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到了一定的阶段，人难免要问：“人生的意义何在？”托马斯莫里斯从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中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莫里斯充满机智和激情的阐释中，我们仿佛听到了帕斯卡尔从远处传来的诚挚呼唤。

死的这种临近表明我们处在与某种绝对他异的事情的关系之中，这种绝对他异的事情不是把他性看作我们可以通过享受加以吸收的种暂时的规定，而是看作某种其实存乃是由他性所造就的东西。因此死并没有证实我的孤独，而是打破了我的孤独。 在享受中我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作为不涉及他者的自我主义者，我孤身自处却并不孤独，这是一种纯洁的自我主义和孤身自处。 面孔作为面孔的灵显开启了人性。赤裸的面孔作为面孔向我表现出贫穷者和陌生者的穷困；但是这种对我的权力提出诉求并对我说话的贫穷和放逐，并没有把它们自己当然地交付给这些权力，它们仍然是面孔的表情。贫穷者（陌生人）把他自己呈现为个平等者。他在这种本质的贫穷中的平等性就在于提及出现在遭遇中的这个“第三方”，他者早就在为这个处于贫困中的第三方效劳。 后现代心灵意识到的是，人类和社会生活中有些、口_题是没有好的解决的，扭曲的轨道没有办法拉直，矛盾不只是有待纠正的语言错误，怀疑无法从实存中驱除，没有任何理性开出的药方能够平息（更不要说治愈）道德的痛苦。后现代心灵不再期望找到无所不包的、总体的、终极的生活公式—— 其中没有含混性、风险、危险和错误——同时也深深地怀疑任何这样的允诺。后现代心灵认同这样的观点人类只能生活在现世糟糕的困境中。

本书是一部关于印度哲学与宗教思想研究的理论专著，作者从丰富而深邃的印度哲学中抽象出存在、自我与神性这三个概念，并试图通过对这三个概念的各自演变及其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历史的阐释，来描述印度哲学史的全貌。作者认为，这三个概念，不仅是印度哲学也是西方思想最根本的概念，通过比较不仅对人类精神发展中普遍的必然的东西有了深刻的理解，而且也会对中西印各文化传统有了更清楚的理解和准确的定位。本书适合宗教研究人员参考学习。

日本近世时期是日本封建社会高度发展和成熟的时期，同时也是孕育着从根本上颠覆封建统治体制的近代思想萌芽的时期。日本近世社会在中国、西方、日本多种思想文化思潮的互相碰撞和作用下，各个流派层出不穷，各种学说异彩纷呈，在思想文化上进入了一个高度繁荣的时期。中国学术界对日本近世哲学思想史的研究目前仍属学术空白，本书作者在充分吸收我国学者的先行研究成果、并参考日本学者的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扩大了考察范围，突破我国学术界以往只重视日本儒学的片面性，将日本近世儒学、石门心学、农民的思想、神道与国学、水户学、兰学、洋学以及近世佛教等各种哲学思想都纳入到分析的视野之中，将个案剖析与宏观梳理结合起来，著成这本新作，可以说比较准确地再现了日本近世哲学思想史的全貌。

黑格尔在《美学》中阐述的美的法则就是具有这种普遍规律的性质。它不是限定于某一社会形态的基本规律，也不是限定于某一艺术样式的基本规律，而是统摄一切的美的普遍规律，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美的根本大法。...

卡尔纳普的意义理论是逻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对逻辑学的许多分支如模态逻辑、蒙塔古内涵逻辑等产生过重大影响。卡尔纳普继承了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主张，用逻辑来解决哲学问题。他认为哲学的对象是语言而不是世界，而语言的核心问题是语言的意义，因此意义问题就成了哲学的中心问题。他的意义理论大体上可以分成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逻辑的方面和哲学方面。在哲学方面的最重要体现是意义证实论，但本书主要讨论其逻辑方面。卡尔纳普意义理论经历了一个从逻辑句法到语义学的变化过程。以1935年为界，卡尔纳普先后提出了所谓逻辑句法和语义学。在句法阶段，他的整个工作可以描述为寻找一个逻辑—数学陈述的有效性标准（分析性的定义）的努力。他认为语言可以脱离开具体的意义来形式地考虑，这就是建立一种形式语言，其中符号没有意义。我们仅通过考察符号的类别和顺序（句法规则）就可以确定意义关系问题，尤其是能够确定逻辑—数学语句的真值，这就是分析性定义所确立的有效性标准。然而，他最终还是背离了句法原则：非确定概念的接受使得他必须使用具有语义学性质的赋值方法。塔斯基的真理定义使他最终确认只有语义学才是他要寻找的东西，逻辑真理是语义学性质的概念，只有在语义学的范围内才能给出恰当的定义，他给出的定义是“在所有的状态描述中为真”。在语义学中，意义被分析为外延和内涵两个方面。通过一系列L—概念，可以刻画各种表达式的内涵和外延。因此他所理解的语义学不是外延语义学，而是一种内涵语义学，外延内涵方法是他的语义学的基本方法。卡尔纳普的意义理论是对逻辑学发展的重大贡献，也对哲学的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他提出的逻辑句法方法使对形式语言的研究进入了新时期，通过对分析性概念的定义使对逻辑真理的认识更加深入；同时把一切哲学问题看作是语言的逻辑句法问题，促使哲学发展中语言学转向的完成。在其思想发展后期提出的外延内涵方法，在逻辑史上对内涵概念第一次进行了形式刻画，并给模态逻辑提供了第一个语义解释，开创了逻辑语义学和模态逻辑的研究的新局面，并对哲学中分析与综合的区分以及语言意义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新的思想来源。

