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期，西方学界曾发生过两场涉及西方古典文史的论争：一次关于古希腊修辞学，一次关于古典隐微论。这两场论争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却牵涉相通的问题——即公共言辞、公民教育与民主政制的关系。
《古希腊修辞学与民主政制》选编了古人论述修辞学、民主政制、隐微写作等主题的论文七篇，连同作为附录的论文两篇，共同构成这本《古希腊修辞学与民主政制》。与如今语言学意义上的修辞学不同，古希腊的修辞学实际上是因应民主政制而出现的一种政治理论。

《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第六卷。杜威在1931-1932两年间的著作，除他与詹姆斯 ? H ? 塔夫茨合著并收录于第七卷的《伦理学》之外，均收录于本卷中。本卷为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文本。
本卷收录的86篇文章大多反映出了1931和1932年大萧条造成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对约翰 · 杜威和美国人民产生的影响。这些影响甚至在杜威的哲学著述中也有所体现。他的论文《人性》概述了这一术语在人类历史过程中赋有的意义，表达了这样的信念：“那些断言人性基本不变和相信人性具有极大可改造性的人们之间发生的争论，主要正是围绕着战争前景和受利益驱动的竞争性资本主义的未来问题展开的。”这一信念决定了杜威所持的战争非法化立场，也影响到了他对赫伯特 ? 胡佛和富兰克林 ? D ? 罗斯福大萧条期间采用经济措施持有的看法。西德尼 ? 拉特纳在本书序言中写道，《人性》一文是哲学分析的一个“出色样本“，它显示出杜威如何用他的大量思想充实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学科研究。
大萧条对教育的方方面面造成了冲击，杜威通过撰文演讲讨论了美国教育的主要问题。拉特纳特别提到了《摆脱教育困惑的出路》一文，该文谈到了致力学术研究或职业训练的学校课程的相对地位，可以把它看作是这时期杜威发表的一份有关教育问题的重要声明。在1931年所做的题为“美国的教育：过去和未来”的全国广播讲话中，杜威为当时的教育问题呈示了历史的背景，他在其中总结道：“当我们整个教育体制真正实现了民主的理想，它们就会再次成为我们国家生活的现实。”

《人在自然界的位置：论人类动物群》从人类起源到意识、智慧及灵性的出现，对人的现象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浓缩地表达了作者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即：人是生物进化的延续与目前的最高阶；人作为箭头将代表着宇宙进化的两个同步进程：物质的复杂化与心智的内在化。《人在自然界的位置：论人类动物群》确切的目的是从实验的角度来定义这一神秘的人类。 宇宙原料在我们周围和在历史长河中已以多种形式存在。我们将通过与这些形式的比较，从结构角度和历史角度来确定人类目前的位置。这是一个可及而有限的目标。它的重要性在于能使我们达到这样一个优越的高度，从那儿我们可以激动地发现以下这一事实 ：如果人类已不是像以前人们想像的那样是一个已成世界的不动的中心，反之，根据我们的体验，它从今以后将越来越代表一个既在物质复杂化方面又在精神内在化方面都越来越加速发展的宇宙之箭头。生命不是奇怪的异常现象，不是物质上偶然结出的果，生命是一个得到幸运的增强发展的无处不在的宇宙特性，生命不是一个副现象，它是现象的精华。人类是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具特性的，最极化的，生命力最强的一部分。这一看法将震撼我们的心灵，从而激励甚至改变我们的生存哲学。

