“道德猛兽”，指出“道德乃是个人的群体直觉”，揭露道德的伪善，是道德“打扮”了欧洲人，使其华贵、重要、体面乃至神圣；使愚蠢、盲目、疯癫、可疑的世界显得正义、智慧、圣洁、善良。尼采在书中尖刻讽刺作家、诗人、戏剧家、艺术家充当“训育排练”者，无情鞭挞他们不敢正视现实，圆滑世故、见风使舵、作品虚伪、矫饰、煽惑、故作“激情”。尼采在书里宣布：“上帝死了。”指出基督教的传统无论“爱”、“同情”、“仁慈”等说教也罢，提倡“禁欲主义”也罢，其宗旨都是扼杀个人。说“善与恶皆为上帝的偏见。”这个世界绝非“神圣”。已为广大读者熟悉的价值重估问题，书中的原话是：“我相信，一切事物的价值必将重新评估。”这尤能显示尼采高蹈卓拔的见识和无所畏惧的勇气。他说：“当我们感到数千年的评估依然在禁锢着我们，左右着我们，真是度日维艰啊。”尼采的头脑里不存在什么伟人，故不囿于任何成说，而是敢为天下先。正如奥地利著名文学家茨威格赞颂（绝非恶意）道：尼采是德国哲学知识领域首先打出的一面“海盗黑旗”。他本人称自己是“未来时代的早产儿、头生子”，预见“上帝死后”必将出现道德坍塌、断裂、败坏、沉沦、倾覆等一系列后果，且被他死后的历史所应验。这，或许正是尼采的伟大和魅力所在了。诚然，此书也并非字字珠玑、句句嘉言，全都令读者“快乐”。他对普通民众、工人、妇女、犹太人的蔑视，对奴隶制的称许，对社会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运动的诋毁，对东方民族、特别是对中国的偏见、贬抑均属纰缪之论，这在他那些旷达不羁、绝后空前的见解中掺杂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籁。但终究瑕不掩瑜，尼采卓然特立的瑰意琦行依旧启迪后昆，彪炳史册！

本书欲为在所有时代堪称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的那个人的思想作一个导引。黑格尔的理论，如同笛卡尔、康德以及其他一些哲学家的理论，是一个哲学的高峰。在康德批判哲学的唤醒下，它出现在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末期，出现在作为两个最多样和最丰富的哲学时期之一的那个时期的顶点。虽然如此，出于种种原因，比起其他诸多伟大哲学家来说，黑格尔被阅读得却太少了。黑格尔被公认为一个艰深的著作家。当然，我们有必要区分如下两方面的困难：一是由跟随任何一种新的思想进路都会引起的理解困难，这种困难在任何一位改变了问题的讨论方式的思想家那里我们都会遇到。另一种便是在黑格尔的思想里内在固有的困难。在某种层面上说，所有重要的哲学家都是难懂的，因为他们革新了而不是重复了那些已被接受的观念。这些思想家要求他们的读者们要有稍微多一点的努力去理解在他们的写作中有哪些新的东西，尤其是，在某个被讨论的问题上，他们是如何革新了讨论的方式。在黑格尔思想引起的困难中，那些最经常被提及的几点包括：他的术语，他的写作的体系性格，在他的文本中所体现出来的体系和历史的关系，以及最后，他的思想被他的追随者们研究的方式。然而，黑格尔的术语并不难懂。它们一般由常见的词汇构成，以一种可理解的方式被使用，偶尔被赋予一种技术性的含义。黑格尔并没有引入一种新的语言，虽然他非常系统地使用它的术语。这种系统性比其他哲学家，比如说康德，要强得多。但是那些被他的阐释者们运用的行话，就象所有行话一样，对于吸引那些尚未入门者的注意力来说，并没有什么帮助。黑格尔是一个体系性的思想家。他对体系的兴趣只是在如下前提下才带来困难：在现时代，我们已经从体系的观念转身离开。但是，其他一些思想家，比如说笛卡尔和康德，也同样认为自己是体系性的思想家。在黑格尔对体系或体系性的思想与历史的关系问题的理解上，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障碍。他把哲学史理解为关乎真理的一个长长的对话。对于黑格尔来说，我们既不应该简单拒斥前人的哲学观点，也不应该假装从来没有前人的努力而从头开始。他的目标毋宁是建立一种新体系，一种新哲学，一种将要包含所有积极的东西和每一个概念上的先行者的理论。