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奥·施特劳斯与汉娜·阿伦特在汉语学界出场已久，他们政治哲学的理念所引来的纷争至今困扰着我们——核心是如何面对现代性。施特劳斯与阿伦特一生都在寻找答案，他们的方法看起来非常相似，都试图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思考当下，但实质却完全相悖：从对“现代性危机”的论述到对思想史的诠释，从对传统重新审视再到对现代性的不同解读——这场隐匿的对话从一开始就不同寻常。施特劳斯试图摆脱历史进步论的误导，重铸人性在古典理念中的尊严，而阿伦特专注于思考人的存在及其不同的方式。一个坚信这个世界有真理可寻，维护一种已经逝去的哲学的生活方式；一个则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担忧，想从“事件”中找寻到对人的限定。面对现代性的恶，人的出路在哪里？政治哲学是否从此失去了意义？

一方面，《不可言明的共通体》所回应的共通体的迫切要求正在这个世界里遭到遗忘，甚至这一遗忘的后果也难以察觉；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源于一个隐秘的共通体，那既是书文的共通体，也是爱的共通体。阅读共通体的书写，首先就面对着共通体的缺席。然而，至少为了试着在黑暗中没有方向地向着这一共通体接近，有必要倾听几个不愿言明自身的模糊的声音。本书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为“否定的共通体”，下半部分为“情人的共通体”。如同布朗肖的绝大部分写作，这本书表面上也充当了另两位作者及其作品的评论：让-吕克·南希的哲学论文《非功效的共通体》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记述《死亡的疾病》。但根本的问题，共通体的问题，就像在南希那里，首先指向了乔治·巴塔耶。在这场无形的谈话中，巴塔耶首先以隐晦的姿态，提出了共通体的要求。在“二战”期间的“无神学大全”的写作里，巴塔耶再次提出了与迷狂体验有关的“交流”的问题，并在手记里留下了让南希和布朗肖着迷的关于共通体的明确定义：“否定的共通体”。虽然南希对巴塔耶的研究重新点燃了共通体之思的火花，但这个可以说从巴塔耶文本的裂隙中寻得的定义依旧神秘。围绕着这一定义的晦暗光芒，布朗肖再次把共通体引入了外部的黑夜。杜拉斯的记述就被这个黑夜笼罩、包围，并且，男人和女人达成的情人的共通体，就暴露在这夜晚的时间下。布朗肖试图在此证实的，恰恰是这个浸没了共通体的黑夜所具有的力量，因为这力量在消解个体成员之间关系的同时，也让他们成为了巴塔耶意义上的真正的共通体：共通性的丧失也是共通体的铸成。为了理解这看似悖谬的论断，为了进入共通体的这极为陌异的关系，有必要唤起列维纳斯的观点，恢复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根本的不对称性。只有他者的死亡能让“我”走向共通体的敞开，只有走向绝对他异的外部，把自身交给无限的黑夜，“我”的有限的孤独才不会一个人承担。共通体总在铭写秘密的友谊。巴塔耶的友谊，他自己早为《有罪者》一书定下的副标题，纪念着他同那些没有记录名字的朋友们的友谊；布朗肖的友谊，他为1971年的文集所定的标题，向包括巴塔耶在内的朋友们发出了敬意（并且，正是纪念巴塔耶的文章决定了这个题目）。而这本小书，凭借其批评的工作，再一次召唤了布朗肖同巴塔耶、同杜拉斯、同列维纳斯、同南希的多重友谊。情人（amants）的共通体，不也是友人（amis）的共通体吗？因为共通体就是爱（amour）的见证，虽然这爱也飘散在逝者的笑容和生者的泪水当中，在缺席的沉默者和到场的言说者之间，触摸那不可穿透的永恒之夜的界线。

《实用主义与其他著作》共分为六个部分：实用主义（1907）；选自真理的意义；选自心理学：简明教程（1892）；选自相信和大众哲学的其他论文；选自与心理学教师的谈话：对学生生活的一些理想；在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百年诞辰上的演说（1903）。

内容简介本书详细阐明了康德的思想，对于当代的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理论具有重大的贡献。利普斯坦深入浅出地解读了康德的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他指出，康德思想贯穿着两个核心观点：*一，法律制度并非对人类的有限性或处境的简单回应；实际上，即便不考虑人类的爱好和缺陷，对正义的需求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二，康德主张某种独特的道德原则，该原则将强力的合法使用限制在平等自由的制度体系之内。除了详细摆出对康德观点的各种误解之外，利普斯坦表明，直到今天，康德思想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概念上的力量和道德上的魅力。通过考察法律的若干实际领域——私人法权，宪法，警察权力和惩罚，利普斯坦坚决地捍卫了平等自由的观念。

