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从茶杯开始：汉宝德谈美》是一部美学著作。建筑大师汉宝德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最接近生活的美感出发，自日常随处可见的杯子器皿谈起，并将美感归结为“文明的基石”，“人类尊严所系”，“一种文化力量”。我们曾经热衷于美。蔡元培先生提出“美育代宗教”，上世纪80年代亦有所谓美学热。但现实状况却是，我们的城市景观、日常用品，乃至生活方式与品质，都因美感的缺乏而呈现令人痛惜的芜杂与粗陋之弊。这固然有经济与历史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或许是，百年来我们思考美、谈论美的方式，一直走在歧路上。台湾建筑大师汉宝德先生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最接近生活的美感出发，自日常随处可见的杯子器皿谈起，并将美感归结为“文明的基石”，“人类尊严所系”，“一种文化力量”。他说：中国一百年来说所谈的“美”都是跟“美学”混淆在一起，而他认为“美”是“美感”，是一种“人类共有的感觉”，与“生命连在一起”。他更进一步指出；在美育的推广上，最大的障碍不是别的，正是一般人认为美的化身的艺术。由于把美与艺术混为一谈，美育受艺术的拖累，才一直找不到正确的途径。

对话的艺术功效，真理的本源诉求，智慧的双重维度。《跨世纪的论辩：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是“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研讨会的成果收录。实践与生存是何关系？哲学是否代替了美学？理性是否压倒了感性？实践美学的前景与美育……众多名家的深刻对话，对深入思索和正确理解美学实践理论有重要的启发。

