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录》不同于以往简单的劝世喻人的读物，仅发出一些苍白无力之劝告，而是一部哲学伦理学之作。它以自然哲学为基础，在频繁的世界变迁、人世沉浮中，放眼宇宙，俯瞰万物，洞悉自燃变迁之道以洞察人生之理。它提出了要按自然而生活，依人的本性行事，尊崇自己心中的守护神，公正、友善待人、平静、无待于外物的幸福生活。这无疑会给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已经沦为或将要沦为万物之奴的人提供一道清新剂，为那些不甘沦为精神穷人的苦旅者提供一碗心灵鸡汤。同时，《沉思录》中运用分析的方法，自我诘难，进行逻辑的推理，剖析通俗观点中的矛盾指出，得出结论，因此，阅读此书不失为获得一种哲学思维训练的方式。

《朱熹研究》中论述的朱熹的仁政爱民思想，应该说是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优秀的方面。然而他的对民施行“仁政”又是同他的对民施行封建三纲五常的教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他的仁政爱民也没有超越儒家伦理理性的藩篱。他的正经界只是要丈量清查土地，均平赋税，并不敢触动土地的占有；他的整顿赋税也仅是要蠲除各种额外加增的无名苛赋，也不敢触动沉重的“正赋”，老百姓是不可能富起来的，这都可以看出他的仁政思想的软弱无力。“民”在他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没有独立自主性的受动体，正像他的“正君”思想只会培养一种“好皇帝”的文化心态一样，他的“仁政”思想也只能培养一种为民请命的“好官”的文化心态，一种“清官”意识：不是民主，而是为民作主，又成为一种抗御近代民主思潮传播的文化惰力。我们看到，儒家伦理理性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是一种文化“润滑剂”，它无所不在，四处充溢，圆美流转地渗透，靠了它，他建构的静态文化系统才凝聚成为一个超稳定的惯性价值体系。而正是从这一文化视角去审视他的静态文化系统，可以具体而微地透视到整个儒家传统文化深刻的内在矛盾与危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就意味着超越一元伦理理性的古老文化传统迎接一个多元理性时代的到来了。

在《老子今释》之《绪言》中，郑先生首先对《老子》一书通论，阐明了自己对于《老子》一书文本、老子之学渊源等基本的观点和认识，确有不少独到和精确之见，兹略述如下。比如，老子、孔子之学孰先孰后，这是学界一直探讨和在争论的问题。郑先生通过翔实的论证，区分老子与《老子》的年代，认为老子之学“当发端于春秋末期孔子之毕已行之时，成于争战、兼并已烈的战国中期无疑”，郑先生文中虽未提及1993年湖北发现的简本《老子》，但所得出的结论确实为简本《老子》所证明。再如，关于《老子》一书，很多人认为它前后内容有密切相关的逻辑联系，因而往往为之强解。而郑先生指出“其内容的前后不协与相左、抵触之处也时有可见”，“前后重复也时有可见”、“不少章节之间缺乏连贯性，存在拼接的现象也很明显”，于吾心颇有同感，也符合《老子》一书的实情。这是我们在研读《老子》一书时应该注意的。

墨子出生时，小邾国已成为鲁国的属地。当时的鲁国，君臣骄奢淫逸，宴乐终日，花天酒地。平民百姓“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也就是说在饥饿时得不到可以果腹的粮食，天寒时没有可以御寒的冬衣，筋疲力尽时也没有可能休息。整个社会“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已经到了强者劫掠弱者，人多势众的欺负势单力薄的，奸诈的人欺骗憨厚的人，显贵的人傲视低贱的人这样一种“礼崩乐坏”的地步。而王室子孙连年争斗，齐、越等国都对鲁国虎视眈眈，多次攻城掠地。国家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王权在动荡中一步步走向衰落，官办的学校逐渐难以为继，随之而起的是私人办学的兴盛。在这种“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背景下，小生产者有了学习文化知识的可能，也就有了上升为士的机会。墨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位出身低贱、为小生产者立言的平民圣人。他的以“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用”、“节葬”、“非乐”、“非命”为主要内容的救国主张、他和弟子在科学、逻辑学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高尚人格，使他和他所创立的墨学成为那一变革时代中一朵耀眼的奇葩。

