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20世纪后20年中国哲学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理论思潮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梳理和总结，体现了当代中国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趋向和呼声。

简介本书选自卡夫卡的《随笔集》与《谈话录》，收进来的主要是一些能够体现这位大文豪与大思想家对人生世事思考的文章与段落警句。其思维之犀利，目光之敏锐，至今仍让我们在阅读时不免心跳。他说到了我们最没能提防的那些东西，说到了我们曾经有意无意想掩饰的东西，在他谦恭的述说面前，我们还准备掩饰什么呢？目录：前言：生活在别处论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对恶魔不能分期付款有些问题无法回避从某一点开始不再有回头路堂吉诃德与奥德赛一个笼子在寻找鸟我们称之为路的无非是踌躇恶是善的星空与人交往诱使人进行自我观察关于普罗米修斯的四个传说受难是这个世界的积极因素厌倦与永恒自由意志三点式前世的证明宗教像人一样在失败我本来应该是很满足的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招魂会议居住的痕迹被出色地抹掉了一切障碍在摧毁我与狂热保持遥远的距离猫和老鼠谁不听从遗命，就将被消灭人的弱点我不断地迷失方向每个人都在斗争坦白与撒谎人是一片巨大的沼泽地孩子们的轻率令人难以理解待在上帝殿堂里的动物堂吉诃德不得不移居国外片段两则假死《他》补遗关于伊地绪语的演讲上帝，生活，真理权力意志的罪孽爱在叙述的对象里向压迫者支付中毒费用文学是精巧的奢侈品死亡完全是人类的事情附录：卡夫卡生平及创作大事年表前言：生活在别处弗兰茨？卡夫卡（FranzKafka）1883年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其父经商有道，是一家时装店的老板。他性情暴躁，对孩子通常采用压制的方法进行教育，“专制犹如暴君”，他对子女动轭就骂，既不理解孩子的写作，更不支持孩子的写作。而卡夫卡又生来体弱，性情温和，对外界的一切非常敏感，他父亲的粗暴管制在其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阴影。这使得他在其以后的作品中反复表现威权压力，一生都对这种威权保持着审慎反思。卡夫卡小学、中学都是在德语学校度过的。1901年，他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化学，但是由于父亲的干预，他只好转而修习法律，1906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住。卡夫卡自幼爱好文学，尽管迫于父命改学法律，但他对文学的爱好却丝毫没有改变。大学期间，他广泛涉猎经典名著，潜心研读斯宾诺莎、达尔文、尼采、克尔凯郭尔、帕斯卡尔等人的哲学著作，积极参加布拉格的文学活动，并结识了终生知己马克斯？勃罗德。勃罗德成名较早，对卡夫卡后来的创作曾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勃罗德从头到尾都是卡夫卡的忠实读者和坚定的支持者。卡夫卡作品之能够得以面世，与勃罗德的鼓励、催促与支持关系很大。在卡夫卡去世后，勃罗德为卡夫卡编纂全集，使得卡夫卡的作品迅速为世人所了解。190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经过一年的实习，从1907年始，卡夫卡就到了布拉格的波希米亚王国劳工工伤保险公司供职，他在这里一待就是15年，直到1922年因病退休。公司里的工作同他的文学创作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他厌恶一切与文学无关的东西。他多次想摆脱出来，专心从事创作，但都未能如愿以偿。而在办公室里，卡夫卡总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从来没有对工作有过任何怠慢，对待同事也是非常客气与恭敬。他的批判态度总是表现在自己的思想层面和文学创作领域，但绝对不在对同事和上级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在保险公司的15年，使卡夫卡对社会的黑暗和人生的荒谬有了深切的体验：穷人的胆怯、无奈和惶恐；官员的冷漠、推委和怒吼；公文旅行的烦琐无意义令人感到悲哀、绝望和恐怖。