国庆前夕，张晶教授送来他的新著《美学的延展》，要我看看并为之作序。朋友的抬举和信任，却之不恭，只好从命。　本书是由近年发表的论文结集而成，大多篇章我没有拜读。借此机会我通读了一遍，有的还反复地细读、玩味，深受启发，很多见解使我感到新颖，有深度，令我肃然起敬，此时的心情真应了《论语》中的一句话——“后生可畏”。我和张晶是新结识的朋友，是忘年之交。他的为人，我比较了解，而他的著作、文章，却读得很少，虽为朋友，尚未达到“以文会友”的程度。这一次阅读，以及作序，是我们“以文会友”的真正开篇。　学术研究贯在创新，不亦步亦趋，而能独辟蹊径，乃为高手。所谓创新，不仅标新立异，更为重要的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凭空杜撰。因此标新要高屋建瓴，旗帜鲜明，立异要经过具体、缜密而深入的分析、论证，使自己所标之新所立之异稳如磐石，令人深信不疑。这才是真功夫。以此来衡量张晶的这一论著，我看当之无愧。本书所辑论文，我敢说篇篇都有独到之见，而且立论扎实。更为可贵的是，这些独到之见并不是零散的、互不相关的，而是由历史之维、逻辑之网把它们联结为一整体。当然，这种联系是潜在的。如果作者补作一篇绪论，把这些范畴与命题之间的历史发展脉络和逻辑关系加以论述，加以逻辑形式化，我想，对于本书将是锦上添花。　读本书稿受益颇多，这里只能介绍突出的几点。第一，作者对于中国古代的审美范畴和命题有全面而系统的把握，因而能敏锐地发现中国美学史研究和艺术史论中的某些偏颇。本书的第一篇《论中国古典诗歌中“理”的审美化存在》，就是突出的一例。有一种审美观点，视理与情与感性水火不容，总想把理逐出诗乃至整个艺术园地之外。作者通过一系列古诗的分析，证明理在诗中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审美化存在”，不同于逻辑形式中的理而已。不仅如此，作者更从审美体验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抽象的理何以能在审美感性中存在以及是如何存在的，从而集中论述了中国古代早已出现的一个概念：“理趣”。抽象的理是可以引起人的乐趣的，孟子早就说过：“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这便是理趣概念的最早雏形。所谓理趣，就是由学理闻道的理性活动所引起的快乐感或曰理趣。理而成趣便是情，这就与艺术—审美有了密切联系。理学家的许多诗篇，许多诗人的某些诗作，都是以理趣而激发起创作冲动的。程颢、朱熹是由理趣冲动而作诗的高手。“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程颢《春日偶成》）作者乐什么？是乐良辰美景吗？不是。是乐闻道识理，所以“时人不识”，也许还认为我和纨绔子弟一样游手好闲呢！“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这种诗主旨是表现某种理，景物和心情都是因理而出现，所以这种境界中理与情与景物融合为一有机整体，是感性与理性的完美统一，是成功的艺术创作，因而才为人们所喜爱，以致流传千古。这样的事例是本文无法穷尽的。理而成趣，就是使客观的理内化为主体的情，也就是把抽象的转化为具体的情感，再把这种情感融入审美活动中或者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就是乐的境界或艺术作品，也就是张晶所说的“审美化存在”。即使不是由理趣而是由其他事物引起的创作冲动，也不是完全排斥理性而成为纯粹的感性。这是因为由于人的感性活动和传统观念历史地积淀着理性因素，因此一个作家在创作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都有理性因素渗透其中。理性与感性，在理论上可以区分得清清楚楚，但在实际上并非如此。处理好理性与感性的关系，对于艺术审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因有理性在，才能提升艺术境界。中国古代有“君子乐道，小人乐欲”之说，正因为引起乐的根源的不同，才决定了艺术境界高下的区别。　第二，本书对于中国美学史研究作了许多补苴罅漏的工作。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是异常丰富的，命题与范畴自然也是多种多样，因而不是几部美学史著作就可穷尽的。本论集的许多篇都是弥补这方面的缺漏。例如“自得”这个范畴就是被忽略的一个。作者认为，“‘自得’是中国古典美学中关于审美主体的创造性思维的颇具特色的”一个范畴，是不能忽略的。于是作者首先论述了“自得”的哲学渊源，用充分的艺术创作实际（思想与作品）证明“自得”如何从哲学范畴转化为审美范畴，并深入揭示这一范畴所呈现的意义：“一是拆除名言概念之障蔽的亲身体验性；二是高扬自我的主体性；三是‘反思而诚’的反思性；四是‘与万物浑然一体’而又洞照其间的意向性。”（《“自得”：创造性的审美思维命题》）经过作者的深入发掘和充分论证，令人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颇具民族思维特色的美学范畴是不该被忽略的。再如“入兴贵闲”这一重要命题，也被大多数研究者所忽略，有的人注意到这个命题，却又把“闲”训为规则、法度。作者认为这是一个谬误，因此就从纠谬切入，展开论述。“入兴贵闲”命题，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来的。作者首先把“入兴贵闲”放在《文心雕龙》整体思想中加以联系、分析、论辩，证明把“闲”释为规则“是扞格不通的”。然后旁征博引，为自己的论点搜寻多方面的支持。最后又以大量的艺术作品印证自己的论点。这是本书稿中很典型的一篇论文。视野开阔，资料富赡而翔实，分析细致而深入，论证充分，不容置疑，表现出作者思想敏锐，功底扎实，尤其对中国诗学之修养，实在令人敬佩。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具有补苴罅漏的真功夫。在本书中，《宋诗的“活法”与禅宗的思维方式》、《墨戏论》、《说“偶然”》、《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体物”说》、《现量说：从佛学到美学》等篇也具有这方面的意义。　第三，作者对佛教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与中国的艺术、诗画的密切关系的具体论述，也是一大贡献。儒道释是中国艺术和美学三大思想来源，这是学界的共识。但究竟是如何影响的，表现在哪里，对儒道两大系统论述的具体、深入，发展线索明晰，而对佛教禅宗的影响一直笼而统之，缺乏具体的分析、论述，因而这一条发展线索极为模糊。作者对佛教禅宗的研究及其与中国诗画的具体关系所作的系统论述，正弥补了这一不足。尤其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意境的形成、风格的明显变化，禅宗的思想影响是重要原因。与魏晋、两汉、先秦的古诗相比较，唐诗空明摇曳的诗境，冲淡清远的风格，宋诗超逸绝尘的审美倾向，对活法的揄扬，以禅喻诗的论理探讨，都与禅有深刻的联系，或者说都是禅影响的结果。作者认为，“从质实到空明，这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一个跃迁，这个跃迁的实现，主要是在盛唐时期，其典型的体现是王孟山水诗派的创作。李、杜之诗也多有此种境界。”“宋代著名诗论家严羽论诗以盛唐为法，在《沧浪诗话》中最为推崇的是盛唐诗人那种透彻玲珑、空明圆融的境界……严羽用来形容盛唐诸人的‘透彻之悟’的几个喻象：‘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所呈示的正是诗歌审美境界的‘幻象’性质。它们都是禅学中常见的譬喻。”（《禅与诗三题》）“诗乃艺术，禅乃宗教。而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二者交融互渗，结出了奇特之花。诗与禅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诗的禅化与禅的诗化是并存的。而禅对诗的渗透，除了那种渊静空寂的禅味、禅境外，更多的是禅的思维方式对诗歌创作及诗歌理论的浸渗。”（《宋诗的“活法”与禅宗的思维方式》）这些结论不是随意作出的，也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系统、深入研究的结果。作者对禅学有系统的研究，对中国诗学、尤其唐宋诗学有很深的功底，在这两种修养的基础上探索二者的关系，便可驾轻就熟了。　第四，作者对中国一些基本范畴如审美观照论、审美静观论、审美物化论等的论述，常常同西方相应的或相近的审美范畴加以对照、比较，以便突出这些审美范畴的民族文化特色或者达到中西融会贯通之目的。这是很必要的，也是本书的一个优点。这种比较研究，是为了深入发掘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真正价值，阐明中国古代美学的民族特色或生命力，是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同那种照搬西方的范畴和思想观点，以阐释甚至裁定中国固有的范畴和思想观点，不可同日而语。我觉得，张晶教授之所以如此，首先是他对中国古代美学、诗学和艺术有深入、系统的把握，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深沉的同情和热爱，同时又具有明智的认识，既看到自己文化的特点、长处，又不为它的缺点、局限所遮蔽；其次是他对西方的哲学、美学也有较深入的把握，特别是在他所作的比较研究的范围内。有了这两点，中西比较研究才有了基础或前提。对于我们来说，中西比较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阐扬西学，替西方文化作宣传，而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学术，弘扬自己文化的优良传统。因此，既要看到西方文化的优点、长处，以便汲取它的异质因素，补充自己的不足；又要看到自己文化的生命力和消化力，从而做到取长补短，融化出新。

