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系统评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哲学思想，主要介绍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的学术思想，如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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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记载了孔子及其部分弟子的言行，它是孔子死后由孔子孤弟子阴谋再传弟子辑录而成。是后人了解孔子、研究孔子学说最可靠的原始资料。

竹林，是一种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景观，走进乡间，走进山野，随意举目便能瞧见，一点不稀罕。然当士子走进这平常的竹林，竟产生了文化史的奇观，产生了政治史的奇迹，产生了心灵史的奇谈。奇观，奇迹，奇谈，一连串奇字，在魏晋间化出了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竹林和七贤浑然一体，难分难解，人称竹林七贤。竹林七贤信老庄，尤崇庄子。他们与竹林物化真趣的景象，用庄子化蝶的故事来比喻，真不知是竹林化作了七贤，还是七贤化作了竹林？抑或竹林本就是七贤，七贤本就是竹林。竹林七贤是个群体，如若将他们喻为竹子的话，七人犹如七棵青翠的竹子，参差散立在岚气笼罩的竹林中。有人认为竹林七贤皆是些脱俗之人，其实，他们身上有很多的俗气，各自又有各自不同的俗气。其可贵之处，在于以苦苦的挣扎来蔑视俗，打破俗，跳出俗。其可悲之处，在于挣脱的失败，以及由此带来的沮丧，或“迷途知返”，重新与俗合流。他们的身上有同，至少都有过同，这个同是高蹈出世，是做隐士，是学神仙，是与人间的烟火保持某种距离。没这个同，不可能联袂走进竹林中；没这个同，不可能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将竹林视作为家；没这个同，也就不可能被人呼作“竹林七贤”。然而，正像偌大个世界中，没两棵竹子会是一模一样的，竹林七贤是七个人七个样。这七棵“竹子”，摇曳多姿，各有各的静态舞姿，各有各的青黄季节，各有各的风韵精神。他们身上有异，有反差很强烈的异，这个异是来自如何对待以祸患为底基的荣华富贵？如何对待以烦恼为伴俦的身家性命？如何对待寂寞为主题的漫长生涯？如何对待说空非空生前身后的名？没这个异，竹林也就太平静了；没这个异，七贤的生存状态也就太简单了；没这个异，竹林七贤也就失去了作为千古话题的意义。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竹林七贤合成活灵活现的众生相。惟有如此，竹林七贤才是呼之欲出的士人群体。竹林七贤的精神，使士子和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东晋王子猷每居空宅，便令人种竹，咏啸着说：“何可一日无此君。”北宋苏东坡面对惨淡人生，洒脱地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有人不禁要问，此书既然为书，为何不写成章节的式样，一气呵成，而要弄成这一篇篇支离破碎的劳什子，是否存心在赶新潮，学时髦？回答是：非也。不得不如此。原因有二：一是史料的多寡不均。竹林七贤的史料量，其中嵇康、阮籍、山涛、王戎是正常的。然翻开《晋书》中的向秀本传，会一阵傻眼，傻眼不在传主的传奇，不是传主的名望，也不是传主的其他什么东西，而是本传太短，短得实在不成样子，若扣除一篇不太长的《思旧赋》，居然只有区区九行，不，说得精确一点，是八行半。向秀本传是这样，阮咸、刘伶两人的本传也差不离。三人的本传如此短少，那么是否能借助别的史料？可检览的结果，除了《世说新语》有零碎的记载，其他史书的相关存录更是微乎其微。既然要写竹林七贤的整体，那就不可能绕过向秀、阮咸、刘伶。可是，如此少的史料，拿来给三人做综述性传记，确实有些捉襟见肘，且与其他四人严重的不均衡。二是人物的时代跨度太悬殊。无论是杀身成仁的嵇康，还是抱疾而终的阮籍，都亡于曹魏王朝崩溃的前夕，是十足的魏人；而其他五人，一并进入了三家归晋的时代，山涛基本活动在晋武帝一朝，王戎身当晋末的八王之乱，向秀、阮咸、刘伶有各自的大限。由此，缺乏一根主线，贯穿始终的主线，若是硬行做来，必产生阅读的凌乱感。面对这样结构的史料，是棘手的，正因为棘手，为何以前全面研究竹林七贤的成果寥若晨星，也就有了答案。孙子曰：“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兵法变化之妙，存乎一心，文法当是同理。冥思苦想，反复变局，方得出这不是办法的办法。这不是办法的办法，旨在让每一篇有个鲜明的主题，有个相宜的适度，有个史料互补的机会。分之，各为一题；合之，汇成总题。谈起撰写中国历史的文或书，给人的感觉，似乎有很翔实的史料层垒堆积在那儿，从事史学者只要信手拈来，做些排比、翻译、诠释，就能把古人栩栩如生地传递给今人。其实不然，大不然，作者面对的是已入土的时代，一种没有任何一个活人能充当见证人的时代，它只记录在虫蠹风朽的断简残篇之中，隐藏在布满暗红水渍绿锈斑驳的文物之内，镌刻在黑幽森然角缺身裂的碑石之上。秦时明月汉时关，古人故事，陈物旧书，要予以复活，绝非一件省心的事。将历史化为现场，顾名思义，应该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更不能是点线的。想时容易做时难，这个难，难在分寸的把握上。过分渲染气氛，会向小说靠拢，活是活了，但活得不可信，活得失去了那个时代的味。过于强调忠于史料，无血无肉的枯燥呆板又会接踵而至。故而，既不可太虚构，又不可胶柱鼓瑟，一种特殊的中庸之道便成了写作的原则。要完整再现过去的时代是不可能的，不得已而求其次，求的是尽量靠近过去的时代，尽量发掘过去的时代。在确立主题思想后，通过史实钩稽，加以文学手笔，哲学思考，心理分析，“还原”历史场景、人物活动及风土人情，勾勒出时代、王朝、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轨迹，揭示盛衰转化的生态起伏，揭示成败相依的悲剧因素，揭示祸福相倚的永恒命题。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记录，文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描写，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思索，三位一体，均源于人基本的生活。把学问变成纯粹的学问，远离人的生活，这是违背了学问的初衷。史料是骨架，文笔是血肉，思辨是精神。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能成为文化史上硕大的丰碑，成为文史二界的经典，其中的行文方式，足以让人寻味。