本书旨在探究格劳修斯（Grotius）、霍布斯（Hobbes）和普芬道夫（Pufendorf）等人精心构筑的自然法理论对德国早期启蒙阶段的影响。当把“影响”的概念适用于较长的时间跨度和人数众多的著者时，它就易于退化为表面上相似原则的相互联系，除非同时还存在着范围广泛的资料来源，它们有意识地讨论着当代实践与过去成就的关系。对于本书的主题而言，这类材料来源以“道德的历史”系列形式存在，它们在法国和德国大约出版于1680年到1750年之间。这些著作或者是单独的作品，或者是近期自然法理论著作的编辑导论。它们的明确目的是为了解释十七世纪在自然法主题上所取得的成就如何得以逐步精炼和修正，普芬道夫对此贡献卓越，同时将这一成就与基督徒和经典作家对自然法的前期讨论关联起来。通过对这些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在巴洛克德意志文化中自然法理论倡导者之间的强烈理论分歧，并因此得以前后连贯地恢复争论的范围，这对于孤立地看待文本的方法是不可能的。本书据此着手描述并分析这一为人忽视的史学风格，试图用它对“现代”自然法传统的评价更为精确地追溯这一传统如何以及为何在启蒙早期受到高度的评价。但是，除了可以作为一种启蒙的解释工具之外，这些历史同样有资格要求被视为首要的公认的政治思想史，并因此值得以其自身的头衔加以分析和研究。

在这部对于费希特的社会与政治思想的研究专著中，DavidJames提供了对于费希特在这一领域中的那些著名作品，如《自然法权基础》，《对德意志民族讲演》的深入解释，本研究集中于两个主题，其一是财产，其二是美德。这些主题为如下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基础，这些问题包括，保障所有国家公民的自由意味着什么，在国家之间的经济依附的不平等关系的问题，以及权利与道德的法律和政治范围的区别和联系问题。James也将费希特的主要的社会和政治观念同哲学史中的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人物关联起来，比如同洛克、康德和黑格尔关联起来，同时也与法国大革命的激进阶段关联起来。对于那些对费希特的哲学及其智识和政治背景感兴趣的读者们来说，James的论证十分重要。

《卢梭与浪漫主义》是白璧德zui著名、也zui受争议的一部新人文主义代表著作，也是zui能体现其道德和美学思想的著作，几乎囊括了浪漫主义运动的所有主要特征和代表人物，而卢梭实际上在本书中只是白璧德批评浪漫主义的一个药引。白璧德认为，现代社会有两种主要的破坏力量，其中，由卢梭引发的、很多现代西方zui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展的浪漫主义便是一支。白璧德认为，由于卢梭式的浪漫主义过度强调了个人情感扩张的合理性，无视社会和道德规范，瓦解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导致了社会的动乱。而新人文主义力求以传统文化标准规范现代文化，拯救世界于“水火”。

《语境概念修辞》汇集着笔者李宏图十多年来对思想史的思考，特别是对思想史理论与方法的探讨。由于思想史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迟至20世纪90年代仍然只有很少的学者从事这一研究，并且虽然此时与国外学术界已有交往，但依然限于对宏大的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介绍与引进，而对于各专门具体研究领域的理论与方法还缺乏基本的梳理。因此，什么是思想史，以及如何研究思想史既是作为思想史研究者，也是作为高校教师需要思考和回答的基本问题。

作者利用黑格尔的哲学著作、政论作品、私人通信、神学著作、演讲笔记以及黑格尔的阅读摘录，全面审视了黑格尔政治思想的发展。作者认为，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思想长期遭受误解，很多传统的解释歪曲了黑格尔的政治思想，这或者是因为没有弄清楚黑格尔要处理的主要问题，或者是因为忽视了这些问题出现的历史背景。作者认为，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不仅与他所关注的一般哲学问题有关，还与其他社会与经济生活领域有关，因此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关系理论。作者认为，黑格尔的伦理、社会和政治学说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如果不同时处理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与他的现代社会理论，就不能恰当地理解或公正地评价其国家理论。作者广泛考察了黑格尔讨论“市民社会”的文本，并认为黑格尔一开始就意识到了现代工业体系固有的对立和冲突，黑格尔原创性地洞察了当时出现的工业主义的本质，并且敏锐地意识到了那些使古典政治哲学理论范式失效的因素。作者还讨论了黑格尔的《耶拿实在哲学》，并认为它是《法哲学原理》的早期草稿。在作者看来，尽管可能难以做到，但是黑格尔试图在“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和“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之间寻找一个折中的办法。作者展现的黑格尔既不是集权主义者，也不是反动的传统主义者，更不是富有侵略性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同时，作者还指出了黑格尔政治哲学思想的局限：黑格尔没有解决赤贫化问题；黑格尔对当时出现的民族主义力量也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与预测。

《西方哲学史》是一部介绍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作。西方哲学史是一部由哲学家、哲学流派和哲学主义交织而成、交相辉映的思想史。书中梳理了从古希腊哲学一直到现代的逻辑分析哲学的演变，使读者大致了解西方主要的哲学家及其思想和西方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的事件、人物及其与特定的哲学之间的关联，内容丰富，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