这一切都无不使其心灵受到震撼，他也把它准确而又稍带变形地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办公室生活的相对平静与个人内心生活的激烈斗争，成为卡夫卡个人生存的奇特悖谬。这种分离，甚至让现代的作家们也感到有些费解。这是深切孤独中的冷静，也表现了卡夫卡本人对于理想与秩序的看法。因为他自己也曾经说过：“国家的力量建立在人们的惯性和需要安静这两点上，但是，如果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会发生什么事呢？那样，您今天的咒骂就会变成普遍有效的贬低人的准则，因为言辞是符咒。这种符咒在人的脑子里留下指纹，瞬息之间指纹就能变成历史的足迹。说话，我们都得注意。”“说话，我们都得注意”这种警语，也正表明了卡夫卡对于上级、同事与领导的态度。卡夫卡非常强调理智与秩序，而他自己也自愿遵循理智与秩序，“倘若没有每个人都理解、因而每个人都自愿服从的真理，那么每种秩序都只是粗野的暴力，都是迟早要在真理需求的压力下四分五裂的笼子。”“而反过来，谁要是让周围的坏思想坏习惯牵着鼻子走，谁就是不自尊。没有自尊就没有道德，没有秩序，没有坚贞，没有促进生活的温暖。这样，一个人会像一堆牛粪那样分崩离析。他只能对那些蛆虫和昆虫有点用处。”卡夫卡不愿意跟随着流俗与习惯走，他想寻求一个和谐的社会，同时也想先从自己做起，尊重自己和他人。卡夫卡生性内向，不善与女性接触，但他非常渴望爱情，也曾经希望建立家庭。正如他对待办公室工作的态度那样，在谈到家庭时他说：“没有一个中心，没有职业、爱情、家庭、养老金，这就意味着没有在世界上站住脚。”他先后经历过很多次恋爱，并曾与两位姑娘先后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直到41岁辞世时仍然孑然一身，卡夫卡的婚恋悲剧，主要是由于他不愿与世俗为伍，由于他想保持一块属于自己的思想空间。卡夫卡向往爱情，也曾谋求婚姻；但在他那里，爱情婚姻都定位太高。婚姻与家庭的世俗性会干扰他，会惊扰他的自我反思，会迫使他不得不放弃一些不愿放弃的东西。他与少妇密伦娜曾有过一段从未有过的热烈爱情，但当年轻的密伦娜提出要与他幽会时，他却感到这与他的爱情理想格格不入，感到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导致他最终把婚姻视之为“一生中迄今最恐怖的东西”。

人们常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所在。这大约是指从事哲学活动的学者总是打上了某个特定时代的文化烙印，有着某个特定时代的 特殊身份，从而总是有意无意地将时代的特性与特殊问题注入哲学。虽然几乎所有的哲学体系大都像是在建造空中楼阁，但其中的一瓦一石，其中的创意布局，无一例外皆有时代的年轮。然而从哲学本身来看，形而上学永远是其无上的旨趣。这样——种冲动深深地扎根于人类的心灵深处，与利益无关，与荣辱无关，与一切俗务无关，而恰是一种使人类超拔于现实的精神力量，是哲学领域中的皇冠之学，是哲学命定的追求。没有形而亡学的哲学不仅是乏味的，更是不可设想的。所以，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哈马斯到罗尔斯，从现象学到实用主义，从令人又爱又恨的现代性到让人望而生畏的后现代，都是我们关注的对象，理解恰恰是因为恐惧，当精神的幽灵在时代的虚空游荡。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哲学，曾经有过她的辉煌。刘鄂培先生告诉我们，清华大学哲学系的优良传统是与曾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先生所提倡的“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教育指导思想分不开的，而在我们看来，清华哲学的那—段光荣历史恐怕更与当时清华大学整个的人文氛围不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恢复，就是一项“兴灭继绝”的事业。但继承什么？什么是我们认为珍贵且已经失去了的东西？身在焦躁不安的现代，面对急功近利的洪流，作为清华哲学的继承者，我们何去何从？冯友兰先生与金岳霖先生都受过西方哲学的良好训练，但却都将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有明确界定的形而上学看做是人生哲学，看做是事关人的终极关怀的学问。