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编著的《杜威全集》为《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第十一卷，收录了杜威于1918至1919年间发表的所有著述文字。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文本。杜威这一时期著述的突出主题是战争及其带来的后果。在本卷导言中，奥斯卡·汉德林和莉莲·汉德林联系这一历史背景，对杜威哲学进行了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伤亡惨重的代价行将结束；缔造和平的繁重任务仍然艰巨，有待落实。有人期盼休战能使世界恢复如常，不料却开辟了一个动荡时代，它把一个本就因备战和弱化海外冲突而显得骚动不安的社会进一步搅乱了。”杜威认为，在这样一个时期，“科学负有的重托就是运用理智去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1918年至1919年间，他接连不断地发表文章，描述着他对战后世界的想象。在《新共和》和《日晷》杂志上，杜威主要考察了战争对社会、教育、政治、经济和产业体制造成的影响；对那种采用专制手段和留恋战争的情绪提出警告。他解释了美国在变化世界中的作用，赞同战争概念的不合法，赞同国际联盟的设想。

本卷为《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第十卷，收录了杜威于1916至1917年间除《民主与教育》以外发表的所有作品。《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0卷1916-1917）》是美国作家版本中心认可文本。《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0卷1916-1917）》可能是整个中期 著作中最为庞杂的一卷。它由53篇文章组成，囊括了约翰·杜威在1916—1917年间写下的除《民主与教育》 之外的所有文字。正像刘易斯·E·哈恩在导言中所指出的，这些文字不仅为数众多，而且包含“重要的哲学论文、关于教育的 文章，以及有关社会哲学和公共事务的评论”。杜威收录于《创造性智慧》中的文章《哲学复兴的需要》， 可能是杜威这卷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当霍勒斯·M·卡伦早在1913年向杜威提出编一本题为“实用主义态度”论文集的想法的 时候，杜威并没有全部接受这个意见；杜威写信给卡伦说：“我并不喜欢搞什么确定的派系，我认为实用主义的精神与敞布一些 观念——宣传一些观念是相悖的。”不过，早在1913年，杜威就开始考察将在那个文集中成为核心问题的观点，当然，这个文集 包含了其他一些著名学者的文章，比如A·W·摩尔、J·H·塔夫茨、霍勒斯·卡伦、乔治·米德、博伊德·博德、亨利·沃尔 格瑞夫·斯图亚特、哈罗德·查普曼·布朗。1913年，杜威写信给博德说，他想要写的是“关于哲学的本质，以及如果实用主义 哲学家将他的概念忠实地应用于自身，这些概念将会对哲学产生什么影响”。从这一原初的动机出发，可以理解杜威文章中那个 重要的评述：“当哲学不再成为处理哲学家提出的问题的工具，而成为一种由哲学家为解决人类问题而培育出来的方法时，哲学 才实现了自身的复兴。” 这一时期也是杜威开始走向政治舞台，并就一般公众利益发言的时候。就像哈恩在他的导吉中所说的，“在1916和1917年， 他对许多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评论：从强制性的普遍军训，到威尔逊一休斯的总统竞选；从思想的征兆，到和平主义的未来；从美 国将为之战斗的东西，到恰当的和平条款；从学校中的民主与忠诚，到恰当地解释美国在战争中是友好的中立还是投入战争之间 的摇摆不定，或者理解德国的精神；从美国的教育与文化，到当代教育中的问题（战争这一话题笼罩了大部分的讨论）”。

《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九卷（1916）》是杜威的重要著作《民主与教育》的权威版本。美国作家版本中心的认可文本。《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九卷（1916）》是杜威极富盛名、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民主与教育》的新版本，附有悉尼·胡克撰写的序言。虽然在这本书的出版协议上，杜威受邀撰写的是一本“教育哲学的教科书”；但是，他在这本书问世后不久就指出，“虽然以《民主与教育》为书名，但在这《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九卷（1916）》中，我倾注全力旨在概括我的整个哲学立场”。1930年，杜威在回顾时写道，这本书“尽管不尽如人意，但它仍是多年来最为淋漓尽致地阐述了我的哲学的一《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9卷）（1916）》”。

《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八卷（1915）》为收录了杜威在1915年期间发表的作品，包括《德国的政治与哲学》和《明天的学校》。美国作家版本中心认可文本。《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八卷（1915）》包括作者于1915年（仅是1915年）发表的所有作品。可以说，这是一个高产年。在这一年里，他一共发表了15篇论文和杂文，还出版了3部著作。

《杜威全集》为《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第六卷，收录了杜威在1910至1911年间发表的所有作品。美国作家版本中心认可文本。威廉·詹姆斯在1909年评论三位实用主义主要代表（即他本人、席勒和杜威）的区别时指出：席勒的观点本质上是“心理的”，他自己的观点是“认识论上的”，而杜威“全景式的（观点）……是三者中最宽广的”。杜威在1910至1911年的大量著述全部收入本卷，他讨论和分析了这种宽广的“全景式的”实用主义方法的诸多方面。

