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思想精华与文学价值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三部分：“绪论”认为，先秦诸子生活在世界文化史的“轴心时代”，是我国学术思想的根本，更是中华文明进步与繁荣的“源头活水”，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良好基础。上篇集中探讨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先秦诸子的出现标志着诗性文化时代的结束，理性时代的到来，思想文化意义重大。一方面以诸子流派为纲，以诸子个体为具体研究对象，阐明并分析其主要的学术思想特点；另一方面从一些具体问题引申开来，结合当代思想文化现象，详细探讨其对当代理念的启示，总结其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下篇集中研究先秦诸子的文学成就。在文学发展史上，先秦诸子的出现使得诗歌相对沉寂，散文发展繁荣，并由此促成了我国古典散文发展史的第一个高峰期。本部分以诸子著作文本为研究对象，依照散文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特点，把诸子散文大致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既按照不同文体分别探析诸子具体著作的文学成就，也从总体上揭示诸子文学的共性特征。

《蔡清易学思想研究》以蔡清易学思想为主题，分别从其易学思想的来源、内容、特色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几个方面来论述。在结构上主要分为五章： 第一章首先是对蔡清易学文化背景的梳理，在简要介绍蔡清的生平、主要学术活动之后，重点介绍了蔡清师友张载、薛瑄、梁寅的主要易学思想，通过与蔡清易学思想的对比，揭示蔡清易学思想的根源。其次，介绍蔡清的易学著作，包括对其易学著作《易经蒙引》的专门论述以及蔡清的《四书蒙引》和《蔡文庄公集》中易学资料的钩沉。最后，重点谈蔡清对《周易》的性质定位，展现蔡清对于《周易》体系的整体把握。 第二章将蔡清的《易经蒙引》与朱熹的《周易本义》作对比，通过体例、结构、义理三方面的对比，表明蔡清对朱熹的继承，更突显蔡清易学思想的创新点。如对《周易》一书的性质的界定、其中所蕴含的穷理尽性之道的阐述。 第三章主要讨论蔡清易学的主体思想。从易与天地准、理气无先后、静极至虚明三个主要命题以及道器、太极、阴阳以及动静这四个基本范畴入手，来研究蔡清的易学思想。 第四章从“以易理明治国”和“以史解易”两大方面来研究蔡清易学的诠释特点。继而又从蔡清易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两方面入手，从不同的侧面进一步解读蔡清易学思想的形成因素以彰显其思想的时代烙印。 第五章以蔡清门人陈琛、林希元等人为例，揭示蔡清后学的发展。接着又以李光地、蓝鼎元等人为例，说明蔡清易学思想对于明后清初闽南易学的影响。最后以罗钦顺、王夫之等为例，阐述蔡清易学思想对后世的深远影响。通过蔡清易学对明后清初易学家的影响，评估其易学的历史地位。

