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八卷，收录了论文、评论以及《我们如何思维：重述反思性思维对教育过程的关系》在1933年的权威版本。杜威撰写于1933年的其他作品都收入在第九卷中。本卷为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文本。
1933年，杜威扩充修订了1910年版的《我们如何思维》，特别是逻辑部分。他写道，希望他的修改“增加了该书的清晰性和可读性”。许多评论者称赞这个修订本很好地回应了教师和逻辑学家的批评。伊萨多·斯塔尔（Isidore Starr）在1970年的回忆中评论道，越来越多的教师受到这个修订本的吸引和影响。他最后总结道：“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容易从循规蹈矩走到顽固不化。对这种根深蒂固的毒害的最好解药，就是要定期朝拜一下杜威的经典。”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导言中考察了杜威与他的各种读者的关系以及他的“反思性思维”的发展，仔细分析了贯穿整部著作的“某种无法避免的紧张关系”，“这就是把这位哲学家想象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他关心着通过不断批评当下实践和机制的恰当性而保持改革精神的活力，以及把这位哲学家想象成一个政治上中立的理论家，一个在诸如逻辑规则、科学性质或思想性质等特殊的哲学问题方面的专家和权威”。
《教育前沿》是由威廉姆·海德·基尔帕特里克（William Heard Kilpatrik）主编的文集，也是作为全国高校教育学科教师学会的年刊出版，是对背离了传统理论的进步分子所导致的大萧条的回应。悉尼·胡克（Sydney Hook）在1933年把这描述为“提供了一种社会经济分析”，“捍卫了一种作为直接社会行动基础的实验哲学”。罗蒂指出，杜威与约翰·查尔兹（John L. Childs）合写的两章“非常大胆地要求体现在《我们如何思维》中的教育哲学可以被算作改变美国体制的特征”。
本卷还包括了杜威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所写的文章《逻辑》、《战争非法化》和《哲学》，以及为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观念的冒险》、马丁·舒茨(Martin Schutze))的《文学和艺术领域中的学术幻觉》、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Rexford G.Tugwell)的《工业规律和管理艺术》等书所写的书评。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十一卷，收录了杜威在1935—1937年间的所有作品，包括论文、书评、杂文，他担任莫斯科审判指控列夫·托洛斯基罪行调查委员会主席时发表的声明，以及《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的权威版本，还有他在弗吉尼亚大学所作的佩基-巴伯系列演讲等。
本卷的90余篇文章反映了杜威在这一时期处于精力充沛的写作和演讲状态。他从《逻辑：探究的理论》（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一书中抽取出一些注释，写了3篇文章；并讨论了查尔斯·S·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F. C. S. 席勒(F. C. S. Schiller)、享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等人的著作。他的有关教育的一系列散论，发表在《社会前沿》杂志的“约翰·杜威专栏”上；在这些散论中，他捍卫学术自由，加入传统教育与进步教育的争论，批评罗伯特·M· 哈钦斯(Robert M. Hutchins)提出的返回古典教育的主张，评价霍拉斯·曼(Hrace Mann)的贡献，劝告教师积极参与社会和劳工运动。
杜威写了一篇又一篇文章来分析、批评自由主义。当他的颇有争议的《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出版时，霍拉斯·M· 卡伦（Horace M. Kallen）在提出”做一个自由主义者是否仍有可能”这一问题之后写道，杜威“在他所属时代的条件下、用他所属时代的语言重新陈述了杰斐逊(Jefferson)在所属时代的条件下用所属时代的语言公布的《独立宣言》”。
莫斯科缺席审判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西道夫，指控他们反对苏联，这一事件激起了抗议风暴。为列夫·托洛茨基辩护的美国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公正的国际调查委员会。此时，杜威已届77岁高龄，正在完成《逻辑：探究的理论》的撰写工作。尽管杜威在意识形态上不同于托洛茨基，但他还是同意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虽然家庭和朋友为杜威着想而反对他承担这项工作，杜威还是在墨西哥主持了对托洛茨基的讯问，并在《真相即将揭开》(Truth Is on the March)一文中报告他们的发现。杜威委员会（当时的称谓）完成证据收集后，杜威报告了委员会的“无罪”裁决。在民众集会的讲话中，在国家广播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访谈中，杜威都探讨了这种苏联情景对于美国的意义。

许多人认为，《经验与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一书是约翰?杜威成熟的哲学思想的最全面表达，因而也是他受到最广泛评论和探讨的著作。它首次出版于1925年，再版于1926年，并在1929年重新出版时新增了前言，修改了第一章。自1929年之后还有几个新的版本，并重印了许多次。这表明，它一直是一本激发人们思想的哲学著作。
