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生平、著作、思想三方面介绍了伟大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作者引领读者溯源至笛卡尔哲学的出发点，通过细致的讲解和解析，向读者展示了笛卡尔哲学的全貌，剖析了笛卡尔的思想脉络，讲明了笛卡尔哲学在历史上的起承转合和重大影响，为读者重现经典、启迪新知。

在《不确定性之痛》一书中，作者霍耐特将黑格尔法哲学重构为一种规范正义理论，在确证黑格尔法哲学与时代诊断的关联之后，又把它视为现代性理论的规范伦理学说。从表面上看，霍耐特对黑格尔法哲学的重构似乎游离于主题之外，但正是对黑格尔规范正义理论的反思，促使他进一步走向承认与正义关系的思考。因而，本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经验主义是西方哲学史中为重要的哲学流派之一，它对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称为新经验主义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分析哲学具有明显而深远的影响。《新老经验主义者》不是对经验主义哲学的一般性的描述，而是选取贝克莱和休谟为古典经验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选取前期维特根斯坦、杜威与詹姆士作为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思想的代表者，以人物的思想立场和各自特殊的和复杂的哲学见解为主要线索，用精炼、准确和比较生动的语言展现了新老经验主义哲学家的思想观点和个性特点，通过对哲学家观念的描述，让读者了解和把握经验主义哲学的核心见解、思想历程和逻辑关系。

用通俗的笔法，记叙了卢梭与休谟之间的恩怨，并试图做更为深入的探讨，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两个18世纪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由亲密无间到反目成仇的过程。作者犀利的发现两位哲人在世界观、行为模式上的巨大差异，从深层次上对他们这次“争执”做了探讨：一个感性的人与一个理性的人，一个喜欢内省乐于独处的人与一个热爱交际甘于应酬的人，等等，道不同不相为谋。

《让-雅克·卢梭/布鲁姆斯伯里图书馆之教育思想》深入地从思想传记、教育思想评述、著作的认可和影响、卢梭在今天的意义四个方面介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让—雅克·卢梭。《让-雅克·卢梭》一书隶属于《布鲁姆斯伯里图书馆之教育思想》系列丛书，本丛书含有10个分册，每个分册深入介绍一位世界知名教育家的教育理念和主要观点，从新时代的客观诉求出发来重新阐释这些教育家的主张，也以新的视角重新衡量了这些教育家的思想。每一位教育家都可谓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标杆，所处地域的教育学鼻祖，《让-雅克·卢梭/布鲁姆斯伯里图书馆之教育思想》以批判的眼光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解读这些教育家的核心理念，不仅追忆了教育的历史，也指导了现在的教育发展。

本书即是对列维纳斯两条解构路径的展示与探讨。本书以列维纳斯对传统西方哲学中“一元开端论”的解构为视角深入研究列维纳斯哲学。本书认为，列维纳斯哲学的主旨是要消解各种总体以拯救作为外在性或无限的他人。而由于各种总体又都是建立在“一元开端论”的基础上，所以对总体的解构最终又深化或具体化为对“一元开端论”的解构。本书认为列维纳斯对西方哲学中“一元开端论”的解构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以《总体与无限》为核心的前期思想中，列维纳斯是通过“多元论”来解构传统西方哲学中的“一元开端论”及其造成的各种“总体”。其具体策略是：确立每一个存在者的独一性，认为每一个自我的内在性都是不可还原的（不可还原到任何一种总体上，无论是国家、人类、还是历史），进而把每一个自我、内在性、心灵、主体性都展现为新的起源或绝对的开端，这样便建立起真正的多元性（多重开端），从而消解一元性，最终使总体破裂。而以《别于存在或去在之外》为核心的后期哲学则代表着列维纳斯解构“一元开端论”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不再是通过解构开端的“唯一性”或“一元性”、不再是通过确立“多元性”与“多元论”来解构“一元总体”，而是通过对“开端”本身的解构、通过展示出在任何开端之前早已就有的“无端”之维，来解构“一元开端论”以及各种总体。这一“无端”之维就是伦理，就是善良，就是自我对他人的替代……所有这些，从存在论和自我学上看都是“无端的”，没有根据和理由的。它别于存在、先于自我，它处在自我的“前史”之中，来自“不可记忆的过去”。这一解构策略被列维纳斯称为“无端学”（an-archéologie）。所以，列维纳斯对传统西方哲学中“一元开端论”的解构策略就从前期的“多元论”走向后期的“无端学”。