《从文本到行动》汇集了利科在20世纪70—80年代发表的重要系列论文，这些文本代表了利科研究诠释学的一个重要阶段：从现象学到诠释学，从文本诠释到行动诠释；对话语和叙事作出反思，并对意识形态与处于城邦核心的人的行动进行追问的同时，利科强调了介入这两者之间的诸种关系。
在《从文本到行动》中，利科逐渐摆脱了要在其他学科面前捍卫诠释学的焦虑，他从胡塞尔现象学与诠释学的关系以及诠释学自身的历史看到了自己研究的独特角度和价值：立足于文本理论建构一种超越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甚至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并且将之应用于解释人的行动、社会意识形态，从而建立新的政治和伦理。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第五卷，收录了除《确定性的寻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之外杜威撰写于1929—1930年间的所有作品。本卷为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学术版本委员会认可文本。
在本书导言中，保罗·库尔茨（Paul Kurtz）称杜威“正处于创造力和影响力的巅峰”。这一形容颇为贴切：1929年，杜威已是七十岁高龄，却仍在1929-1930两年间出版了四本专著和五十篇涉及哲学、教育、政治以及社会问题的文章。
在本书所收录的哲学论文中，《人文主义之我见》(What Humanism Means To Me)和《我的信仰》(What I Believe)两篇文章表明了杜威对人类潜力与智慧的信念，另外两篇文章则记录了杜威与欧内斯特·内格尔（Ernest Nagel）、威廉·欧内斯特·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C. I. 刘易斯(C. I. Lewis)、 F. J. E. 伍德布里奇(F.J.E.Woodbridge)在《哲学杂志》(Journal of Philosophy)上的热烈讨论。
《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From Absolutism to Experimentalism)一文是杜威难得一见的自传性文章，文中有一段话也许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杜威日益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的动因：
“总的来说，人和情境对我的影响要多于书本对我的影响。这并不是说我没有从哲学书籍中学到很多知识，而是说，与一些亲身经历的、迫使我思考、思索的事物相比，我从哲学书籍中学到的东西是技术性的。”
《新旧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Old and New）系列文章首次刊登于1929-1930年的《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上。在这些文章中，杜威探讨了在一个不断变化社会中“失落”的个人的问题，个人“陷入了庞大的复杂关系网之中”，只有“联系现在……根据有意识选择的可能性努力改变条件”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本书内容表明了杜威日益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同时也证明了科利斯·拉蒙特（Corliss Lamont）在《关于约翰·杜威的对话》(Dialogue on John Dewey)中对杜威的形容是正确的：“他是我所认识的哲学家中最喜欢非学术氛围的哲学家。”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十卷，它为人们提供了杜威的重要著作——《作为经验的艺术》(Art as Experience)的一个权威版本。
《作为经验的艺术》是由约翰·杜威于1931年2月至5月在哈佛大学所作的威廉·詹姆斯讲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作为詹姆斯讲座的首讲者，杜威有机会系统地探讨一个他曾经被指责为忽视了的领域。从1931年到1934年，他对十次的演讲稿进行了修改和扩充；在这期间，他在与阿尔伯特·C·巴恩斯（A. C. Barnes）的通信中，给出了他创作过程的详细记录，他也正是把这本书献给巴恩斯的。
这部著作在1934年出版后得到了热烈的评论。戴维·怀特·普劳尔（David Wight Prall）称赞，本书具有非凡的“实际成就的广度”；在《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中，迪诺·费拉里（Dino Ferrari）称之为“对艺术的‘生物学的’方面彻底的、刺激的、轻快的简洁论证”。欧内斯特·萨瑟兰·贝茨（Ernest Sutherland Bates）视之为杜威哲学的“王冠”，是“美国所作出的对于美学最为重要的贡献”；并得出结论说，它将吸引“任何一个关心人类命运胜于自己个人职业的人——任何一个理解艺术与生命的关系的人——任何一个欣赏自己生命最佳瞬间的意义的人”。
时至今日，《作为经验的艺术》仍然在艺术和美学的领域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正如杜威自己所写的：“最终只存在着两种哲学。其中的一种就是，在其所有的不确定、神秘、怀疑以及一知半解中接受生命和经验，并且把这个经验转而加诸自身，以便深化和强化它自己的性质——转向想象以及艺术。

《图解苏菲的世界》是最好的哲学启蒙书，它用一个一个的故事将整个西方哲学史串联起来，带人们走近西方哲学史，走进一个智慧的世界。它用生动的语言、精美的插画和简单的图表诠释哲学的概念，向我们揭示了每一代人对宇宙、自然和社会的探索和思考。从而加深对生命的好奇和热爱。

巴利语《法句经》原典与汉文本《法句经》的对勘研究。

本书是系统研究费希特法权思想的第一部英文文献。它将费希特法权思想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部分，并且将法权思想同其哲学思想的演变关联起来，并试图在德国古典法哲学的整体框架中反思费希特法权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全书分为五个章节，第一张导论费希特和康德实践哲学思想中的自由和道德之间的关系，第二章讨论费希特早期的法权理论，第三章讨论费希特晚期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理论，第四章讨论费希特晚期的政治法律思想，第五章讨论康德的法律与法权理论。

宗教在欧、美的处境为何如此殊异？现代性是否必然携手世俗化？宗教是问题，还是解决问题的资源？齐名韦伯、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巨擘彼得？伯格领衔三位顶尖学者提出对错综复杂的宗教/世俗欧洲之谜的全新解读从“世俗化”到“去世俗化”——宗教社会学理论范式转型后的重要著作对于20世纪末世界版图上宗教环境的剧变：与欧洲迥然不同的美国宗教生活、基督教在南半球的快速发展、伊斯兰教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的凸显等等，“世俗化”理论已不再具有解释力。宗教的话题经过长久的沉寂，重又回到公共讨论和社会科学研究中来。《宗教美国，世俗欧洲？：主题与变奏》引入与美国情境的详细对比视角，试图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欧洲当代宗教生活的特殊本质，重新厘定宗教与现代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三位作者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讨论通过历史、智识传统、制度、宗教组织与社会差异的多维角度展开，涉及政教关系，司法、教育和福利体系，多元主义，阶级、族群、性别与初生代，多样现代性等重要议题。这一欧、美之间的宗教比较研究，对于更具建设性的跨大西洋对话、政府决策都将大有裨益。经济、政治和社会研究领域的工作者、读者也会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