无论我们从哪一个方面来看或以哪一种标准来衡量，罗尔斯都是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其正义理论所表达的当代延伸的关键一环，使其在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两个最接却又“荒芜了很长一个时期”的领域得以续接；而且以其深刻缜密的理论洞识切中了现代社会的“首要主题”或“根本问题”，使其理论探究本身具有一种普遍的时代意义。

极乐生活指南：共包括十一讲和第六讲附录：第一讲 生活就是爱，因而生活与极乐是自在自为地同一的。第二讲 这里要讲述的终归是形而上学，特别是本体论；第三讲 既然生活必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现实生活中怎么会缺少必要生活的某一个部分呢？第四讲 对于一种极乐生活，什么是不可缺的，什么是仅仅在一些条件下才必要的？第五讲 知识中一种新的分裂的原则，并不直接适用于世界，而是适用于对世界的反思，因而只给出关于一个持续存在的世界的不同观点；第六讲 证明以前附带提出的论断，即这种学说同时是真正基督教的学说，在福音书作者约翰那里就有这种学说。第七讲 从单纯的假象生活的原则出发，进一步深入地描绘这种假象生活。第八讲 更深入地理解这里讲述的存在论。第九讲 较高道德在感性世界的范围内创造的新世界，是上帝本身在时间中的直接生活；第十讲 从最深刻的观点来把握讨论的整个对象。第十一讲 整个演讲的一般运用。论推心置腹的传达的障碍：缺乏完全的投入、所谓的怀疑主义和我们时代中日常的外部环境。第六讲附录 联系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进一步解释第六讲在历史的理解与形而上学的理解之间所作的区别。本书还包括：论马基雅维里、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知识学纲要等。

由于费希特是康德开创的先验哲学的完成者，于是人们便将当今国际费希特研究的蓬勃发展称为“费希特的复兴”。鉴于费希特的复兴的这种情况，这本文集的编辑采取了这样的办法：第一，涉及的范围都是费希特研究已成规模的国家；第二，对每个国家的费希特研究的评介，尽量翻译本国哲学家写的报导，只有关于俄国研究费希特的报道是编者自己写的；第三，从每个国家都选译了一篇或两篇可供管中窥豹的文章；第四，所译的资料都是1995年前发表的，关于此后的进展，编者力求将所知作出补充。所译的报道与文章之后，有些写了补充说明，并全部附有费希特研究的书目，这些书目是参照M．鲍姆加特纳与W．雅可布斯编《费希特书目（1791—1968）》（斯图加特1968年）、雅可布斯续编《费希特书目》（1968—1993） （斯图加特1993年）和D．布雷齐尔编《费希特简报》（1—15期），按出版年代编纂的，可供进一步研究时查考。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史研究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大好局面。各类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其中一些颇具创新意义的成果受到了日本的相关史学界的重视乃至认同。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日本史研究尚存在如下的不平衡：各断代史研究的不平衡，各方面史研究的不平衡，研究队伍年龄梯次的不平衡。关于日本断代史研究，从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出发，从中日关系的现实需要出发，对日本近代史的研究显然占据了最重要、最突出的地位，相关成果也最多，研究队伍也最庞大。相对而言，战后史次之，古代史又次之。尤其古代史中的中世史和近世史，我国的研究十分欠缺。关于日本方面史研究，以往多关注经济史、政治史研究，对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浅尝辄止者众，深入钻研者寡。实际上，这种不平衡的状况也影响了日本近代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关于研究队伍的年龄梯次，年轻研究人员补充不足已不是短期现象，如果照此继续发展下去，我国的日本史研究将有可能面临巨大的困难。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这些方面尤其要摈弃短见，具有长虑。赵刚博士作为我国日本史研究队伍的后起之秀，曾在日本求学多年，并在日本皇学馆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赵刚博士未以中国留学生多采用的中日比较研究中的某个命题为研究对象，而是以日本近世初期思想文化史为对象展开研究，并以其中的重要人物林罗山为主题加以深入探讨，其难度可想而知。这既需要坚实的日本古代史研究基础，又需要日语文言语法的深厚功底。但赵刚博士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而且这个成功恰恰是我国日本史研究为改善上述不平衡所迫切需要的。赵刚博士的[林罗山与日本的儒学]充实和丰富了我国日本史研究成果宝库。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随着这类成果的日益增多，我国的日本史研究会成为意义完整的日本史研究，成为更高水平的日本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