在本书《生活的悲剧与喜剧》中，伯纳德特讨论的是柏拉图zui繁难、也zui具挑战性的对话《斐勒布》。对这篇对话的传统解读认为，苏格拉底肯定了善在于理智或心智而非身体的快乐。伯纳德特质疑了这种观点。他认为苏格拉底并不想鼓吹一种与快乐和痛苦相隔绝、彻底的理智生活。相反，苏格拉底为理智生活辩护的方式是，理智只有和快乐与痛苦相混合时，哲学生活——也就是唯一可能的人类生活才能登场。 在这本书中，伯纳德特首先给出了对柏拉图原文的翻译，书后是他对《斐勒布》疏解的论文。伯纳德特的希腊文非常出色，他对一些希腊文难以翻译成其他语言的双关语、术语都给出了详细的注释。

从童年起，我们的大脑就被训练去解决各种实际的问题，因而我们的头脑就形成了解决问题的定式思维，而这种思想状态也延伸到心理层面、人际关系和情感的领域。这种解决问题的思维有一个zui本质的特点，就是无法将自身视作问题的源头所在，因而问题就永远没有一个终点。 在不同的情形下，克里希那穆提与不同的人对话、讨论，他以其睿智、深邃的思想，一次次地引导人们回归到对思想自由的探求中，并充满激情地、一语道出了他的见解：“切勿，庸人自扰。”

《素描的愉悦》源于2007年南希为里昂美术馆组织的一场名为“素描的愉悦”的画展。让-吕克·南希反思了素描本身，并把它作为一切可被冠以“形式”之名的艺术的范式，将它置于一个诞生的运动当中。此外，《素描的愉悦》也讨论了弗洛伊德的快感理论与审美愉悦等问题。

“苏格拉底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这就是苏格拉底在世时曾受到过的张扬理性主义的指控。从现代性问题出发，尼采再次对苏格拉底提出指控：由于苏格拉底犯了唯理主义的大错，才惹出了西方现代性这一“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漩涡中心”。据此，尼采宣布了苏格拉底这个历史“偶像的黄昏”。海德格尔接过尼采的指控，并跟随尼采致力于回到苏格拉底之前的自然哲人……好些哲人则跟着尼采-海德格尔步入后现代的黎明。同样从现代性问题出发，施特劳斯却通过重审“苏格拉底问题”驳回了尼采对苏格拉底提出的阿里斯托芬式的指控，并把现代性问题的指控转过来对准了尼采自己——现代性的三次浪头恰恰是西方哲人不再理会或不再能理解苏格拉底问题的结果。换言之，通过重审“苏格拉底问题”，施特劳斯看清了现代性问题的深远本相，并由此找到了超克现代性方案的方案：回到原初的“苏格拉底问题”，而非奔向抛弃这一问题的后现代。就此而言，重审“苏格拉底问题”是施特劳斯一生学术的基本着力点。施特劳斯有三部自编文集传世：《什么是政治哲学》（1959）、《古今自由主义》（1968）和《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苏格拉底问题”的所在位置。施特劳斯逝世后，其后学陆续刊布了不少施特劳斯的早期文稿和未刊讲稿，并结集出版：Thomas L. Pangle编，《古典理性主义的重生》（1989），迈尔编，《施特劳斯文集》卷一至卷三。然而，这两个文集都没有收全施特劳斯生前在各类学刊上发表过的所有文稿。《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 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 增订本）》致力于收集所有未曾结集的施特劳斯文稿，五年前初版（华夏出版社2008）时收文共14篇。眼下这个增订本删去两篇已归入施特劳斯相关文集的文章，另增补15篇文稿，其中八篇为晚近整理出来的未刊稿（含书信一封），共27篇，按发表或写作时间先后排序。初版时的旧译，亦作了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