这一现象初看令人惊讶，继而亦颇能理解，在兼容并包上力图走向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实现综合创新，这大概是清华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在玄思默想之际不忘关心现实，不失学者 之为存在之良心的求真情怀，这大概也是清华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但我们不必拘泥于观点与立场，电不必苛求于资源与方法，因为我们是在创造一个新的谱系。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会议室的墙上，赫然挂着冯友兰、金岳霖两位先生的画像。系主任常常说：我们每天都要问自己，我们离墙上的这两位先生还有多远？这两幅画就如一面旗帜，一面理想的旗帜，它鼓励、鞭策我们不断地进取；而《清华哲学年鉴》则是一面镜子，一面现实的镜子，它反映出我们的成果，也显现出我们的不足，并促使我们反思、检讨。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哲学教程》是高师思政专业“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一。它以历史发展为线索，以重大哲学流派为专题，专门介绍了先秦诸子之学、秦汉哲学、晋唐玄学与佛学、宋明道学、近代哲学以及建立新哲学体系的探索等内容，不求面面俱到，力求简明扼要，突出中国哲学的整体特征和主要内容，便于学生掌握中国哲学的精华，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并通过理论思维的训练，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全书内容充实、材料精当、逻辑清楚、立论公允，便于广大高师学生和社会读者学习使用。

本辞典按十三部经书分部编写，一部经书为一卷，本辞典收录的是论语和孝经两部，所收条目为单字条目和多字条目。收释了经书的字、词、短语以及含有经义或特殊意义的句子。

柏拉图（公元前427年－347年）是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399）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322年）的老师。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古希腊民族文化中心的雅典。他热爱祖国，热爱哲学。他的最高理想，哲学家应为政治家，政治家应为哲学家。哲学家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书呆，应该学以致用，求诸实践。有哲学头脑的人，要有政权，有政权的人，要有哲学头脑。柏拉图生于雅典城邦衰落的时期，那时疫疠流行，大政治家伯利克里染疾去世后，群龙无首，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危机四伏。柏拉图出自名门，其社会关系乃至阶级感情显然在奴隶主贵族方面。柏拉图书札第七有这样一段自白：“我年轻时，总想一旦能独立工作，就要投身政界。后来政局突然变动，影响了我的计划。那时民主政权为一般人所厌恶，革命发生了。领导这次革命的有五十一人，其中十一人在城区，十人在比雷埃夫斯港。这两个委员会管理两区的市场及行政。上面还有一个三十人的最高委员会，最高委员会里有些成员是我的亲戚故旧；他们邀我参加，以为一定会得到我的赞助。我当时年少天真，总以为新政权将以正义取代不正义，我极端注意他们先是怎么说的，后来又是怎么做的。这些绅士们的一举一动，一下子把他们所毁坏的民主政权反而变得象黄金时代了！他们居然命令我的师而兼友的苏格拉底去非法逮捕他们的政敌。苏格拉底严词拒绝，宁死不屈。我敢肯定说苏格拉底是当代最正直的人啊！“当我看到这些，以及其它种种，我衷心厌恶，决计与这个可耻的政权完全脱离关系。三十人委员会大失人心，被逐下台。过了一个时期，我故态复萌，跃跃欲试地，虽然静悄悄地，又想参加政治活动了。当时雅典局势混乱，私人互相报复，到处械斗。总的说来，东山再起的民主政权，还算比较温和；可是一些有势力的坏人诬告苏格拉底以渎神之罪，陪审团竟处以极刑……后来我年事渐长，深知在政治上要有所作为，首先必须有朋友，有组织，这种人在政客中非常难找，因为他们做事没有原则，没有传统的制度和风纪。要找到新的人才，简直难于登天。况且法规旧典，在雅典已多散失。当初我对于政治，雄心勃勃，但一再考虑，看到政局混乱，我徬徨四顾，莫知所措。