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对话的现代解读》包含《哲学的颂歌——柏拉图对话的现代解读（上册）》、《哲学的颂歌——柏拉图对话的现代解读（下册）》共2册。《哲学的颂歌：柏拉图对话的现代解读（套装共2册）》对柏拉图的主要对话进行了系统而完整的解读，试图揭示柏拉图对话的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在解读过程中，作者首先突出和强化了柏拉图对话中蕴含的理论性和体系性，确立了柏拉图的古典理性主义原则。其次参考和引用了儒释道等中国古代哲学的很多观点，以扩展和深化对柏拉图基本观点的理解，并且揭示柏拉图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在一致性。再次，依据柏拉图古典理性主义对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如霍布斯、康德、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进行分析和批判，以求反思现代性的起源、矛盾和出路。通过这种解读，作者试图使我们重新理解哲学和政治的基本含义和关系，以及重新理解哲人、知识、语言、理性、爱欲等重要问题，并且对我们全面理解柏拉图古典哲学、近现代西方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有所帮助，最终对我们的人格成长和政治完善有真正的助益。

世界的本质是一团生生不息的火，还是流动不拘的水？我们的认识源于日常经验，还是与生俱来？上帝是否真的存在？“我”究竟是谁？这些问题常常浮现于脑海之中，而对于它们的不断思考就是哲学。《图解世界哲学简史》按照时间脉络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西方和东方代表性的哲学家及其观点，将各个时代的思想，以轻松通俗的方式展开，拉近了哲学与日常生活的距离。在哲学世界中，没有“标准答案”。哲学，就是对于智慧的追寻和探索，这才是哲学的真谛。

《历史唯物主义现代性哈贝马斯的重建论》从现代性视角阐述和展现哈贝马斯重建论与重写现代性之间的理论关联，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置于现代性视阈，进而揭示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时代生命力和理论诠释力。作者运用文本解读、理论分析与比较相结合的方法，从哲学视阈（包括文化）、经济学视阈、资本主义政治社会批判三个视角阐释和映现其现代性影像，发掘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性视阈及其当代意蕴，揭开历史唯物主义长期以来被遮蔽的现代性原像。《历史唯物主义现代性哈贝马斯的重建论》立足哈贝马斯重写现代性即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从理论文本、基本原理和时空维度凸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性图景，在理论上、逻辑上系统深刻地领会、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性因子，深刻挖掘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内涵和现代意义的理论原点，消解和回应形形色色重建论思潮，为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理论支撑，凸显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社会及中国的理论生命力和指导力，有利于推进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许多人认为，《经验与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一书是约翰?杜威成熟的哲学思想的最全面表达，因而也是他受到最广泛评论和探讨的著作。它首次出版于1925年，再版于1926年，并在1929年重新出版时新增了前言，修改了第一章。自1929年之后还有几个新的版本，并重印了许多次。这表明，它一直是一本激发人们思想的哲学著作。
《经验与自然》共有10章，它包括杜威在两年时间里对在卡鲁斯讲座所作的首次系列讲演中的三次演讲稿的扩充和发展。一些听演讲的评论家曾经一直期待着这本著作的出版，并在出版之后的短短几年里写了35个评论
从1929年杜威出版有新一章的《经验与自然》，直到1951年他写下那些最后的导言，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开始认识到，要让自己对“经验”这个词语的使用被别人广泛地接受和理解是不可能的。就像悉尼·胡克（SidneyHook）在其对本卷的导言中所说：“为了避免误解，他准备在其长期的哲学生涯的最后抛弃那两个词（“经验”与“形而上学”）。对于“经验”，他宁愿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来替代。文化标志着人在哪里被塑造成为人，从而将人性与动物本性区别开来的东西。”因此，杜威在其1951年新导言的草稿中这样写道：“假如我今天来写（或者重写）《经验与自然》，我将用《文化与自然》作为书的标题，并对特别的主题进行适当的修改。我会放弃“经验”这个术语，因为我越来越认识到，对于实际的效果来说，妨碍我使用“经验”的理解的那些历史障碍是不能超越的。我将用“文化”这个术语来替代它。因为就现在它确定的各种含义来说，它能够全面而直接地传达我的经验哲学。”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十一卷，收录了杜威在1935—1937年间的所有作品，包括论文、书评、杂文，他担任莫斯科审判指控列夫·托洛斯基罪行调查委员会主席时发表的声明，以及《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的权威版本，还有他在弗吉尼亚大学所作的佩基-巴伯系列演讲等。
本卷的90余篇文章反映了杜威在这一时期处于精力充沛的写作和演讲状态。他从《逻辑：探究的理论》（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一书中抽取出一些注释，写了3篇文章；并讨论了查尔斯·S·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F. C. S. 席勒(F. C. S. Schiller)、享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等人的著作。他的有关教育的一系列散论，发表在《社会前沿》杂志的“约翰·杜威专栏”上；在这些散论中，他捍卫学术自由，加入传统教育与进步教育的争论，批评罗伯特·M· 哈钦斯(Robert M. Hutchins)提出的返回古典教育的主张，评价霍拉斯·曼(Hrace Mann)的贡献，劝告教师积极参与社会和劳工运动。
杜威写了一篇又一篇文章来分析、批评自由主义。当他的颇有争议的《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出版时，霍拉斯·M· 卡伦（Horace M. Kallen）在提出”做一个自由主义者是否仍有可能”这一问题之后写道，杜威“在他所属时代的条件下、用他所属时代的语言重新陈述了杰斐逊(Jefferson)在所属时代的条件下用所属时代的语言公布的《独立宣言》”。
莫斯科缺席审判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西道夫，指控他们反对苏联，这一事件激起了抗议风暴。为列夫·托洛茨基辩护的美国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公正的国际调查委员会。此时，杜威已届77岁高龄，正在完成《逻辑：探究的理论》的撰写工作。尽管杜威在意识形态上不同于托洛茨基，但他还是同意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虽然家庭和朋友为杜威着想而反对他承担这项工作，杜威还是在墨西哥主持了对托洛茨基的讯问，并在《真相即将揭开》(Truth Is on the March)一文中报告他们的发现。杜威委员会（当时的称谓）完成证据收集后，杜威报告了委员会的“无罪”裁决。在民众集会的讲话中，在国家广播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访谈中，杜威都探讨了这种苏联情景对于美国的意义。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八卷，收录了论文、评论以及《我们如何思维：重述反思性思维对教育过程的关系》在1933年的权威版本。杜威撰写于1933年的其他作品都收入在第九卷中。本卷为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文本。
1933年，杜威扩充修订了1910年版的《我们如何思维》，特别是逻辑部分。他写道，希望他的修改“增加了该书的清晰性和可读性”。许多评论者称赞这个修订本很好地回应了教师和逻辑学家的批评。伊萨多·斯塔尔（Isidore Starr）在1970年的回忆中评论道，越来越多的教师受到这个修订本的吸引和影响。他最后总结道：“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容易从循规蹈矩走到顽固不化。对这种根深蒂固的毒害的最好解药，就是要定期朝拜一下杜威的经典。”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导言中考察了杜威与他的各种读者的关系以及他的“反思性思维”的发展，仔细分析了贯穿整部著作的“某种无法避免的紧张关系”，“这就是把这位哲学家想象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他关心着通过不断批评当下实践和机制的恰当性而保持改革精神的活力，以及把这位哲学家想象成一个政治上中立的理论家，一个在诸如逻辑规则、科学性质或思想性质等特殊的哲学问题方面的专家和权威”。
《教育前沿》是由威廉姆·海德·基尔帕特里克（William Heard Kilpatrik）主编的文集，也是作为全国高校教育学科教师学会的年刊出版，是对背离了传统理论的进步分子所导致的大萧条的回应。悉尼·胡克（Sydney Hook）在1933年把这描述为“提供了一种社会经济分析”，“捍卫了一种作为直接社会行动基础的实验哲学”。罗蒂指出，杜威与约翰·查尔兹（John L. Childs）合写的两章“非常大胆地要求体现在《我们如何思维》中的教育哲学可以被算作改变美国体制的特征”。
本卷还包括了杜威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所写的文章《逻辑》、《战争非法化》和《哲学》，以及为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观念的冒险》、马丁·舒茨(Martin Schutze))的《文学和艺术领域中的学术幻觉》、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Rexford G.Tugwell)的《工业规律和管理艺术》等书所写的书评。