读书是目前欧美的美学教育中最为通用的一本教材。它比鲍桑葵和吉尔伯特一库恩的美学史著作更新，比克罗齐的美学史更客观，比达达凯维奇的美学史更完整。 这本书从古希腊写起，却将重点放在现当代，从康德到现代的篇幅占了全书的一半。书中包括了新形成的历史、新的资料、新的视角。这样，既让学生对美学的历史有一个大概而准确的了解，又迅速接近当代现实，了解正在出现的新的思潮、流派和方法。就如译者所言，该书“给大人物留下了恰当篇幅，论述得精炼而全面，在提到一般人物时，能放在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之中，画龙点晴地说几句意味深长的话，而不只是列出人名和作品名；紧紧抓住哲学美学的核心，又对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等艺术中的生要观点能恰到好处地有所涉及；在处理与自己同时代人的观点时，能努力做到客观公正，而不是只讲一家之言”。

千禧五年，《美学》复刊。1979年《美学》问世之时，适逢改革开放与文化复兴之初，故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力，颇具投石激水、开蒙新民之功。此刊原以大开本行世，故有“大美学”之雅称。当时印数虽多，但其读者更众，若幸得一册，则传阅论辩，有关情景或见于讲堂书斋，或闻于酒酣耳热，敏悟灵思之士，推陈出新、著书立说，为中国美学发展广布薪火，是为文坛佳话。瞬逾廿载，时过境迁。然学问之道常在，而美学创构不止，学界需求方殷，《美学》应时复刊，亦属自然理势。国内书刊，已琳琅满目。《美学》忝列其中，当有所为。其办刊宗旨，将师法前贤，光扬和而不同之学风，确立海纳百川之视野，贵真求是，讲究学理，重视创见，力主文以质胜、不以名取，鼓励运思深入、文笔平实，提倡追问求索、辩驳明晰，希冀融贯中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立一家之言。凡此种种，敬望诸君！本刊凸显焦点，特辟“实践美学论辩”一栏，欢迎批判创新、百家争鸣，诚愿一同协力，推动学术真正繁荣。

《实践美学：历史谱系与理论终结》从历史主义视角宏观把握实践美学，借助前沿理论从宏观微观，比较对照的视野把实践美学作为一个具有逻辑整一性和历史规定性的美学思潮，追溯实践美学的历史起源，清理实践美学的发展谱系，总结其基本观点和总体特征，并对实践美学的历史贡献和理论缺陷进行了评论。面对实践美学这一美学学说，我们也必须询问这样一些问题：实践美学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其代表人物如何形成了继承与发展的谱系？其理论核心是什么？其思想来源有哪些？作为美学理论，实践美学具有怎么样的价值取向和阐释有效性？从前沿理论和其他参照系来看，实践美学有哪些缺陷？这些缺陷如何导致了其合法性的丧失？等等。也就是说，从历史背景、基本观点、发展谱系、成败得失四个方面去把握，实践美学作为问题史所应有的内容就可以清晰地呈现出来。

