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用伦理学2009-2010：多元文化与应用伦理学专辑》共分为三个部分：多元文化与普世价值、伦理文化多样性、多元文化与应用伦理学，主要内容包括甘绍平：道德相对主义与普世价值、强以华：多元文化与普世价值——兼论应用伦理学在普世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徐嘉：“和”的观念在多元文化时代的伦理价值、龚颖：“通奸”的出现到“通奸罪”的废止——日本婚姻伦理思想史中的一个案例、杨通进：全球金融危机与国际正义、卢风：人权、民主与生态文明等。

对于人类社会及其政治事务的公共性问题，现代人似乎很容易理解，也越来越关注；但实际上却又似乎不甚了解，且越来越模糊、甚至淡忘。这样说好像颇为费解，既不合逻辑，也不合事实。

《伦理学视域中的尊重》介绍“尊重”无疑是现代社会最为关键的道德语词之一。然而，尊重什么，缘何尊重，怎样尊重，以及“尊重”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却是我们疏于省思、甚至遗忘的问题。《伦理学视域中的尊重》通过哲学的分析界定尊重概念及其内在要素和基本类型，从而显明尊重在源初意义上的德性意蕴；通过历史的视角呈现尊重在伦理学视域中的德性内涵与规范意义，进而反思了现代尊重观念的历史渊源与当代境遇。

《追求幸福的人生之旅》共分为十三章，分别讲述了生命运动的内在目的、生命运动的基本规律、大自然中的生命智慧、出发，开始人生之旅、走入社会，感受生活、大家都是“性情中人”、人类心灵的流浪史、人生智慧的核心层面、人生智慧的日常表现、时代精神悄然变迁、换种方式追求幸福、热爱生活，赞美生活、抬起头来做人这些内容。

科技伦理的定位是依据我们这个团队的历史传统、东南大学的学科生态以及对伦理道德发展的新前沿而作出的判断和谋划。东南大学最早的研究生培养方向就是“科学伦理学”，当年我本人就在这个方向下学习和研究；而东南大学以科学技术为主体、文管艺医综合发展的学科生态，也使我们这些9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再次认识到，选择科技伦理为学科生长点是明智之举。如果说道德哲学与科技伦理的定位与我们的学科传统有关，那么，重大应用的定位就是基于对伦理学的现实本性以及为中国伦理道德建设作出贡献的愿望和抱负而作出的选择。定位“重大应用”而不是一般的“应用伦理学”，昭明我们在这方面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只是试图在伦理学应用的某些重大方面和重大领域进行我们的努力。

《伦理学概论》共分10个章节，主要对伦理学的基础知识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发展的逻辑考察、西方伦理思想史的逻辑考察、道德的起源与伦理学的逻辑起点、道德的本质和发展规律、道德实践中的行为选择等。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知识与道德：对儒家格物致知思想的考察》主要以知识与道德关系为主题，以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儒学大家对格物致知提诠释为线索，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考察传统儒家在知识与道德关系问题上的理论得失，目的在于为解决当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知识与道德的紧张关系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在另一种意义上，也为传统儒家的现代化价值转换寻求一个切入点。

作为沐浴着现代欧洲文明而成长的人，在研究任何世界性的历史问题时，都不免会反躬自省：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之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之中，出现了某些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正如我们一相情愿地认为）存在于一条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发展线索中，这应当归诸怎样的环境因素呢？仅仅在西方，科学在今天才处于我们公认的真实有效的发展阶段。经验性知识、对宇宙及人生问题的沉思，以及最为深奥的哲学与神学智慧，都不在科学的范围之内。不过，系统神学的全面发展，却应该仰赖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基督教，因为伊斯兰教和一些印度教派神学只是一些片段，不成系统。简单说来，在其他地方也有精准细密的知识与观察，尤其是在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但是，巴比伦以及其他各地的天文学却缺少最早从古希腊传承而来的数学基础（这使得这些地方天文学后来的发展更为令人惊异）。印度的几何学所没有的理性证明，那是希腊人智慧的另一结晶，它同时也创造了力学和物理学。印度的自然科学尽管长于观察，却没有实验方法。

大学的历史传统虽然久远，但大学教育却永远是前沿的。大学从产生的时候起，其组织形式、存在方式是基本固定的，而承载的却是每一代大学人不同的理想、每一个历史时期各异的文化价值。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之谓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认为：“治学者为大学，治术者为高等专门学校。”但直至今日，“大师与大楼”、“学与术”、“教书与育人”等范畴依然是历代大学人始终高度关注的恒久不变的话题。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一句至理名言，“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个哲理同样也形象地反映了当代大学发展的特点。对于我们每一个大学人来说，就是要以积极的心态，迎接大学发展过程中各种新的挑战与机遇。大学教育最核心最根本的价值就是关注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及其发展，其次才是功利或工具价值。我国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产生于一个“救亡图存”的特殊时代，也必然承担“救亡图存”的政治使命，这种突出的“工具性”特点自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并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学同样以承担国家中兴作为首要使命。

《以意逆志与诠释伦理》研究以意逆志诠释学的开创、拓展、限定、转换与重建的历史，力图重返中国传统视野寻求其汉语诠释学的特质，并总结其诠释学方法效应以实现中国现代文艺基础理论创新。源于儒学主题与方法的孟子以意逆志之学，奠定了汉语诠释的本体思想、方法观念与实践品质。以意逆志的汉语诠释学限定了西方诠释学的边界，开启了诠释伦理的问题意识与论域空间。以意逆志是中国传统诠释学的核心范畴与基础命题。在历代论者理解与运用的历史中出现了以意逆志诠释的种种差异，也正是在这种诠释过程中生成了以意逆志诠释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