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欠》是刘小枫教授的学术论集，主题是探讨“罪”与“欠”的现象学差异与政治神学差异。本书收入了《舍勒论负罪之在与信仰之在》《保罗书信中的“身体”初探》《哲人王俄狄甫斯》等六篇论文，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和宗教. 《罪与欠》的相关探讨起源于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58节“领会召唤与罪责”的研讨：既然海德格尔已经明确拒绝“基督教的人类学概念”，为什么他还要在这里讨论“罪责”？作者认为，海德格尔借助现象学的思考方式努力要从“罪”这个基督教的在世理解脱身出来，返回到基督教之前的、西方思想原初的（也就是古希腊的）在世理解。尼采已经指出过这条返回的路径：“罪”的原义应该是“欠然”，所有的受苦都应该从欠然的角度来理解……

《论秩序》是古希腊哲学家奥古斯丁早起作品选集。奥古斯丁是希腊化早期的哲学家、政治家，出生于北非，在罗马受教育，在米兰接受洗礼。著有《忏悔录》、《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论自由意志》、《论美与适合》等。本书是其早期的作品。全书分为论幸福生活、论秩序、论教师、论宗教、论善的本性等篇。 本书是《希腊化和中世纪早期哲学经典集成丛书》之一种。

普鲁塔克一生著作浩如烟海，除了大量名人传记为人所熟知外，更有七十多篇著作组成的《伦语》（Moralia），激励读者反思美德、幸福以及人当如何生活。《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普鲁塔克集 普鲁塔克的实践伦理学：哲学的社会动力》集中关注其中带有强烈实践倾向的那部分作品，以一种新的阅读进路提出“哲学的社会动力”概念，向我们展示他如何写作以吸引他心目中的精英读者，使文本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发挥作用。这些文本本身构成了作者本人能动的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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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借助博弈和演化的视角探讨“行动理由”这个实践理性的核心问题，从交互行动亦即“互动”（interaction）切入对行动的考察，以纳什均衡、合作解以及演化稳定策略（ESS）切入对理性的考察，并在演化与建构两相对照的框架下，反思社会秩序和个人美德的哲学基础。聚焦于“互惠性”（reciprocity，亦译为相互性）概念，本书探讨了自利论的弱互惠版本、利他主义的强互惠版本、道德情感的一致性版本以及实践理性的相互性版本，分析了作为人类美德之源的相互性如何坐落于博弈、演化和理性之中并且成为沟通三者的重要枢纽，同时兼顾其科学（博弈论、道德心理学和演化人类学等）与哲学视域。此外，通过引入合作博弈论中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合作”，以及当代人类学等社会科学中不同版本的利他主义理论，进一步可以帮助我们丰富和反思以合作、利他为旨归的道德哲学研究。从实践哲学的思想资源上看，我们在休谟的情感主义伦理学和“反契约论”政治哲学、尼采的道德谱系学，尤其是在经过重新阐释的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寻找博弈、演化与实践理性这三者之间的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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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时代出现过三位伟大的斯多亚派哲学家，塞涅卡是其中影响zui da的一位。他繁忙艰难的政治生涯并没有妨碍他在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哲学书信和悲剧等各个领域中的多产。这本文集既呈现出塞涅卡作为斯多亚哲学家在险恶的命运中坚强宁静、傲然挺立的精神，也体现了他对人间的痛苦、对情感的狂野与细微之处、对人性的普遍弱点等有一种敏感和温柔的体察。塞涅卡zui痛恨的是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侮辱与伤害。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位灵魂的医生。

本书通过阐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的循序阶梯，指明了实现个人全面发展愿景的知行通途。沿着教育目的—教育目标—教育目标分类的思路，进行两大研究，从而探索、总结并检验马克思主义教育目标分类理论。

