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三联书店首次出版房龙代表作《宽容》。1998年，此书连续印刷11次，成为“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百本图书”之一。从古希腊，中世纪到启蒙运动，房龙不厌其烦，将一部欧洲“思想解放史”，刻意改写成一部宽容与专横的斗争历史：其间有种族屠杀，有十字军远征，有教会对异端的迫害，有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的折磨。当然，还有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本主义，启蒙运动鼓吹的思想自由。善与恶，黑暗与光明，进步与反动的不断搏杀，使理性的光芒不时透过专制的浓云密雾得以显现。

如果说《阿前》是在讲人不要看重财物相貌等外在的所属物的话，那么《阿后》就是进一步说明神也不在乎那些东西，而是在乎人的内在虔敬，两篇对话中都全面就如何深化人的精神生活进行了有益的讨论。《阿前》从认识论和实践论意义上进行了深入，《阿后》从宗教体验上进行了探究，并且它们由此出发还涉及了政治、社会和宗教等诸多相关问题。它们在柏拉图的对话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我们要认清今天还来阅读理解古代作品的意义，它们之所以被称为经典不是因为我们给它们命了名，而是因为它们扎扎实实地规定着我们自己。我们要认识自己就必须要一再地返回自身返回到它们中，而且我们返回去不是为了考古发掘和单纯的好奇心或利益驱使，而是在于去理解生活的意义，去看我们来时的路。

《古代哲学史》是“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之一，全书共分10个章节，主要对古代的哲学史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米利都的自然哲学、调和的若干努力、各个学派之间的冲突、教父哲学、新柏拉图主义等。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自笛卡儿以降的近代西方哲学，以意识哲学占据主导地位。而海德格尔的横空出世，则让存在论几乎成为现代哲学的代名词。与此同时，以德里达、勒维纳斯、H·亨利为代表的一批法国哲学家，不约而同地以现象学的方法踏上了超越存在论的道路。马里翁以独特而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早期思想，以及前者对后者在微观意义上的影响。通过严格的文本学考察，马里翁指出，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所做出的突破，被海德格尔正确地理解为“被给予性”。然而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进行的还原的努力，却以失败而告终。这种失败的原因，恰在于海德格尔没有认识到“还原越多，给予越多”。

《选择理论》探讨了各情境下的理性选择行为：与谁共度余生（确定状态下的选择）；是否接受一次死亡率为25％手术，在面临恐怖袭击之虞时是否搭乘飞机（不确定状态下的选择，前者概率己知，后者概率未知）；以何种形式管理个人财产（特殊情形的不确定状态，涉及金钱）；一个国家在得知其他国家同样踌躇于是否扩张核能力时，它自己该作何选择（战略选择）；选举活动中“简单多数原则”与比例代表制各自的相对优势（集体选择）。

哲学经典著作美国大学教材重印6版畅销不衰这部书是迄今为止覆盖面最全的哲学史读本，包罗万象，纵览了西方所有的哲学理论流派。写作风格生动迷人，让哲学变得通俗易懂，而又没有过分简化材料。本书展现了强大的哲学思想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真正生活的。第六版包括新的教辅工具，篇幅也有所增加。

培根论述的知识论的问题，这一问题后来被康德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和精确的思考。我们所认识的一切都是我们感觉的产物，而感觉材料又经过内在于人的知性范畴和直观形式的“加工”。这既表明了具有正确的认识方法的科学家之间在知识上的一致性，又限制了这种知识，因为我们只能达到“现象”的层面上，并不能知道其他的知识形式和居于现象背后的东西。

F．M．康福德（1874-1943）是英国著名古典学家和诗人。1899年至1943年任教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一生著述颇丰。本书是作者在四篇讲稿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是有关古希腊哲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内容涉及苏格拉底时代前后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等内容。在书中，作者以苏格拉底为分界点，将古希腊哲学史分为四个阶段：苏格拉底之前的爱奥尼亚科学、苏格拉底时期、柏拉图时期和亚里士多德时期。当然，作者并非只探讨这几个人，和他们同时代的其他重要学者及学派也有所涉及，对亚里士多德以后的斯多噶派和伊壁鸠鲁学派也有论述。

《先哲的论辩术：苏辩与孟辩》大智若愚，说真话、讲实话，借话说话，当引则引，反话正说，明扬暗抑，大辩若讷：不辩之辩等。

《韩国儒学史》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关于韩国儒学发展演变的学术专著，由三部分内容构成：“绪论”，通过对中韩儒学的比较，既阐释了韩国儒学“重气”、“重情”、“重实”的基本特点及韩国儒学的“义理”精神，集中探讨了韩国儒学在“理气”、“心性”、“礼仪”、“以图解说”等方面对中国儒学的细微发展；正文五章内容则是着重对韩国儒学发展演变历史的梳理和论述，依照韩国历史发展的顺序，对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徐花潭、李退溪、奇高峰、李栗谷、成牛溪、曹植、金长生、宋时烈、魏岩、韩元震、郑霞谷、李瀷、洪大容、丁茶山、崔济愚、朴殷植等代表人物的儒学思想作了深入阐发，并探究了韩国儒学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性；“附录”中为了突出韩国儒学的特色，将韩国儒学史上两次著名论辩即“四端七情论辩”和“人性物性异同论”的论辩始末及论辩的主要原始珍贵资料刊于书中，以供人们研究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