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为《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第十卷，收录了杜威于1916至1917年间除《民主与教育》以外发表的所有作品。《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0卷1916-1917）》是美国作家版本中心认可文本。《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0卷1916-1917）》可能是整个中期 著作中最为庞杂的一卷。它由53篇文章组成，囊括了约翰·杜威在1916—1917年间写下的除《民主与教育》 之外的所有文字。正像刘易斯·E·哈恩在导言中所指出的，这些文字不仅为数众多，而且包含“重要的哲学论文、关于教育的 文章，以及有关社会哲学和公共事务的评论”。杜威收录于《创造性智慧》中的文章《哲学复兴的需要》， 可能是杜威这卷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当霍勒斯·M·卡伦早在1913年向杜威提出编一本题为“实用主义态度”论文集的想法的 时候，杜威并没有全部接受这个意见；杜威写信给卡伦说：“我并不喜欢搞什么确定的派系，我认为实用主义的精神与敞布一些 观念——宣传一些观念是相悖的。”不过，早在1913年，杜威就开始考察将在那个文集中成为核心问题的观点，当然，这个文集 包含了其他一些著名学者的文章，比如A·W·摩尔、J·H·塔夫茨、霍勒斯·卡伦、乔治·米德、博伊德·博德、亨利·沃尔 格瑞夫·斯图亚特、哈罗德·查普曼·布朗。1913年，杜威写信给博德说，他想要写的是“关于哲学的本质，以及如果实用主义 哲学家将他的概念忠实地应用于自身，这些概念将会对哲学产生什么影响”。从这一原初的动机出发，可以理解杜威文章中那个 重要的评述：“当哲学不再成为处理哲学家提出的问题的工具，而成为一种由哲学家为解决人类问题而培育出来的方法时，哲学 才实现了自身的复兴。” 这一时期也是杜威开始走向政治舞台，并就一般公众利益发言的时候。就像哈恩在他的导吉中所说的，“在1916和1917年， 他对许多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评论：从强制性的普遍军训，到威尔逊一休斯的总统竞选；从思想的征兆，到和平主义的未来；从美 国将为之战斗的东西，到恰当的和平条款；从学校中的民主与忠诚，到恰当地解释美国在战争中是友好的中立还是投入战争之间 的摇摆不定，或者理解德国的精神；从美国的教育与文化，到当代教育中的问题（战争这一话题笼罩了大部分的讨论）”。

杜威编著的《杜威全集》为《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第十一卷，收录了杜威于1918至1919年间发表的所有著述文字。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文本。杜威这一时期著述的突出主题是战争及其带来的后果。在本卷导言中，奥斯卡·汉德林和莉莲·汉德林联系这一历史背景，对杜威哲学进行了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伤亡惨重的代价行将结束；缔造和平的繁重任务仍然艰巨，有待落实。有人期盼休战能使世界恢复如常，不料却开辟了一个动荡时代，它把一个本就因备战和弱化海外冲突而显得骚动不安的社会进一步搅乱了。”杜威认为，在这样一个时期，“科学负有的重托就是运用理智去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1918年至1919年间，他接连不断地发表文章，描述着他对战后世界的想象。在《新共和》和《日晷》杂志上，杜威主要考察了战争对社会、教育、政治、经济和产业体制造成的影响；对那种采用专制手段和留恋战争的情绪提出警告。他解释了美国在变化世界中的作用，赞同战争概念的不合法，赞同国际联盟的设想。

本卷为《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第十二卷，包含杜威在1920年除《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书信》之外发表的所有文字。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文本。《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2卷1920）》包括约翰·杜威一部主要著作《哲学的改造》，它们大多来自杜威的旅行过程。1919年，他从哥伦比亚大学利用休假年启程出发前往中国和日本，随后其巡回演说和教学延长到两年。对杜威个人来说，这段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成长时期。所以，他认为这次旅行是“最有趣的，从理智上来说，是我所做过的最富有成效的事情”。杜威的著作《哲学的改造》，是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所作的八次演讲的成果，是他“对现代精神在与传统哲学进行对比的情况下进行评价”的尝试。拉尔夫·罗斯在本卷导言中将《哲学的改造》描述成“一本激进的书，……一位温文尔雅者所写的好战的书”。杜威在其中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思想，即所谓的工具主义；而且，在《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2卷1920）》这本书中，他通过全面的攻击，通过“将人引入到哲学之中。哲学现在还像是用大理石砌成墙而盖起的房子，里面只有传统的形式、本质、原型和现实，而没有人类的活动”，从而引起了哲学的革命。对于杜威这位教育家和实用主义者来说，只有以科学为范式的人类智力的创造性行动，才能发现真的观念；而那些观念是“我们能够吸收、确认、证实和检验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在《哲学的改造》中随处可见；这本书与杜威具有种种开放的可能性世界保持一致，承认对人类奋斗进行观察和思考，可以导致对生命是失望还是肯定的极大不同。杜威是在“五四”运动前夕到达中国的。他与政治领袖、学生、教授、商界人士以及宗教团体成员进行的交流，让他禁不住说，“西方没有什么东西看起来与之一样，它就好像是在这个世界上还可以有青春的再现一样”。的确，杜威在1920年期间从东方发回美国的有关中国政治与社会传统的7篇论文，既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深邃心灵的活力，又展示了他的敏锐的观察能力。在今天看来，这些论文向我们清楚地描述了：在日本对中国的霸权这个背景下，满洲帝制的最后时光，欧洲对中国的瓜分和特权，以及中国后来拒绝接受《凡尔赛和约》，这些与远东那时的动乱与变化具有惊人的相关性。