《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全三卷）从基督教的角度完整地讲述了两千五百年的西方思想史，勾画了哲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爱恨交织的关系。神学家布朗所著的卷一出版后，成为广受欢迎的哲学与神学课程经典教材。但是，卷一只写到启蒙运动时期。神学家威尔肯斯与哲学家帕杰特联手撰写了卷二和卷三，成功地完成了整套书的计划。这套书对于了解西方思想史、认识信仰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学习神学，都不无裨益，适合学者、牧者、神学生，以及所有爱思考的基督徒。第1卷：作者主要考察了从前苏格拉底到启蒙运动近两千年西方哲学家、思想及思想运动的历史，时间跨度从公元前6世纪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到公元18世纪末期，对这一时期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安瑟伦、阿奎那、笛卡尔、帕斯卡尓、休谟、伏尔泰、卢梭、康德等思想给予某种基本的、引言性的叙述，它生动地勾画出哲学与信仰之间爱恨交织的复杂关系。第2卷：本稿就19世纪的哲学发展和宗教思想进行梳理，全方位地探讨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思想家们思索人类的经验，并围绕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展现了19世纪五彩纷呈的思想图景，阐明了基督教与哲学思潮之间的相互影响。19世纪是此前的启蒙运动乐观主义精神的继承者。从笛卡尔到18世纪晚期，有一股自信的暗流在涌动，即人性的潜能终将会实现。从康德自信地宣称他发动了思想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到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自我展现，再到孔德和马克思的乌托邦式的社会观，最后到詹姆斯实用主义敢作敢为的活力，普遍的感觉就是，任何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人类是可以挽救的，甚至是可以臻至完美的。外在证据也似乎支持这种乐观主义。从人们可能诉诸的几乎每种标准来看，生活正在变得日益美好。整个19世纪，就是这一乐观情绪得到了强化。第3卷：在20世纪，人们不仅失去了对于理性和科学的信心，也失去了对于自我和整体社会的信心。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西方文化的特征，既打破了那些思想体系，又粉碎了那种乐观主义，造成的冲突与苦难，引发了严重的文化危机，破碎了西方的骄傲自满。在漫长而残酷的战争中，新技术造成重大的伤亡与毁灭，这些因素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西方文化。20世纪是大变革的时代，不仅世界各国人民与西方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化变革的速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技术的进步，地球村变得越来越小，世界各国人民及其思想的变化指数不断增长。与流行音乐相比，哲学前进的步伐虽可谓从容不迫，但是西方哲学思想的多样性不逊于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人们很难找到统一的论题或问题。不过，尽管思想的洪流奔腾不息，共同的问题仍然不断涌现。关于哲学的本质及其学科地位的问题，便是其中之一。这卷中考察的学者，都研究过语言、意义与人的存在的问题。不同的思潮对过去的一些基本的哲学假设与信念，提出了后现代式的批评。作者从弗雷德、胡塞尔、柏格森开始，通过对摩尔、罗素、维特根斯坦、狄尔泰、海德格尔、加缪、萨特、薇依、巴特、尼布尔、杜威、蒂利希、怀特海、蒯因、阿奎那、伽达默尔、利科、利奥塔、哈贝马斯等思想家的分析研究，勾勒出20世纪哲学与神学沿着后现代主义发展的路线。

在2016年夏初，我作为浙江大学哲学系的一位受邀客人，访问了中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老师和学生们智力上的丰富练达，还有他们在精神层面上的深度——他们仿佛不只是从书本上，而且还从环绕的群山、湖泊和山林中汲取他们的哲学。这让我想起了19世纪英国画家塞缪尔·帕尔默（Samuel Palmer）的话：“自然之点滴通常因融入灵魂而愈发荣光。”现在李恒威教授、杨岸婷博士和李恒熙博士已经漂亮地完成了我的这本《灵魂之尘》的翻译工作，《灵魂之尘：意识的魔法》肯定还是一本“很英国”的书，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发现《灵魂之尘：意识的魔法》的理念易于理解，甚至是熟悉的。出于西方哲学的传统，《灵魂之尘：意识的魔法》的第1部分叙述了人类的作为意识孤岛的“自我”的发展，它在本质上是私人的，是不可剥夺让与的。但在第二部分我进一步转向了东方。我诉诸艺术家、诗人和神秘主义者的证词，来说明每一个个体如何向外投射自己的意识，从而突破其精神的孤岛，进入其可以与他人分享的感受和价值的魔法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