我反复思之，唯有大声疾呼，推崇真正的哲学，使哲学家获得政权，成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家，否则人类灾祸总是无法避免的。”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到柏拉图所痛心的是雅典贵族政治堕落为寡头政治，这使他猛醒过来，重新考虑他的政治立场。柏拉图出身贵族，他认为农民、工人、商人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和推销者，他们不可能也不必要去担负行政上的许多事务。政治活动是领导阶层的专职，是领导阶层义不容辞的一种道德责任。领导与群众分工合作的政治结构与政治体制应当是这个样子：领导阶层尽其全力来治理国家，捍卫国家。他们受工农商的供养，回过来给工农商办好教育、治安和国防。事实上丧失过信誉的贵族政治，在雅典很难成功，但这并不证明贵族政治是不合理的，行不通的。在柏拉图看来，国家应当好好培植下一代的年轻人，他自己决意钻研数学、天文学及纯粹哲学，与师而兼友的苏格拉底往返论证，将欲立人，先求立己。公元前339年雅典民主派当权，苏格拉底被控传播异说，毒害青年，法庭判以死刑，苏格拉底从容答辩，竟以身殉。相拉图目击心伤，终其身魂梦以之，不能忘怀。柏拉图以继承苏格拉底大业自任，前后共著对话二十五篇。《理想国》成于壮年，如日中天，影响深远。除最晚出的《法律篇》之外，其余二十四篇均以苏格拉底为主要对话者。另有对话六篇经后人考证乃系伪作。柏拉图书札第七、第八大致可靠。第一、第十二不能尽信，其余诸札，众说纷纭，迄无定论。苏格拉底一生不著一字，而柏拉图是西方哲学史上有大量著作留传下来的哲学家。

康德的“第三批判”即《判断力批判》出版于1790年。全书除了序言和一个完整系统的导言外，分为“审美判断力批判”和“目的论判断力批判”。前者又分为审美判断力的“分析论”和“辩证论”（其最后一小节题为“附录：鉴赏的方法论”），后者则分为目的论判断力的“分析论”和“辩证论”及一个计有13节的“附录：目的论判断力的方法论”，加上“对于目的论的总注释”。序言提纲挈领地总括了《判断力批判》对于联结前两个批判从而完成纯粹理性的全部批判的必要性和意义，也是全书导言的一个简短的纲要。导言是关于批判哲学体系的总体结构和《判断力批判》的基本概念及总体构想的一篇独立论著，也是研究康德哲学及其思想发展的重要文献。导言前三节确定了判断力的先天原理对于联结彼此独立的知性立法和理性立法，即联结相互分裂的自然和自由、认识和道德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以此阐明批判哲学必须是由三个批判组成的总体；第四、五、六节阐明了作为联结中介的判断力不是知性认识中从普遍概念出发规定特殊对象的“规定性的”判断力，而是从给予的特殊出发去寻求其可能的普遍原则的“反思性的”判断力，它出于这种需要而给自己立了一条法，即自然的形式的合目的性这条先验的原则，这种合目的性只与对象对于主体认识能力的适合性相关，因而具有形式上普遍引起愉快的特点；第七、八、九节阐明了自然合目的性之区分为直接与愉快相关的主观的、形式的合目的性，和建立于其上、不直接与愉快相关而与对客体的知识相关的客观的、质料的合目的性，与这种区分相应，反思判断力也就区分为通过愉快对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作评判的审美判断力，和通过知性和理性的关系对客观质料的合目的性作评判的目的论判断力，并在探讨两种反思判断力的概念、作用、相互关系这一基础上阐明了它们各自联结自然和自由、认识和道德的方式。审美判断力的分析论中的美的分析部分，通过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概括出对于美的普遍一般的说明：前两个契机提出鉴赏的愉快的两个特点，即无利害的快感和无概念的普遍性；后两个契机则追溯到这两个特点的先天根据，即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形式和人类的共通感，从而说明了鉴赏判断是想像力和知性这两种认识能力的自由协调活动或“游戏”，它所判定的是普遍可传达的愉快感，这就是“美”。崇高的分析从崇高的对象是自然界的“无形式”出发，阐明了崇高是想像力和知性不能和谐（因而带来痛苦）却跳过知性去和理性达到和谐（因而带来更高层次的愉快），因而同样显示为想像力的合目的性活动；无论数学的崇高还是力学的崇高，都不是在自然对象或自然力上寻找到的，而是想像力在评价自然界时借助于理性的理念在自己内心中激发起来的，或者是为了抵抗、战胜盲目的自然界，或者是以自然界的伟力象征和加强理性的人格力量或道德精神。审美判断力的辩证论则考察了鉴赏所必然陷入的审美标准问题的二律背反及其批判的解决。