承认其他人已经做过的工作而不是简单地拒斥它们，这是好的。这是现实的。但是，对于黑格尔的诸多读者来说，扫除一切却往往变得更容易。或者说，他们更容易象笛卡尔、康德或者更晚近的胡塞尔那样装作要扫除一切的样子，只要这样做能够回避那种必须知悉其他哲学观点的重负。实际上，没有哲学家是重新开始的，因为所有人都必须依赖哲学传统，各以其自己的方式回应传统。为了理解笛卡尔，我们有必要阅读圣奥古斯丁、詹森主义者（theJansenists），以及诸如蒙台涅和贝尔（Bayle）的作品。对康德哲学的把握则要求阅读休谟和莱布尼兹的著作，以及除此之外的其他东西。因为黑格尔知道以及有意地去回应全部哲学传统，所以，为了达到对他的立场的把握，他要求我们熟悉普通哲学史，尤其是要熟悉那些他意欲回应的观点。最后，有那样一些黑格尔主义者和黑格尔学者们，他们通过解释黑格尔的文本和颂扬黑格尔思想的品质而谋生。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无能于为非专业人士解说黑格尔文本和思想的优点。根据康德，阐释者试图阐明那些思想家运用了但是无能说出的观念，以及那些阐释者自己有时也不懂的观念。对黑格尔哲学立场的接受——这往往与黑格尔本人的哲学不在同一个水平上——长期以来忍受着黑格尔的追随者们在政治和学术方面对黑格尔思想进行恢复的努力。在政治上对黑格尔思想的恢复同时发生在左派和右派那里。在黑格尔的去世和黑格尔学派的式微之后，左派黑格尔主义者们（暂且这么称呼吧）——在他们中间有某个卡尔·马克思——强调一个被设想出来的无神论的黑格尔。这种黑格尔阐释后来在本世纪被科耶夫（Kojève）重新拾起。这种思路一直被所谓的右派黑格尔主义者们所反对。后者通常视黑格尔主要是乃至仅仅是一个宗教思想家。然而上述两种思路都是错误的。如果真理是全体——就象黑格尔所想的那样——那么每一种解释都错在把部分当作全体。此外，学院派的黑格尔主义者们通过仔细而彻底地研究黑格尔的手稿来强调表明黑格尔的博学，这是一件黑格尔本人从来没有干过的事情，虽然他的博学确曾是闻名遐迩的。学院派黑格尔主义者的做法只不过是一种为了说明黑格尔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并未得到其学生的良好服伺的方式。同样的意思，黑格尔在柏林时期的一位同事爱德华·干斯曾经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过：他正确地评论说，虽然黑格尔拥有许多聪明的追随者，然而他没有被替代过。就象所有伟大的哲学家一样，黑格尔是难以对付的。我认为，在处理黑格尔文本时所遇到的困难虽然并不是虚幻的，但是它们毕竟是可以对付的，是不应该被夸大的。它们显然不构成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即使所面对的读者是一个初学者，一个非专业读者，或者一个只想略知一二而无意献身于毕生的专业文本研究的读者。本书既不多于也不少于一本介绍黑格尔思想的导论。它是简化的——但不是过分简化的——以便于所有乐意阅读它和思考它的读者能够读懂，因为它并不预设读者先行具备任何哲学知识。作为开始，我试图表明，黑格尔是如何从他的立场出发，用他的概念形式来把握他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的哲学讨论的，然后，作为第二个阶段，我们将把他的讨论扩展到整个哲学传统。其结果——它通常被称为黑格尔体系——是一个知识的概念构架，它至今仍然保持为完全现代的形态。通常认为——虽然这并不是正确的观点——关于知识的理论终结于康德。然而，黑格尔提供了一种知识概念，它比康德的批判哲学走得更远，而且保持着非常现代的形态。因此，本书的中心线索将是表明黑格尔是如何回应他的时代的知识理论的，他对之做了什么，以及在后-黑格尔时代也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又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