本论文在当代杜威美学思想研究中有其特有的价值，因为这是一部在英文资料的基础上并从理论的原始背景出发的研究成果，凝聚了作者自己的独特理解与体会，可以说这是作者与杜威的一种心灵与理论的对话。首先，作者采取的是一种从理论本身出发的全景式研究方法，而不是将理论进行支离破碎的肢解，因而论文具有理论的准确性和一气呵成的风格。在研究的创新性上，论文不仅深入阐释了“艺术即经验”的内涵及其使艺术从精英走向大众的作用，而且论述了杜威有关艺术与宗教、艺术与教育、艺术与科学、艺术与健康持理论，而这种论述又是在杜威有关经验理论的视野之内，但却是对于传统理论的创新。最后，作者十分感慨地指出“应当指出，我国对于实脾主义的研究，虽然很早就已经开始，但却在弯路上徘徊了太久”。非常难得的是，作者在论文中敏锐地指出杜威的“思想与有着‘经世致用’传统的中华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

中国电影艺术比起世界先进电影国家是落后的，其电影艺术理论也相应薄弱，但毕竟有其自己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20世纪30年代，中国介绍了前苏联学派的爱森斯坦等人的著作，特别是普多夫金的电影理论，也介绍了德国的爱因汉姆的理论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和日本的一些学者的电影观点。这些对外国电影理论的“引进”工作，拓展了中国电影理论研究的视野。本书通过对中外电影艺术理论的透析，论述了电影美学与文化学，电影思维的特质与审美救赎作用。主要内容包括：电影思维运作的基本实体、电影的形式主义、电影的纪实美学、摄影机眼睛、西方理性化进程对诗性思维的威胁及其后果、形象在传播媒介史上的失落与重构等。

美学是在哲学的怀抱里成长起来的，是对审美经验的理论概括，在人类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在当代中国的哲学界、美学界，美学的理论归属已经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理论研究的水平和方法的根本问题，涉及哲学、美学、心理学、艺术理论等多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涉及中西文化比较、如何正确地评价中国古典哲学、美学、艺术形态的问题。如何发挥审美意识的文化功能，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澄清理论的迷雾，建构价值论美学意义的重大。作者在特定的理论背景下，剖析了认识论美学的理论困境，描述了西方美学的价值论走势，揭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价值特征，分析了审美意识的价值构成，提出理论上建构美学价值论的课题。

纪大众实用审美实践的急切需求。在美学界，目前已有不少同志在关心和研究这个问题。当然，实用审美学或以“实用”为研究核心内容的美学新学科（或称“美学分支”）、新体系的真正确立，还有许多具体的理论难题有待我们去攻克，其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其学科性质、目标定位、研究内容、基本原则和最佳的研究方法等等，都还有待大家经过较长时期的努力才能有令人信服的成果。勇于主动涉足这个难度较大的美学研究领域，同时，以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从实际出发，而不是贸然冠以“实用审美学”，这正是作者踏实认真的做人办事风格的体现。《实用审美解析》，这个书名很富创意，很得体。他用“解”而不用“论”，一字之别，蛮有特色。“解说”实用审美中的诸多话题，虽没有“论说”那样多的“学术”色彩，但从书中翔实的內容和生动活泼的表述方式上看，我觉得，非但其论说性没有削弱，反而使人感到更亲近，更能“听”进去。很好地运用和把握“评说”，是本书的一个创新性亮点。在“评说”部分，作者借其较深厚的文字功力和文学素养，对具体的审美对象进行了精要的讲析和述评，我想，这是会受读者欢迎的。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许多新的实用审美的领域不断出现，实用审美对象的样式和表现形态层出不穷。真、善、美与假、恶、丑，往往因时空的变化而变化，或在相互的矛盾斗争中不断发展演变，有时甚至还会错杂共存。弘扬和创造真、善、美，抵御和摒弃假、恶、丑，是所有美学研究者应尽的责任，也可以说是美学学科体系建设的终极使命。本书运用审美学的基本原理和实用审美的特殊规律去解析、论述那些典型的审美对象，用实例和个案说明道理，这对于追求美的大众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内容创新，是本书的又一个闪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