约翰·杜威编著的《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4卷1907-1909）（精）》为《杜威中期著作》（1899一1924）第四卷，收录了杜威从1907至1909年间发表的所有作品，包括教学大纲《当代思想中的实用主义运动》和《教育 中的道德原则》。美国作家版本中心认可文本。截至1907年，也就是本卷所涵盖的三年中的第一年，杜威放弃了以高等 教育管理为职业的可能，牢固地建立起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领袖地位。正如刘易斯·E·哈恩在导言中所说的那样，“这几年是杜威非常多产的几年。除了数量众多的演讲和报告以及出席专业会议外，他发表了大约15篇重要的论文，以及差不多同样数量的篇幅稍短的文章，如教学大纲《当代思 想中的实用主义运动》，专著《教育中的道德原则》，以及和塔夫茨合著的一本非常受欢迎的教科书——《伦理学》——的第一版（《杜威中期著作》 第五卷）。”《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4卷1907-1909）（精）》收集了26篇文章和评论、一个教学大纲以及一部著作，素材的多样性可想而知。然而，大部分文章所显示出的中心主题是有关实用主义的。哈恩说，在1907年到1909年的三年中，杜威“继续致力于发展新的实用主义哲学，对它进行辩护使其 免遭攻击而发起有力的反击；并试图表明存在于其替代选择中的困难对人们来说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冒险去考虑新的观点”。在本卷中，杜 威与布拉德雷、麦吉尔夫雷就经验和实在所进行的有趣而广泛的交流具有论战的特点，杜威通过这些论战来捍卫和澄清并使自己的观点精细化；但是， 杜威并不仅仅在答复和反驳的讨论中抓住机会来确定、思考和解释他的观点，而且独立地继续发展和提炼关于自然、经验、真理，特别是关于反思探究方法的基本主张。本卷有7篇文章产生于这种努力，有4篇文章再版于《达尔 文对哲学的影响》，3篇再版于《实验逻辑论文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最早几年，杜威几乎没有写过关于教育的东西，但到 本卷所涵盖的这段时间，他已经全身心地返回这个舞台。与早期在“实验学校”时相比，他现在的写作风格更加理论化了。然而，如同本卷有关教育的 文章所证明的那样，对于实践的强调始终存在着。杜威所说的这些年来他一直“吹奏”的“自己的乐曲”，几乎没有人注意的“优美调式”，就是实用 主义。它深深地渗透在他的著述中。杜威把这个主题扩展到他关于教育的著述中，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实用主义对教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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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编著的《杜威全集》为《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第三卷，收录了杜威从1903年到1906年间发表的所有作品。美国作家版本中心认可文本。本卷跨度为杜威从芝加哥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关键时期，收录了发表于这期间的36篇论文和评论。当时，杜威决定其职业发展仍然在哲学领域。从芝加哥大学辞职以后，他曾考虑是否去担任大学的管理职位，但最终还是决定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职位，在那里，他度过了以后的职业生涯。

杜威编著的《杜威全集》为《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第一卷，收录了包括《学校与社会》、《教育现状》以及1899至1901年间杜威的全部作品。美国作家版本中心认可文本。1899至1901年差不多是杜威在芝加哥大学任期的中点，也是杜威思想世纪之交的转变时期。这一转变在其煌煌巨著《逻辑理论研究》（1903年）中达到顶峰，该著作收录在本系列第二卷。本卷收录了杜威的文章《逻辑思维的几个阶段》，这是《逻辑理论研究》的先声，乔·R·伯尼特在导占中将其看作是杜威表述探究模式的首次尝试。这一思想出现在后来的一些重要著作中，尤其是《我们如何思维》（1910年，1933年）。

《规训权力与规训社会：福柯政治哲学思想研究》讲述 了：福柯是当代思想巨擘，他从人类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与科学史上 吸取了丰富的养料，进而开掘出许多以往哲学家不曾关注或不屑于关注的 富有冲击力的思想主题，在以往哲学家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中发现了许多 富有重大意义的哲学问题。福柯通过对疯癫、监狱、性、身体、惩罚、真理、知识与权力等问题 的研究，揭露了现代规训社会的本质。无论是对启蒙、理性的批判还是对 各种现代理性话语的批判，福柯始终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现代规训社会。福柯通过对理性主义、进步主义的线性历史观以及总体化、主体化的 历史观的批判，消解了传统历史学家编造的历史神话。福柯的历史研究始 终围绕一个中心，即批判西方现代文明的理性霸权与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规训权力与规训社会：福柯政治哲学思想研究》从独特的视角对福 柯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