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领袖马丁·路德的称义论思想是其宗教哲学思想的核心，探讨了基督教教义中的正义、信仰、爱、理性和自由意志等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将基督教核心教义“因信称义”的阐释推上了史无前例的高度，最终成为了基督教正义观的经典。张士颖的《马丁·路德称义哲学思想》将路德的称义思想置于整个基督教救赎论的大背景下来考察． ’力图展示出路德称义哲学更为清晰的发展线索。《马丁·路德称义哲学思想》从个人灵魂获救问题而生的精神困苦，到“上帝之义”的发现，路德逐步突破了中世纪末期称义哲学范式．并将自己的突破性见解结晶为十字架神学，最终确立了改教神学范式，对后世基督教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20世纪新托马斯学派著作等身的卓越学者，中世纪经院哲学权威吉尔松（EtjenneGilson）的学术贡献在于藉助对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精湛研究，深刻阐述基督教哲学的知识论根基及其原创精神。基督教哲学的的深邃性在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固有的“神学秩序优先性原则”。吉尔松断言中世纪经院哲学导师托马斯以“革命的方式”继承欧洲哲学的形而上学遗产，形而上学因此真正成为“关于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形而上学”。车桂副教授的《吉尔松哲学研究》作为我国哲学界推出的第一本全面系统介绍和阐述吉尔松哲学体系的学术专著。《吉尔松哲学研究》详尽阐述作为中世纪经院哲学权威学者的吉尔松哲学的存在论、创造学说、人类学、灵魂学说、认识论、伦理学和目的论，深刻揭示作为吉尔松哲学精髓的“中世纪哲学精神”，是中国大陆哲学界系统阐述吉尔松哲学的学术著述。

《对话：东西方哲学》是本东西方比较哲学论文集。内容涉及：论人类早期思维的普遍特征；中西哲学的差异与原因；“中学西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研究三十年回顾；谈谈中国哲学的话语特征问题；中西之学与世界哲学；康德黑格尔论伪善；道德感动与儒家伦理；现代主体性的起源、危机及其归宿：去存在还是为他者等。专业性很强，适合业内专业人士阅读。

洛克试图阐述政治权力的产生和来源这一问题时，从人的“自然状态”出发，围绕“自然法”、“自然权利”、“契约”等范畴展开。洛克认为，统治者的权力应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安全以及人民的自然权利。洛克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在自然法的范围内，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无须听命于任何其他人的意志。尽管这种状态并非美好的世外桃源，却是“一个和平、善意、互助和保全的状态”。

尼采就是一个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需要遇到的幽灵，他既会把世人引到一个黑暗的，充斥着无奈与痛楚的世界，又会帮助人们找到救苦救难的仙子。他把艺术这个人生的另一种表现剖析给人们看，让人们去感悟人生的真谛，感悟痛苦与快乐，感悟成功与失败。

《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一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

《胡塞尔的意义理论》的选材范围很广，力求做到最大限度的完备性；同时也注意了选材的精练，在不损害有关材料原有资料价值的情况下，删除了其中意义不大、重复、离题太远的段落。《胡塞尔的意义理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如果另一个星球上的智慧使者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球，一定会发现这个星球上的人的外部生活表现得是那么优秀、独特，在他周围聚集着巨大力量——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可是在他所创造的艺术中却暴露出其内心的贫乏和软弱，两者之间的不协调实在令人震惊。是的，现代人比普罗米修斯、伊卡洛斯、孙悟空以及任何神话中的英雄都更强有力，可如果转向我们的小说、戏剧、绘画和雕塑所反映出的人的形象，看到的则是一个混身上下布满窟窿和缝隙，没有面部特征、充满疑虑和否定、终有大限的生灵。这种鲜明的对照是可怕的，“它反映出人危险地落后于他自己的创造发明”。现代艺术向我们敞开着人的精神世界的困惑，追寻着在无神的世界中如何安顿精神家园的迷茫。

