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麦克道尔对康德的概念论解读与康德学界的理论回响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康德的直观理论。麦克道尔为了维护“所有经验都是概念性的”这一强概念论主张而诉诸康德的直观理论。在他看来，康德的“直观无概念则盲”这个命题恰好是对概念化经验的完美表达。这种理解引起康德学界的理论回响，诸多康德学者力图立足康德哲学本身，对麦克道尔的康德解释进行批判。双方围绕这个命题所产生的争论为重新理解康德的直观理论提供了全新的语境。本书在对争论双方所涉焦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康德的直观理论进行了重构。

《哲人-王》是对柏拉图《王制》（旧译《理想国》）的系统性解读。全书从认识论、形而上学、心理学和政治学角度，分析了柏拉图的好城邦方案，展示了柏拉图伦理学在伦理图谱上的位置。作者依托逻辑链和对文本的细读，驳斥了针对柏拉图的重大误解，为理解《王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哲学具有永恒的魅力。它虽然没有华丽的外表与富贵的身份，但因为追求朴实的真理、阐发深邃的思想，它总是散发着迷人的光辉。西方的哲学传统强调对人、对于万物存在之依据的追问，而中国的思想传承则重视对道的寻觅、对生命的安顿。于中于西，于古于今，哲学不仅提供了安身立命之道，而且当仁不让地承担了探索治国兴邦的思想重任。在全球世界风云变幻、波诡云谲的当今时代，每一位哲学工作者肩负着更加重要的使命，承担着更加艰巨的任务。《哲学家·2018-2019》所收录的文章在内容上涵盖面很广，既有中国、外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也有跨学科的探索，更有从比较视角出发对历久弥新问题的分析，都兼具学术的前沿性、思想的深邃性以及对当前中国和平发展的关注，展现了学者们用哲学思考问题、用思想传递时代的哲学关怀与哲学智慧。

归真培元，方得固本。《儒学与中国佛学》是赖永海先生关于儒学和佛学的相关研究著作，收录先生26篇颇具代表性的相关研究文章。 《儒学与中国佛学》分为 “儒学篇”“佛学篇”和“儒佛交融篇”三个部分，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儒学与中国佛学由相互影响到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形成这种历史走向的内在学理及社会实践等方面的原因，并联系实际对中国的哲学宗教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展望，不仅对当下中国文化的复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亦为增强文化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提供了不可或缺精神动力，是一部重量级的儒佛研究著作。

艺术与哲学，这两项人类重要的精神事业，如何才能获得有效的沟通？本书收录了著名艺术史家迈耶·夏皮罗的21篇文章，其中大部分在作者生前从未发表过。在这本文集的第一部分，夏皮罗用具体的艺术作品阐述了艺术家、艺术运动与哲学体系之间的各种关系。他用高度清晰的论点、优美的行文，以及非凡的博学，扩展并丰富了我们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在文集的第二部分，夏皮罗探讨了我们对艺术的各种日常经验：现代艺术的价值，社会写实主义，革命艺术，引起骚乱的艺术，艺术市场，艺术家的公共赞助，公共艺术委托，教会艺术，等等。

毫无疑问，吉尔·德勒兹是20世纪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差异与重复》则是他的杰作。这是当代哲学的一部经典之作，它不仅是对再现的精彩批判，也是对其起源的精妙阐述。后者使德勒兹早期的哲学史研究得以系统化，并为他后期与加塔利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本书为这部极为重要又极难读解的经典之作提供了一份深入浅出的导读。它尤其适合首次接触德勒兹及其《差异与重复》的读者，为此，本书主要提供四个方面的导读：1.哲学背景和历史背景；2.主题概述；3.文本阅读；4.接受与影响。

本书是法国著名哲学家梅洛-庞蒂于1948年接受电台采访的七篇谈话录。在这次访谈中，梅洛-庞蒂以谈话的形式，清楚易懂地解释了他的哲学思想。具体地说，在这本书中，梅洛-庞蒂借助于现代艺术，尤其是塞尚的作品，探讨了我们如何通过知觉建立起与世界的关联。