目的论判断力批判强调自然的客观合目的性只是反思性判断力反思自然的一条调节性原理，而非构成性原理。其中，分析论阐明了作为自然目的之物的有机体不是一种外在目的，而是内在目的，即“有组织的和自组织的存在者”，它的一切部分都是互为目的和手段；有机体的内在目的性的确立必然导致整个自然界的目的论等级系统；但这个系统对于自然科学只是一种外来的辅助手段，它不是理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而是神学的入门。辩证论阐明了反思性判断力一旦将其目的论的主观调节性准则误解为对象的构成性原理，就必然陷入目的论和机械论的二律背反，而解决这个二律背反的必要准备就是不承认反思性判断力的主观准则有客观实在性。“方法论”对自然界的最终目的进行了追溯，这一追溯实际上是从以人为最后目的的自然目的论系统出发，通过对人身上体现的最后目的进一步反思而追溯到道德目的论，并由此而向超自然的终极目的即神学目的过渡。在人身上体现的终极目的就是作为道德法则的主体并遵照这个法则而使自己成为自由的存在者的、作为本体看的人。在道德目的建立之后，幸福也才能成为值得追求和希望的，而为此就需要上帝，这就从自然神学过渡到了“伦理学神学”。《判断力批判》在国内已有两个中译本，一个是196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卷宗白华译本和下卷韦卓民译本，二是1992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牟宗三全译本。目前这个本子是第三个中译本。书的翻译开始于三年以前，中间时断时续，但始终没有完全放下过。翻译工作的程序是，首先由我在电脑中译出一个初稿，打出样稿，然后由杨祖陶先生用铅笔仔细校订，我再根据校订过的样稿加以订正。由于电脑操作，省去了很多重复抄写的麻烦。但使我和所有见到过杨先生的校订稿的同事们感到吃惊的是，尽管我在初译时尽了最大的努力小心谨慎，力求少出或不出错误，但仍然被杨先生在初稿上用极细小的字体校改得密密麻麻，几乎要把原文都淹？徊患恕Ｋ闫鹄矗钕壬８乃ǖ氖奔洌任乙氤龀醺逅玫氖奔浠苟嗟枚唷Ｕ庵秩险娴某潭龋谀壳暗墓诜虢缁故呛苌偌摹Ｋ晕业亩味┱皇且患崴傻氖虑椋踔帘任易约褐苯臃牖垢恿钊送贰５蔽以诘缒陨锨孟伦詈笠桓鑫募拇媾碳保梢运凳浅こさ厥媪艘豢谄患て谳尤朴诨车墓こ讨沼谕瓿闪恕？我们之所以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重译这样一本已经有两个中译本的书，当然是有我们的考虑的。在已有的中译本中，要么译者对康德哲学缺乏了解，要么不是直接从德文原本翻译过来的，而是从英译本转译的，与原文出入较大，不少意思译得不明确，错漏也比较多，加上译名的不统一和表述上存在的问题，总的来说，都不能令对康德哲学有兴趣的中国读者们满意，更谈不上满足康德哲学和美学的研究者的迫切需要了。现在宗、韦、牟三位先生均已作古，译本的情况却仍然没有改观，这是学术界多年来早已深感遗憾和不便的。众所周知，翻译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尤其是重译，如果不能超出前人的工作（且不说甚至比前人译得更差），其遭人诟病将比初次翻译者更甚；如果超出了前人译本，那功劳也得大打折扣。至于康德著作公认的难读难译，则更是众多译家不敢随便碰它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中国学术界又不能没有一个更好的译本，所以我们不揣冒昧，不惜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件很少有人愿意做的基础工作。当然，我们的工作做得如何，是否真的对原来的译本有所改进，这还有待于学术界诸位专家学者来检验和评价。以康德著作译事的繁难，我们深感这几乎是一个“无底洞”，与人们常挂在口头的“说不尽的康德哲学”相类似，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说不尽的康德哲学翻译”这一客观事实。我们只能说，现在这个译本是我们尽力之所能奉献在读者面前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来自各方的一切批评指正都是我们诚心欢迎的。