《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4卷1922）》为《人性与行为》提供了一个权威版本。《人性与行为》由约翰·杜威于1918年在斯坦福大学韦斯特纪念基金会上所做的一系列演讲发展而成。其副标题是“社会心理学导论”，详细阐述了杜威关于习惯是“社会功能”的观点，以及诸如习惯、风本卷为《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第十四卷，为《人性与行为》提供了一个权威版本。《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4卷1922）》是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文本。当詹姆斯·哈维·罗宾森在《日晷》杂志上评论《人性与行为》一书时，他说：“杜威先生不仅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哲学、逻辑学和伦理学改革的领导者，而且是解决教育紧迫难题的最令人瞩目的领导者，没有比这更令人振奋的了。他所有过去的研究都汇聚到现在这本书中，幸运的是，它的语言对任何严肃和思想深刻的读者来说都是通俗易懂的。”《人性与行为》由1918年杜威在斯坦福大学韦斯特纪念基金会上所作的一系列演讲发展而成；然而，赴东方的长期旅行使这本书的问世延迟了四年。这些讲稿后来又被重写、修订和扩充，从而成为杜威最著名的著作之一。默里·墨菲在导言中说道：“杜威在这本书中也寻求澄清他的心理学与哲学所具有的社会特征——这一直是十分明显而又从未被如此详细阐明的。”《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4卷1922）》这本书以“社会心理学导论”为副标题，详细地阐明了约翰·杜威关于习惯是“社会功能”的观点，以及诸如习惯、风俗和探究的科学方法这类社会现象既是道德的，也是自然的。在本书的结尾处，杜威写道：“在各个单独自我摇摆不定且不合逻辑的行为中，有一种对认同并尊重这些行为的整体的感知。当这种感知出现时，我们就消除了生命的有限性而活在普遍之中。我们生活于其中并获得了我们的存在的共同体的生命，就是这种关系的恰当象征。我们表达把我们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这些关联的感知之行为，是它唯一的仪式与礼仪。”默里·墨菲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美国文明史教授，著有《皮尔士哲学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Peirce'sPhilosophy）、《我们关于过去历史的知识》（Our Knowledge of the HistoricalPast），与伊丽莎白·弗劳尔合著有两卷本《美国哲学史》（A History OF Philosophly InAmerica）。他也是《美国季刊》（American Quarterly）的前编辑。乔·安·博伊兹顿是《杜威中期著作》主编，南伊利诺伊大学杜威研究中心主任，也是一系列杜威作品和杜威研究作品的作者与编辑者。和探究的科学方法这类社会现象既是道德的，也是自然的。

本卷为《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第十二卷，包含杜威在1920年除《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书信》之外发表的所有文字。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文本。《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2卷1920）》包括约翰·杜威一部主要著作《哲学的改造》，它们大多来自杜威的旅行过程。1919年，他从哥伦比亚大学利用休假年启程出发前往中国和日本，随后其巡回演说和教学延长到两年。对杜威个人来说，这段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成长时期。所以，他认为这次旅行是“最有趣的，从理智上来说，是我所做过的最富有成效的事情”。杜威的著作《哲学的改造》，是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所作的八次演讲的成果，是他“对现代精神在与传统哲学进行对比的情况下进行评价”的尝试。拉尔夫·罗斯在本卷导言中将《哲学的改造》描述成“一本激进的书，……一位温文尔雅者所写的好战的书”。杜威在其中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思想，即所谓的工具主义；而且，在《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2卷1920）》这本书中，他通过全面的攻击，通过“将人引入到哲学之中。哲学现在还像是用大理石砌成墙而盖起的房子，里面只有传统的形式、本质、原型和现实，而没有人类的活动”，从而引起了哲学的革命。对于杜威这位教育家和实用主义者来说，只有以科学为范式的人类智力的创造性行动，才能发现真的观念；而那些观念是“我们能够吸收、确认、证实和检验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在《哲学的改造》中随处可见；这本书与杜威具有种种开放的可能性世界保持一致，承认对人类奋斗进行观察和思考，可以导致对生命是失望还是肯定的极大不同。杜威是在“五四”运动前夕到达中国的。他与政治领袖、学生、教授、商界人士以及宗教团体成员进行的交流，让他禁不住说，“西方没有什么东西看起来与之一样，它就好像是在这个世界上还可以有青春的再现一样”。的确，杜威在1920年期间从东方发回美国的有关中国政治与社会传统的7篇论文，既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深邃心灵的活力，又展示了他的敏锐的观察能力。在今天看来，这些论文向我们清楚地描述了：在日本对中国的霸权这个背景下，满洲帝制的最后时光，欧洲对中国的瓜分和特权，以及中国后来拒绝接受《凡尔赛和约》，这些与远东那时的动乱与变化具有惊人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