宗教在欧、美的处境为何如此殊异？现代性是否必然携手世俗化？宗教是问题，还是解决问题的资源？齐名韦伯、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巨擘彼得？伯格领衔三位顶尖学者提出对错综复杂的宗教/世俗欧洲之谜的全新解读从“世俗化”到“去世俗化”——宗教社会学理论范式转型后的重要著作对于20世纪末世界版图上宗教环境的剧变：与欧洲迥然不同的美国宗教生活、基督教在南半球的快速发展、伊斯兰教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的凸显等等，“世俗化”理论已不再具有解释力。宗教的话题经过长久的沉寂，重又回到公共讨论和社会科学研究中来。《宗教美国，世俗欧洲？：主题与变奏》引入与美国情境的详细对比视角，试图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欧洲当代宗教生活的特殊本质，重新厘定宗教与现代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三位作者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讨论通过历史、智识传统、制度、宗教组织与社会差异的多维角度展开，涉及政教关系，司法、教育和福利体系，多元主义，阶级、族群、性别与初生代，多样现代性等重要议题。这一欧、美之间的宗教比较研究，对于更具建设性的跨大西洋对话、政府决策都将大有裨益。经济、政治和社会研究领域的工作者、读者也会从中受益。

本书是系统研究费希特法权思想的第一部英文文献。它将费希特法权思想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部分，并且将法权思想同其哲学思想的演变关联起来，并试图在德国古典法哲学的整体框架中反思费希特法权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全书分为五个章节，第一张导论费希特和康德实践哲学思想中的自由和道德之间的关系，第二章讨论费希特早期的法权理论，第三章讨论费希特晚期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理论，第四章讨论费希特晚期的政治法律思想，第五章讨论康德的法律与法权理论。

巴利语《法句经》原典与汉文本《法句经》的对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