本书翻译所依据的主要是《哲学丛书》第39a卷，卡尔·弗兰德尔编，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汉堡1924年第6版，1974年重印本（Kritikder Urteilskraft，Hrsg.von Kral Vorl□nder，Felix Meiner Verlag，sechsten Auflage，Hamburg1924，Nachdruck 1974），本书中所载边码均是这个本子的原版页码，此外还参照了普鲁士科学院版《康德文集》第5卷，柏林1968年版（Kants Werke，Band V.Akademi－Textausgabe，Berlin 1968），个别地方也参考了Werner S.Pluhar的英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西学经典·哲学》第6卷，1999年版：Critique of Judgment，transtated and with introduction by Werner S.Pluhar with aforword by Mary J.Gregor）；校译所依据的主要是上述《哲学丛书》第39a卷的1990年第7版，1993年作为“三大批判”套书的重印本。另外，在翻译时还参考了上述宗白华、韦卓民、牟宗三诸先生的中译本，他们的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是我们不能忘怀的。

对19世纪之后的中国来说，“进化主义”是一服药力极强的“兴奋剂”，它令许多人着迷和信奉。为中国人提供了对未来的强烈乐观信念。这种信念，西方在19世纪末之前曾经历过。但是，正当西方对“进步性”进化的乐观情绪暗淡下来的时候，恰恰就是中国对“进步性”进化充满信心的开始。历史时空的迅速转换，为理解进化主义的盛行增加了捉摸不定的复杂性。西方“一战”的残酷事实．只是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蒙上了一层薄雾。像是“溺水者连稻草都抓”那样，中国知识分子对进化主义这一普遍的世界观，“根本上”并没有产生动摇，他是晚清以后中国知识界和思想文化领域中最强有力的精神符号之一，他是比“科学”这一符号兴起得更早并持久不衰的一种“神话”。他适合了众多人的口味，他被用来服务于不同的需要，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国家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等等，都在进化主义中找到了适合自己胃口的东西，找到了自己的护身符。

本书是20世纪23位著名的德国哲学家的自传，主要刘述他们“经历过的与认识到的”。本书的最独特之处在于其原创性。本书文章均由不同流派、不同的学派的哲学家自己写成，这使得本书同哪些由别人写成的传记或教科书区别开来，读者可以通过哲学家本人生动的描述，经历哲学不同的心理起源，面对不同的理论观点和解释立场，并受到激发，对它们进行比较、讲座及形成批评性判断，感受哲学的生生不息。哲学对今天的研究者对今天的人类有什么话要主让我们聆听哲学家自己的言说吧！

邢贲思，1930年1月出生，浙江嵊州市人。毕业于外国语学院，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读硕士学位。曾在哲学研究所长期工作，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哲学研究》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委员、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还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编委会常务副主任。1950年进入北外学习俄语，1952年毕业留校教理论课，1957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深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多年，任哲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94年任《求是》杂志主编。现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期刊协会会长、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著作有：《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和启蒙》、《哲学与时代》、《在思想战线上》等。1998年出版了四卷本《邢贲思文集》，2002年出版了《刑贲思自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