老子的《道德经》（《老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是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上一座彪炳千秋的丰碑，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正确地把握《道德经》的思想内涵，是深刻理解中华文化源流和民族精神的关键之一。站在时代的高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宏观视野和战略眼光重新考证、反思和研究《道德经》，结合时代特点、时代精神及时代性问题对《道德经》进行创造性诠释，对于全面正确地把握它的思想内涵，显扬其本真意义和时代价值，对于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老子道德经新编（上下）》作者（董京泉）对老子《道德经》作了详细的解读。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又非常幸运地发现：考古挖掘出土的在湖北云梦睡虎地与甘肃天水放马滩两地秦墓出土的竹简日书中，记载着完全相同于彝族文化的许多内容，如：彝文古书《占卜》、《占母》、《玄通大书》、《西南彝志》等有相同的建除、择吉凶、禁忌日、筮法等内容。尤其是彝、汉两个民族的天文历法，特别是对二十八宿和十二属相的记载和运用有着惊人的相同。由此也进一步证明，彝汉两个民族的文化是同源的。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是中华各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毛泽东主席曾指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还有许多学者也认为，不仅汉朝以后有许多的少数民族融入汉族，而且在汉代以前的几千年中定当有更多的兄弟民族，以各种方式结合而成华夏民族的大家庭。汉族既为古代各族融汇而成，中华文明也应是中华各族共同创造。据史家考证，“先秦的老子、孔子、庄子、孟子、邹衍、墨子、荀子、屈原等文化名人都不一定是汉族。”因此，我们要说汉、彝乃至中国境内的许多民族，今天虽为异族异姓，却是同宗共源。中华文明的源头，应该是从伏羲画卦的时代开始。那么，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不仅仅是五千年的历史了，它应该更长。从我们研究的结果看，人类的文化经历了由实物记事发展到符号（即伏羲八卦符号）记事，再发展到创造文字使用文字的三个阶段。6000多年前，圣人伏羲创造八卦时代，我们的先人就已经运用抽象的符号来概括宇宙间万事万物及其运动规律。我们的先人所创造的易八卦文化，对整个中华各民族和亚洲其他各国乃至整个人类后来的文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老子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构和主线，围绕着老子是现代文明的先知这一论断展开的，其间又分三大块，从不同角度阐明老子及其道家理论的先进性、时代性、先知性等。《老子文化与现代文明》从当代科学发展、历史哲学发展、世界文化发展、世界文明发展等高度，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广博思维，对道家文化进行全面的阐述和深刻的分析。

《老子的生命智慧》是中国人二千多年来重要的哲学思想，潜移默化了中国人生活的方式。虽然西风东渐，西方思想成了主流，但老子的许多思维方式仍深深埋藏在中国人生命的底层。西方文明科技带来的繁花盛世，却相对使现代人的心灵更形枯竭，不知所为何来？这样的反应都因缺乏生命指引，瞬时迷失自我。《老子的生命智慧》以现代语言、贴近现代人的经验说解《老子》，浅显易懂，却蕴含至理，直探人心底层，追索生命的智慧，让老子这门探究生命底蕴的生命哲学能够帮助现代人走出心灵的桎梏，生命得以开展，寻求更豁然大度的天空。书中收录《老子》八十一篇全文，让我们藉此机会从头认识老子这位大师，在字里行间有自己的领悟。

道家哲学真正体现了哲学其实一直“完成于未完成之中”的真谛，因为我们始终走在道上，任谁都不必一往直前地赶到路尾；也许，人生之路无头也无尾，因为生命宝藏遍地皆是，是怎么也挖不尽、花不完的。 而老子与庄子一点也不唠叨，一点也不心急，他们有言而无言，有为而无为，只是我们自己却像个多动儿般奔忙不已；竟不知所为何来，也许，天地正谛听着人间所有的音声与言语，而自作聪明之徒是真的该好好回到古老的经典，回到智慧的宝库，别竟日在现代的信息堆里打滚了。　本书运用简单易读的文字与现代生活语法，在生动的故事中，诠释庄子的处世智慧，探讨人世间的成败得失，并学习倾听生命、面对死亡，打破现代人的种种迷思，让我们能够找到生命的出口，进而寻求自我的定位与处世之道。

这套《柏拉图著作集》收入本杰明·乔伊特所译的全部柏拉图作品，每篇附有乔伊特所作的导读和分析；另附其他人所译的《大希庇阿斯》、《第七封信》等，以及英文原版的柏拉图著作索引。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1817—1893），牛津大学教授，19世纪英国杰出的古典学学者，以翻译和研究古希腊哲学著作知名。乔伊特所译柏拉图著作英译本首次出版于1871年，收录柏拉图绝大部分作品，迄今为止是由同一人所译的篇幅最多、最完整的英译本。百余年来，该译本经多次再版，广为传播，为柏拉图著作的研究和阐释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至今仍具有独特的文学魅力和学术价值。　此套英文版《柏拉图著作集》是为适应中国读者阅读、研究柏拉图著作的需要而编辑出版的，收录了本杰明·乔伊特所译的全部柏拉图著作，以及乔伊特为每篇作品所撰写的导读性文字，共六卷。尽管柏拉图的著作，尤其是一些名篇，至20世纪出现了不少优秀译文，但一百余年前乔伊特这套完整的英译本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百余年来，该译本经多次再版，广为传播，为柏拉图的研究和阐释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至今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魅力和学术价值。 此英译本在中国国内的出版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一方面可以澄清以往的中译本中那些含混不清的译法或者误译、漏译的地方，另一方面可以为读者提供不同的阐释，以供对照，这对于像柏拉图这样重要的哲学家而言是非常必要的。 本书为该套文集之第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