《经验与自然》共有10章，它包括杜威在两年时间里对在卡鲁斯讲座所作的首次系列讲演中的三次演讲稿的扩充和发展。一些听演讲的评论家曾经一直期待着这本著作的出版，并在出版之后的短短几年里写了35个评论
从1929年杜威出版有新一章的《经验与自然》，直到1951年他写下那些最后的导言，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开始认识到，要让自己对“经验”这个词语的使用被别人广泛地接受和理解是不可能的。就像悉尼·胡克（SidneyHook）在其对本卷的导言中所说：“为了避免误解，他准备在其长期的哲学生涯的最后抛弃那两个词（“经验”与“形而上学”）。对于“经验”，他宁愿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来替代。文化标志着人在哪里被塑造成为人，从而将人性与动物本性区别开来的东西。”因此，杜威在其1951年新导言的草稿中这样写道：“假如我今天来写（或者重写）《经验与自然》，我将用《文化与自然》作为书的标题，并对特别的主题进行适当的修改。我会放弃“经验”这个术语，因为我越来越认识到，对于实际的效果来说，妨碍我使用“经验”的理解的那些历史障碍是不能超越的。我将用“文化”这个术语来替代它。因为就现在它确定的各种含义来说，它能够全面而直接地传达我的经验哲学。”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的第三卷，收录了杜威写于1927-1928年的所有文字，除了收录于《杜威晚期著作》第二卷中的《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戴维·西多尔斯基（David Sidorsky）在介绍的开头这样写道：“本卷所收的哲学论文、书评、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分析和政治评论反映了它们所发表年代（1927年和1928年）的美国文化潮流，随后的大萧条和变化的欧美关系深刻地转变了美国思想生活的诸多方面。”
这些文章写于杜威哲学思考的两个里程碑之间，也就是1925年的《经验与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和1929年的《确定性的寻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正如西多尔斯基所说的，这些文章“大体上反映了他的两大哲学兴趣：在某种意义上回溯性地捍卫自然主义形而上学，向前为一种经验主义伦理学正名并把它运用于实际。”
这一卷的其它亮点还包括乔治·桑塔亚那和杜威就后者的《经验与自然》所展开的交流，对桑柯－凡泽迪案件的不公正审判的激烈谴责，以及杜威于1928年夏天赴苏俄旅行之后写给《新共和》(New Republic)的六篇见闻。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七卷。它提供了杜威和塔夫茨（James H.Tufts）于1932年撰写的《伦理学》(Ethics)一书的权威版本，为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版本。
亚伯拉罕·埃德尔（Abraham Edel）和伊丽莎白·弗劳尔（Elizabeth Flower）在他们的导言中指出：杜威的伦理学以其“关注具体、关注变化、关注融入可利用的最佳知识、关注伦理学理论的启蒙作用、关注对创新思想和智慧的召唤”，和20世纪80年代“刚好相关”。
杜威和塔夫茨在前言中说：“在一个战争可能摧毁任何国家或个人生命、财富和不安全结伴同行、阶级依然分化而宗教却不再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的世界里，对研究和反思的需求变得愈加明显。”尽管某些人担心道德理想和标准的消失，但这两位作者满怀信心地总结道：“道德生活深深地扎根于人的本性和人的需要之中，不可能丧失或被抛弃。”因此，伦理科学的任务是：“发现道德生活的规律和原则，从而使其进步更快、更自由、更可靠，也更理智。”
1908年版和1932年版的《伦理学》都很受欢迎，并被广泛地用作教材。尽管本卷保留了早期著作的书名和总体计划，但它针对的是当代的问题，是和24年间的巨大变化相对应的主题。作者声明，他们的目的是要“引入细致的深思熟虑和展望个体行为和社会政策的充分意义”。在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之后，作者分析了现代工业社会面临的问题，根据伍德伯恩（A. S. Woodburne）所说，要“公正地面对现代文明的道德问题”，他们主张，伦理学必须经常关注日常生活中不断变化的问题。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四卷，为人们提供了约翰·杜威的重要著作——《确定性的寻求：一种知行关系的研究》(The Quest for Certainty: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的一个权威版本。
《确定性的寻求》是以杜威于1929年4到5月间在爱丁堡大学所作的吉尔福特讲座为基础而成书的。由苏格兰的四所大学轮流举办的吉尔福特讲座规定，演讲人必须是“真理的挚爱者和热忱探索者”，“要以对待自然科学的严谨来对待他的论题”。
在准备讲座期间，杜威写信给悉尼·胡克（SidneyHook）说：“我想把这些演讲命名为《确定性的寻求》……它是对企图寻求理论确定性的哲学的一种批判。”马克斯·C·奥托（M.C.Otter）后来在《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 Rrview)中对此作了发挥：“杜威先生想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举摧毁古典哲学传统的主要堡垒’。作为多次战役中声望赫赫的老将，杜威把吉尔福特讲座当作向这个堡垒中心发起猛攻的机会，以至于人们不知道应当赞赏其尝试的大胆，它携带的知识和经验所运用的策略，还是赞赏其攻击的勇猛无情。”
