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超越性》是萨特最早的著作。此前出版的仅有的两部作品严格说来不能算作哲学研究。其一是1927年发表的有关狄骥（Duguit）法律现实理论的文章，另一篇则是在1931年发表在《公牛》杂志上的《真理的传说》，萨特在这篇文章中以寓言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萨特以这部著作开始了通向《存在与虚无》的探索。此外，萨特的生平纪事也可肯定它与萨特当时的哲学关注是一致的。可以说，萨特那时的所有著述，如果不是同时的，至少也是同时构思的。《自我的超越性》写于1934年，其中一部分是萨特在柏林为研究胡塞尔现象学而写的。1935年间，他还写了《想象》和《想象物》（分别在1936年和1940年发表），后来在1937年和1938年间完成1934年就构思的《心理》。后来他又从《心理》分离出另一部著作《情绪现象学理论初探》，于1939年发表。最后要提到随后在1943年发表的《存在与虚无》。他在《存在与虚无》中坚持《自我的超越性》的结论，又完善、深化了它所欠缺的对唯我主义的批判。对这部年轻时代的作品，萨特只在一点上有所否定，而这一点在作品中几乎没有展开：即触及精神分析的内容。他对过去的观念进行彻底清算——即否定精神分析的无意识和理解的观念，并不再坚持过去对这个领域的偏见。但是，意识结构理论本身，以及作为超越心理对象的自我的根本观念始终没有变。西蒙娜·德·波伏瓦对此有过明确的评论，尽管略嫌简短，这里不妨提上一句。她说“《自我的超越性》用胡塞尔的观点——而又对立于胡塞尔后来理论——描述了‘我’与意识的关系。在意识与心理之间，萨特坚持了他一直坚持的区分。当意识是直接的和对自我的明确在场时，心理就是对象的总体，这些对象只有通过反思活动才能被把握，它们就像知觉的对象那样只凭借侧面（Profils）表现：比如仇恨是超越物，人们就通过体验（Erlebniss）领会，其存在是或然的。我的‘自我’本身是一种世界的存在，他人的‘自我’也完全一样。因此，萨特建立了他的最古老、也最执着的信仰：存在一种非反思意识的自主性。拉罗什福科和法国心理学传统所说的自我的关系会败坏我们最自发的运动，它只在某些特别的境况中出现。对萨特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为他人并以同样的对象方式使为‘我’存在的心理、自我脱离唯我主义。消除唯我主义，就能够避免唯心主义，萨特在结构中坚持他论证的实践贡献（道德和政治上）。”大多数哲学家认为“自我”是意识的“居士”。还有一些哲学家把“自我”在“存在”内部的形式在场确认为统一的空洞原则。另一些——多为心理学家——则想在我们心理生活的每一时刻把“自我”的物质在场发现为欲望和行为的中心。在此，我要指出“自我”既不是形式地、也非物质地存在于意识之中：它在世界中，是外在的；它是世界的一种存在，就像他人的“自我”一样。

《21世纪哲学创新》分为上中下三编，详细内容包括我的哲学思想、建立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任务、黄楠森的哲学思想及其由来；中编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简论新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面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21世纪哲学创新论纲、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观点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李大钊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理性·仁心·德行、一要坚持，二要创新、新实践论述要、知识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好社会主义现代化主题跨越卡夫丁峡谷：与时俱进的光辉体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世纪走向的思考、唯物史观的发展趋势等内容。

本书除在导论性著作《现代思想的源流》一书中扼要评述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和胡塞尔这“四位伟大的思索者”外，还以三十卷的篇幅分别评述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三十位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对他们的哲学思想作了相当全面的阐述和细致的分析，具有学术价值。二是选材恰当，所选人物代表性强。三是视角新颖，具有参考价值。卢卡奇（1885－1971）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文学史家。在布达佩斯大、柏林大学习法律、哲学美学。在世纪末的历史状况中，怎样恢复和美学。在世纪末的历史状况中，怎样恢复濒机的人类生存的整体性？卢卡奇为追求对此问题的解答展开思索。1918年加入共产党，参加了匈牙利革命。革命失败后亡命维也纳，后去莫斯科，任职于国家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回国后就任布达佩斯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近代戏曲发展史》、《灵魂与形式》、《小说理论》、《历史与阶级意识》等。<