《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技术思想比较研究》旨在对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进行比较，二人对技术的探讨都触及了现代文明的深层，对技术与自然、技术对人的本质的生成作用及异化作用进行了透彻剖析。《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技术思想比较研究》从唯物主义的向度、世界范畴的意蕴和技术对自然的异化三个方面比较了二人关于自然和世界的异同；从技术的价值指向、立足点和未来发展三个方面比较了二人关于解决技术问题的途径和如何实现人的自由方式的异同。在对二人技术思想叙事范式体现的人文主义、工程主义和社会批判传统区别的基础上，分析了其技术本质观、技术的存在论视野、技术生产的含义以及技术的异化与座架等，但是由于二人的立足点不同，在现实的解决方案上就有了根本的不同。

这部文集包含了胡塞尔从1911年至1921年的文章与讲演，并因此而与《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二卷《文章与书评（1890年－1910年）》（已于20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衔接起来。其中的文字，有的在胡塞尔身前或身后已经得到发表，有的则在全集本出版前从未以任何文字或口头的形式公开过。在这部文集中所包含的首先是胡塞尔对一般现象学问题的思考和论述，例如现象学本身及其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本质直观和现象学还原、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分析，如此等等。它们没有提供新论题，但却提供了对已有问题的新论述。将这些论述作为《逻辑研究》与《纯粹现象学观念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的补充文字来研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益，会非常有利于对胡塞尔基本意图的理解。这尤其是因为，其中的一些文稿是针对一般读者而写，因此十分适合没有现象学知识背景的哲学生。它们说明了现象学与数学－几何学的关系，与心理学的关系，与认识论的关系，勾画出了现象学哲学的一个特有轮廓。其次，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在文集中所表达的胡塞尔的哲学史理解，或对现象学在哲学史中的位置的理解。这方面的论述可以与胡塞尔的《第一哲学》第一卷（《胡塞尔全集》第七卷）参照起来研读。关于现象学哲学在哲学体系中和哲学历史中的位置，的确由胡塞尔本人来阐释更好。“现象学与心理学”和“现象学与认识论”便是为此而做的两篇精要引论。这两篇文章实际上都可以归入到现象学和本体论之总体关系的论题之下。又次，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文集中表露出的胡塞尔的宗教伦理思想。它差不多提供了对胡塞尔1908-1914年的“伦理学与价值论”（《胡塞尔全集》第二十八卷）讲座和1920年的“伦理学引论”讲座（《胡塞尔全集》第三十七卷）的一个扼要引论。“费希特的人类理想”的演讲及其附录，是胡塞尔伦理思想的一个自然表露。或许这里需要指出，当胡塞尔在批评自然主义哲学家的素朴或幼稚（naiv）时，后人也可能会反过来指责费希特和胡塞尔在实践哲学方面的素朴或幼稚，这在“费希特演讲”的开始与结尾处涉及“庄严的民族观念”、“根据个别的观念而对特殊的人类理想的塑造”时尤为明显。在这里，人类理想与德意志民族理想之间的隔墙是如此明显，一向敏锐的胡塞尔此刻却视而不见。再次，引人注目的是胡塞尔在现象学法学以及文化现象学方面所做的思考。它在追忆莱纳赫的文字和“自然与精神”的讲演及其附录中得到表述。胡塞尔于此对现象学与法学、文化科学、精神科学、社会学、价值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与分析，会为许多关注现象学法学、现象学社会学、文化现象学、现象学的精神科学的读者提供启示。完全可以将它当作《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二、三卷（《胡塞尔全集》第四、五卷）以及1919年的“自然与精神”讲座（《胡塞尔资料集》第四卷）和1927年同名讲座（《胡塞尔全集》第三十二卷）的一个引论来研读。

尼采与启蒙以及启蒙运动的关系殊为复杂。按说尼采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主义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的批判者和反动者，故无论如何都堪称一个“启蒙的敌人”或者“反启蒙者”，然而尼采又曾明确地申言要唤回启蒙精神，继续推进启蒙的事业。尼采是一个启蒙主义者吗？若然，那是何种意义上的启蒙主义者？本书是孙周兴、汪民安、关子尹等中国学者与福尔克尔？格哈特、汉斯？费格、克劳斯？齐特尔等外国学者共同研究探讨“尼采与启蒙”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