《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十七卷，也即《杜威全集》的最后一卷，收录了未曾被收录此前各卷的杜威作品。本卷为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文本。
悉尼·胡克（Sidey Hook）在本卷的导言《约翰·杜威思想的时代关切》(The Releyance of John Dewey s Thought)中指出：“当我说起约翰·杜威思想的时代关切的时候，我侧重的不是历史关头的危机状况，而是人的处境；人在选择合意的生活道路的时候，只要对自己的行动有所反思、有所审视，他就会遭遇到种种问题和困惑，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好的时代与坏的时代。约翰·杜威的成年生涯跨越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对于那个时期涌现出来的种种话题，他写下了数以百万计的文字。”本卷来源多样，涵盖了杜威成年生涯的大部分，其中最早的文章发表于1885年；最晚的文章发表于1953年，在杜威去世以后。
杜威在他的一生中作过无数次演讲。本卷中，七篇发表过的以及数篇未曾发表的演讲稿，显示出他那宽阔的视野和广博的游历。1928年，杜威和一群教育家组团访问了苏联，旨在调查事实。回国以后，杜威在芝加哥大学作了演讲，描述了他对俄罗斯的印象以及“俄国学校体系”。他评论说“他们的未来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未来……我真的相信，这两个民族——至少是老式的美国人、先锋的美国人——在很多方面的类型和性情，比起当前世界的任何两个其他国家来，都要更为相似。”
1901年在杨百翰大学所作的十次教育学讲座曾经在当地发表过，但之前未被收入杜威的文集。之前未曾发表的作品包括《伦理学中的历史方法》（The Historical Method in Ethics）一文,它表现了杜威早先的论点：假如我们能够像研究科学中的事实那样联系行为来研究和“操作、信念与观念”相关的事实，那么，“道德的科学”是可能的；在《科学与哲学的一些联系》（Some connexions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这篇文章中，上述进路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哲学的未来》（The Future of Philosophy）这篇文章简洁地表现了杜威晚年的看法：“哲学的事情跟存在于人类和他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有关，就两者都受到文化的影响而言。”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四卷，为人们提供了约翰·杜威的重要著作——《确定性的寻求：一种知行关系的研究》(The Quest for Certainty: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的一个权威版本。
《确定性的寻求》是以杜威于1929年4到5月间在爱丁堡大学所作的吉尔福特讲座为基础而成书的。由苏格兰的四所大学轮流举办的吉尔福特讲座规定，演讲人必须是“真理的挚爱者和热忱探索者”，“要以对待自然科学的严谨来对待他的论题”。
在准备讲座期间，杜威写信给悉尼·胡克（SidneyHook）说：“我想把这些演讲命名为《确定性的寻求》……它是对企图寻求理论确定性的哲学的一种批判。”马克斯·C·奥托（M.C.Otter）后来在《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 Rrview)中对此作了发挥：“杜威先生想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举摧毁古典哲学传统的主要堡垒’。作为多次战役中声望赫赫的老将，杜威把吉尔福特讲座当作向这个堡垒中心发起猛攻的机会，以至于人们不知道应当赞赏其尝试的大胆，它携带的知识和经验所运用的策略，还是赞赏其攻击的勇猛无情。”
在导言中，史蒂芬·图尔明（Stephen Toulmin）称，这本书为“杜威思想发展中的一部重要著作”。除了体现出在杜威如此多著作中的“那种激情和睿智”以外，演讲还显示了“一种在它们最初发表时还几乎辨认不出的远见、敏锐和原创性”，总之，“这些演讲充分地向我们展示了杜威对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思想关系的细微体察”。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七卷。它提供了杜威和塔夫茨（James H.Tufts）于1932年撰写的《伦理学》(Ethics)一书的权威版本，为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版本。
亚伯拉罕·埃德尔（Abraham Edel）和伊丽莎白·弗劳尔（Elizabeth Flower）在他们的导言中指出：杜威的伦理学以其“关注具体、关注变化、关注融入可利用的最佳知识、关注伦理学理论的启蒙作用、关注对创新思想和智慧的召唤”，和20世纪80年代“刚好相关”。
杜威和塔夫茨在前言中说：“在一个战争可能摧毁任何国家或个人生命、财富和不安全结伴同行、阶级依然分化而宗教却不再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的世界里，对研究和反思的需求变得愈加明显。”尽管某些人担心道德理想和标准的消失，但这两位作者满怀信心地总结道：“道德生活深深地扎根于人的本性和人的需要之中，不可能丧失或被抛弃。”因此，伦理科学的任务是：“发现道德生活的规律和原则，从而使其进步更快、更自由、更可靠，也更理智。”
1908年版和1932年版的《伦理学》都很受欢迎，并被广泛地用作教材。尽管本卷保留了早期著作的书名和总体计划，但它针对的是当代的问题，是和24年间的巨大变化相对应的主题。作者声明，他们的目的是要“引入细致的深思熟虑和展望个体行为和社会政策的充分意义”。在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之后，作者分析了现代工业社会面临的问题，根据伍德伯恩（A. S. Woodburne）所说，要“公正地面对现代文明的道德问题”，他们主张，伦理学必须经常关注日常生活中不断变化的问题。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的第三卷，收录了杜威写于1927-1928年的所有文字，除了收录于《杜威晚期著作》第二卷中的《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戴维·西多尔斯基（David Sidorsky）在介绍的开头这样写道：“本卷所收的哲学论文、书评、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分析和政治评论反映了它们所发表年代（1927年和1928年）的美国文化潮流，随后的大萧条和变化的欧美关系深刻地转变了美国思想生活的诸多方面。”
这些文章写于杜威哲学思考的两个里程碑之间，也就是1925年的《经验与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和1929年的《确定性的寻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正如西多尔斯基所说的，这些文章“大体上反映了他的两大哲学兴趣：在某种意义上回溯性地捍卫自然主义形而上学，向前为一种经验主义伦理学正名并把它运用于实际。”
这一卷的其它亮点还包括乔治·桑塔亚那和杜威就后者的《经验与自然》所展开的交流，对桑柯－凡泽迪案件的不公正审判的激烈谴责，以及杜威于1928年夏天赴苏俄旅行之后写给《新共和》(New Republic)的六篇见闻。

《从文本到行动》汇集了利科在20世纪70—80年代发表的重要系列论文，这些文本代表了利科研究诠释学的一个重要阶段：从现象学到诠释学，从文本诠释到行动诠释；对话语和叙事作出反思，并对意识形态与处于城邦核心的人的行动进行追问的同时，利科强调了介入这两者之间的诸种关系。
在《从文本到行动》中，利科逐渐摆脱了要在其他学科面前捍卫诠释学的焦虑，他从胡塞尔现象学与诠释学的关系以及诠释学自身的历史看到了自己研究的独特角度和价值：立足于文本理论建构一种超越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甚至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并且将之应用于解释人的行动、社会意识形态，从而建立新的政治和伦理。

这是一本关于人生哲学的通俗读物类书籍。
　　作者吉杜·克里希那穆提告诉我们，当人们没有了自我，就会有美、寂静和空间。那时，那种来自于慈悲的智慧就会透过大脑而运作了。智慧就是去了解或者发现什么是爱，和思想、聪明知识没有任何关系。本书关于慈悲的智慧展开了丰富的阐述和诠释，告知我们拥有了智慧，智慧就会伴随着爱和慈悲，就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你就会成为自己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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