由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所著《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一书，是近年来船山学研究所取得的可喜成果。该书运用中国哲学逻辑结构方法，从王船山哲学思想的主要范畴和命题着眼，不仅深入探讨了船山哲学基本范畴、命题的涵义及其内在联系，而且对船山哲学的逻辑结构进行了理性的诠释，从而揭示和阐明船山哲学思想的真义所在及其人文价值，并对船山哲学思想体系及其历史地位进行定位和评述，是一部富有探索与创新的船山学研究专著。该书一反过去那种从本体、认识、伦理、政治等条块方法对哲学家思想进行研究的途径，而是着力从哲学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需要出发，自觉运用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方法与和合学理论，去研讨和诠释船山哲学实际存在的逻辑结构的演进、思想内涵，从而凸显其传统学方法论的价值。基于方法的合理性与研究视角的新颖，该书不是一般性地对船山哲学进行介绍和归纳，而是在旁征博引、广纳百川、翔实考索的基础上，重在思考、创新和发微。书中对船山哲学基本范畴和命题的阐述、论证，如“气”、“道理与心性命”、“道器理气与物器”、“形神物遇与体认”、“和合动几”、“常变生生”、“一物两体”、“义利理势与物欲”等，并不是将其作为单独、孤立的对象来加以描述和阐释，而是紧紧围绕整个哲学史，与其他范畴、命题相联系，来加以系统梳理和分析，从纵横两方面来阐明其诸范畴、命题的历史发展、内在联系及其真义主旨。在揭示船山哲学思想体系博大精深、纵横捭阖、气势磅礴的同时，更加凸现其哲学思想的深刻性和创新性。我们从中多少可体悟和认识到作者对学术生命意识的自觉、维护与呼吁，以及其在学术研究上戛戛独造的和合创新意识。这也正是我们当今时代所强调和需要的。

《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同列为四书，一向被视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更综合历代各家注疏，重新编订，是为后世所称之《四书集注》。劳思光先生于一九六四年出版之《大学译注》与《中庸译注》，不仅是为方便惯用语体文的读者所作之翻译与解释，更重要的是，对二书中之儒学基本概念，就其函义以至其在儒家思想中的特列意义均提出独特的分析。现在编者把《大学译注》与《中庸译注》二书合并为《新编》，并将劳先生的分析与朱子集主有重要分歧之处，在[编案]中并列出来，作一对照，并加以说明，以突显劳先生解析儒家思想时的独特见解。故本书不单对儒学有有参考价值，也是研究劳先生对中国哲学问题所持的基本观点之学者所。

哲学有什么用呢？V.布莱伯格认为哲学是母亲、母体，其他科学是从母体中纷纷脱离出来的。如果有人对哲学家说，他不理解这些儿女中的一个，哲学家会感到受了羞辱。哲学母亲愿意与所有的孩子交流，并感到对一切事物都负有责任。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哲学也一样，哲学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已经变了。大众日益增长的兴趣不仅是冲着那些伟大的哲学家的名字，他们需要哲学对过去几十年的普遍经验作出负责任的说明。<

中国人为中国找寻出路已经将近一个半世纪。自清代同治（1862-1874）以来，便有追求国家富强的“洋务运动”，然后三翻九转，各种口号此起彼落，许多文化和社会革新运动都在中国出现；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共号召的“现代化运动”为止，似乎又回到初的“洋务运动”了。在这种翻腾中，中圃的内在问题却愈来愈复杂。同时一种集体的精神崩溃的危横正笼罩整个中国大陆，连找出路的活力也似乎步步衰弱下去了。面对遗一事实，我们不能只是悲观地叹息，还应该有承担困难的勇气，重新探索中国路向的问题。本书以清晰的思路和浅易的文字，先对中国所处的历史困境作一客观的分析，然后就脱离困境的路向作出判断和建议。新编版还收录了劳思光教授有关中国路向问题的访谈内容，以及专为新版写的序言。关心中国历史命运者不可不读。

本书收录了劳思光先生由一九六○年代中至九七年香港回归的三十多年间，发表在香港刊物上有关香港、台湾、中国大陆以至世界局势的时论文章共三十余篇。劳先生运用其哲学家的清晰头脑以及对时代的敏锐洞察力，对当代中国一些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提供了深入的分析和独到的判断，并往往能揭示出其深层的文化意涵。本书不单是一位杰出的当代中国哲学家的历史见证，更堪称为一部中国人社会的「当前的历史」。本文集亦是首次汇编成册出版。

本书是后现代性是六十年代以来由福柯和德里达等人推动的思想潮流。它对西方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总体性持一种激进的批判态度，同时也动摇了主体、理性、真理、语言、历史等概念的稳固的现代性内涵。最终，后现代性表现为一种祛伪式的哲学形式和知识形式。本书收录的是后现代理论中堪称经典的文献，正是这些理论家及其著述，刻写了后现代进程中无法抹擦的痕迹。这是一部全景式地描写中国当代城乡生活的长篇小说。作者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划了社会各阶层普通人的形象。人生的自尊，自强与自信，人生的奋斗与拼搏，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一幕幕激动人心的人生爱情故事动人泪下，读后令人回肠荡气。

本书是“上古版中华名著袖珍本”系列中的一册，书中收录了《荀子》这部古典哲学著作。书中除收录了原文外，还附有注释及导读，便于读者更好地阅读理解。本书形式新颖，携带方便，可供广大读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