在导言中，史蒂芬·图尔明（Stephen Toulmin）称，这本书为“杜威思想发展中的一部重要著作”。除了体现出在杜威如此多著作中的“那种激情和睿智”以外，演讲还显示了“一种在它们最初发表时还几乎辨认不出的远见、敏锐和原创性”，总之，“这些演讲充分地向我们展示了杜威对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思想关系的细微体察”。

《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十七卷，也即《杜威全集》的最后一卷，收录了未曾被收录此前各卷的杜威作品。本卷为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文本。
悉尼·胡克（Sidey Hook）在本卷的导言《约翰·杜威思想的时代关切》(The Releyance of John Dewey s Thought)中指出：“当我说起约翰·杜威思想的时代关切的时候，我侧重的不是历史关头的危机状况，而是人的处境；人在选择合意的生活道路的时候，只要对自己的行动有所反思、有所审视，他就会遭遇到种种问题和困惑，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好的时代与坏的时代。约翰·杜威的成年生涯跨越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对于那个时期涌现出来的种种话题，他写下了数以百万计的文字。”本卷来源多样，涵盖了杜威成年生涯的大部分，其中最早的文章发表于1885年；最晚的文章发表于1953年，在杜威去世以后。
杜威在他的一生中作过无数次演讲。本卷中，七篇发表过的以及数篇未曾发表的演讲稿，显示出他那宽阔的视野和广博的游历。1928年，杜威和一群教育家组团访问了苏联，旨在调查事实。回国以后，杜威在芝加哥大学作了演讲，描述了他对俄罗斯的印象以及“俄国学校体系”。他评论说“他们的未来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未来……我真的相信，这两个民族——至少是老式的美国人、先锋的美国人——在很多方面的类型和性情，比起当前世界的任何两个其他国家来，都要更为相似。”
1901年在杨百翰大学所作的十次教育学讲座曾经在当地发表过，但之前未被收入杜威的文集。之前未曾发表的作品包括《伦理学中的历史方法》（The Historical Method in Ethics）一文,它表现了杜威早先的论点：假如我们能够像研究科学中的事实那样联系行为来研究和“操作、信念与观念”相关的事实，那么，“道德的科学”是可能的；在《科学与哲学的一些联系》（Some connexions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这篇文章中，上述进路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哲学的未来》（The Future of Philosophy）这篇文章简洁地表现了杜威晚年的看法：“哲学的事情跟存在于人类和他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有关，就两者都受到文化的影响而言。”

本书与《圣经人名词典》《圣经语汇词典》为一套系。对400多个来自《圣经》的地名进行整理，根据《圣经》及有关资料注释它们的意义，必要时提供其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的原意，并列举《圣经》中与这一词意有关的主要章节内容，附有地图。本书不仅对基督教经典具有解读意义、是一本工具书，同时，其以文学资料之生动、史实资料之严谨，对西方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语汇和典故做出了来源可靠的探析。读者无论是否信众，都能从本书中了解到圣经文化的细节与渊源。本书是再版书，此次出版，作者对部分内容做了修订，作者在国内的侄子边勇与教会人士比照最新版的和合本圣经进行了核查，使其引文更符合现代汉语规范，我社重新进行了三审，补充了再版序言及作者手稿照片。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学术文库：密尔的“大错”》为自2010年开始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学术文库”中的一本，约翰•；密尔是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对功利主义和现代政治制度观念有着重大贡献。本选题首次将功利主义理论的原理证明作为一个课题，并且采取了以第一原理、公理系统为基本定位的视角加以解决。作者把功利原理的证明与欧几里德几何学公理系统结合起来，从自然科学与系统论的角度考虑哲学与数学之间的第一原理公理系统之关系。此外，功利主义的总体幸福论和个别幸福论也得到完整清晰的分析论证。

《中国易学》是20年前产生巨大影响、已脱销数年的易学著作《中国易学预测学》的增订版，当时发行量高达50多万册。本书共分“《周易》外学”“《周易》内学”“阴阳与《周易》哲学”“《乾》宫八卦翻译与应用”“《震》宫八卦翻译与应用”“《坎》宫八卦翻译与应用”“推卦和断卦”“易学四柱学”“易学风水学”“易学应用经典选读”等30章，是我国第一部从易学预测学这一文化角度上系统、深入而严谨地介绍古代中国正统易学及有关各种预测占筮方法的易学著作。作者刘正的易学研究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又有着扎实的现代学术功底。他有着至少七代的易学的家学传承，同时他还致力于用现代学术思维研究易学。已累计出版易学著作20余部。在易学爱好中极具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