《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4卷1922）》为《人性与行为》提供了一个权威版本。《人性与行为》由约翰·杜威于1918年在斯坦福大学韦斯特纪念基金会上所做的一系列演讲发展而成。其副标题是“社会心理学导论”，详细阐述了杜威关于习惯是“社会功能”的观点，以及诸如习惯、风本卷为《杜威中期著作》（1899—1924）第十四卷，为《人性与行为》提供了一个权威版本。《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4卷1922）》是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文本。当詹姆斯·哈维·罗宾森在《日晷》杂志上评论《人性与行为》一书时，他说：“杜威先生不仅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哲学、逻辑学和伦理学改革的领导者，而且是解决教育紧迫难题的最令人瞩目的领导者，没有比这更令人振奋的了。他所有过去的研究都汇聚到现在这本书中，幸运的是，它的语言对任何严肃和思想深刻的读者来说都是通俗易懂的。”《人性与行为》由1918年杜威在斯坦福大学韦斯特纪念基金会上所作的一系列演讲发展而成；然而，赴东方的长期旅行使这本书的问世延迟了四年。这些讲稿后来又被重写、修订和扩充，从而成为杜威最著名的著作之一。默里·墨菲在导言中说道：“杜威在这本书中也寻求澄清他的心理学与哲学所具有的社会特征——这一直是十分明显而又从未被如此详细阐明的。”《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4卷1922）》这本书以“社会心理学导论”为副标题，详细地阐明了约翰·杜威关于习惯是“社会功能”的观点，以及诸如习惯、风俗和探究的科学方法这类社会现象既是道德的，也是自然的。在本书的结尾处，杜威写道：“在各个单独自我摇摆不定且不合逻辑的行为中，有一种对认同并尊重这些行为的整体的感知。当这种感知出现时，我们就消除了生命的有限性而活在普遍之中。我们生活于其中并获得了我们的存在的共同体的生命，就是这种关系的恰当象征。我们表达把我们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这些关联的感知之行为，是它唯一的仪式与礼仪。”默里·墨菲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美国文明史教授，著有《皮尔士哲学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Peirce'sPhilosophy）、《我们关于过去历史的知识》（Our Knowledge of the HistoricalPast），与伊丽莎白·弗劳尔合著有两卷本《美国哲学史》（A History OF Philosophly InAmerica）。他也是《美国季刊》（American Quarterly）的前编辑。乔·安·博伊兹顿是《杜威中期著作》主编，南伊利诺伊大学杜威研究中心主任，也是一系列杜威作品和杜威研究作品的作者与编辑者。和探究的科学方法这类社会现象既是道德的，也是自然的。

《德国哲学（2011年卷）》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主编的年刊，已经出版了2008—2009—2010卷，是对德国哲学进行专题研究的唯一专刊。《德国哲学（2011年卷）》收录的主要论文有：康德与道德运气问题；康德实践哲学中的政治和道德；德国历史学派解释学初探；康德论法权义务的特征等。

《胡塞尔的意义理论》的选材范围很广，力求做到最大限度的完备性；同时也注意了选材的精练，在不损害有关材料原有资料价值的情况下，删除了其中意义不大、重复、离题太远的段落。《胡塞尔的意义理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如果另一个星球上的智慧使者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球，一定会发现这个星球上的人的外部生活表现得是那么优秀、独特，在他周围聚集着巨大力量——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可是在他所创造的艺术中却暴露出其内心的贫乏和软弱，两者之间的不协调实在令人震惊。是的，现代人比普罗米修斯、伊卡洛斯、孙悟空以及任何神话中的英雄都更强有力，可如果转向我们的小说、戏剧、绘画和雕塑所反映出的人的形象，看到的则是一个混身上下布满窟窿和缝隙，没有面部特征、充满疑虑和否定、终有大限的生灵。这种鲜明的对照是可怕的，“它反映出人危险地落后于他自己的创造发明”。现代艺术向我们敞开着人的精神世界的困惑，追寻着在无神的世界中如何安顿精神家园的迷茫。

尼采就是一个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需要遇到的幽灵，他既会把世人引到一个黑暗的，充斥着无奈与痛楚的世界，又会帮助人们找到救苦救难的仙子。他把艺术这个人生的另一种表现剖析给人们看，让人们去感悟人生的真谛，感悟痛苦与快乐，感悟成功与失败。

《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一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

《学术前沿：疯癫与文明（修订译本）（第4版）》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60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