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中的元伦理问题：摩尔启示录》通过将元伦理学经典著作摩尔《伦理学原理》置于中国语境，成为解构的文本、意义、表征和符号，并按照一种类似于后现代主义所认为的对给定的一个文本、表征和符号有无限多层面的解释可能性，从知识、身份与认同的多维视角，探寻和破解当下中国伦理学知识合法性这一攸关伦理学学科生存与社会现实的伦理道德问题。

在近代伦理道德变革史上，从戊戌到五四是一个关键性的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政治舞台上激进的革命家，对人的现代化这一近代重大的历史课题极为关注。他们在近代社会伦理思想变迁中的守旧与创新，为我们考察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沿革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近代社会变革中的伦理探索：从戊戌到五四》选取了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期间在近代伦理思想变革过程中做出积极探索的六位思想家，试图对他们的伦理思想进行梳理，以管窥时代典型人物身上近代中国伦理思想变迁的坷坎不平的历史道路，以及近代中国在人的现代化历程中的多舛命运。

伦理学作为经典的人文科学在现代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独特的社会功能。伦理学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物质财富或实用工具与技术，而是为人类构建一个意义的世界，守护一个精神的家园，使人类的心灵有所安顿、有所归依，使人格高尚起来。伦理学也可以推动社会经济技术的进步，因为它能提供有实用性的人文知识，能营造一个有助于经济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不过，为人类的经济与技术行为框定终极意义或规范价值取向，为人类生存构建一个理想精神世界，却是伦理学更为重要的使命。伦理学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关怀，对人的精神理想的守护，对精神彼岸世界的不懈追求，使它与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或科技力量保持一定的距离或独立性，从而可以形成一种对社会发展进程起校正、平衡、弥补功能的人文精神力量。这样一种具有超越性和理想性的人文精神力量，将有助于保证经济的增长和科技的进步符合人类的要求和造福于人类，从而避免它们异化为人类的对立物去支配或奴役人类自身。

《伦理学与公共事务（第5卷）》主要内容包括：伦理学前沿问题、伦理的思想和思想的伦理、苏格拉底与美德的统一性、关怀伦理视阈下的社会正义、公共事务与公共伦理、绿色新政：从污染控制到消费与生产模式的结构转变、环保政策领域及行政逻辑比较等。

《后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以探讨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合理性危机为逻辑起点，对后现代伦理学在西方的发展脉络、所涉及的主要理论问题主要是后现代西方伦理学家的伦理思想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后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为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后现代西方伦理学的专著，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对“后现代西方伦理学中的道德”、“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幸福观”、“当代美国哲学家的正义理论”、“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伦理观”、“西方应用伦理学的应用性”等内容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乡村，是传统社会最为普遍的社会生态。家族，是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在村落界阈中的结合点。《乡土伦理治理：传统视阈中的家与国》立足于政治学、伦理学、乡村社会学等多维视角，揭示乡村社会以家族力量为轴心、以伦理机制为肌理的自我调控与运作，如何在国家政权不在场的情况下维持一种稳定的村落社会生态，进而构成一个统一帝国庞大而分散的社会基础 在家族、国家、国家与家族三个层面上阐释乡村伦理、家族机制与传统社会帝国政治之间的相互关联，揭示乡土之上的家国之道。

《治世的至理：先秦儒家分之伦理研究》试图立足于“分”这一视角对先秦儒家治世之道进行解读，从本原性意义上反思“价值合理性”的问题，并以之解释传统社会何以有“超稳定结构”。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情状，在对“分何以能行”这一重大治世问题的应答中，先秦儒家设计了一整套伦理价值体系，即“分”之伦理。《治世的至理：先秦儒家分之伦理研究》通过对天人关系理论、人性理论及其人群理论的三维解读，从道德哲学的高度阐释了“分”之合理性依据；在此基础之上，深入分析了“分”在先秦儒家名分思想、人伦思想、伦理制度思想中的贯通之义，使“分”之伦理的内在逻辑脉络得以明晰；最后，以一种宏观的视角阐释了先秦儒家由“分”而“和”的伦理重构思路。本书认为，深入解读先秦儒家“分”之伦理，有助于我们结合中国当代的现实，深入思考秩序、和谐与文化的内在关系。

《激扬家声：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概览、孝悌为立家之本――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内涵之一、勤俭持家之道――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内涵之二等。

《播种品德收获命运——未成年公民道德养成的理论与实践》从公民素质养成的角度系统研究了未成年人的教育问题，特别是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和养成问题。作者陈延斌总结和研究了国内外的经验和具体做法，并根据新时代的特点，提出了系统的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教育环节和目标，对我国先行的教育体系、教育体制、教材体系、教育方法、社会环境建设等等诸多相关环节提出了具体的建设性意见，对我国未成年人道德养成问题提出了整套操作性很强的建设性意见。

中华传统文化的许多合理因子，有利于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健康发展，铸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这一点，已在当代实践中被反复验证。如“无信不立”传统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五伦互动说”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等等。因此，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是当代大学生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光大这些优良传统，我们才是真正地从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中汲取精神养料，才是真正的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也才能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