本书对《易经》的解释，采用以帛书与传世本相参照的方式，力求为《易经》及帛书《易经》两个系统的经文提供一个信、达而平实的新解与新译。本书之译文务求忠实于原文，立新说必以古训古音义为之根据。本书吸纳了历代先儒及当代贤哲的研究成果。希望此篇可为三千年来不可通读之《易经》，提供一个基本晓畅的通解。

《墨子》一书广泛涉及了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工农业生产、科技、军事等多方面内容，是历代墨者加工整理或集体创作而成。

编辑推荐：本书是中国文化名著《论语》全本的今注今译。内容包括：（1）解题。勾勒《论语》二十篇中每篇的主题思想，或阐明论述的几个问题，或分析孔子所持的观点，理清其内在的逻辑结构。（2）原文。每段摘录，并加以标点。（3）今泽。在忠于原著的前提下，用现代汉语加以直译。（4）注释。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对原文中难以理解的字、词作解释。（5）评述。先用一句话对每段原文的主旨加以概括，然后以作者的领会与见解为主，择善介绍古今注疏家的诠释。全书资料丰富，文句流畅，通俗易懂，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是一部颇有学术价值的古籍读本。

《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以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为研究对象。王安石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所创立的“荆公新学”在北宋后期占据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在后世也有很大影响。《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的研究角度着眼于学术传承与思想演进、学派斗争与问题论述之间的相互依存状态，以王安石本人的内在思路为框架，以现代的理论去具体分析他的学术论述中所蕴涵的思想内容。本书写作的目的是通过分析王安石关于各派学术思想的评价、注疏、论述，揭示其本人的观点及其在该学派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再进一步，通过王安石对于各派学术思想的阐释，考察其学术思想的主导精神，确定其在宋代思想史以至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 《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主体部分分为三章，分别探讨王安石的经学思想、儒学思想以及王安石关于子学、佛学、道教的论述。王安石的经学思想以上古时代的经书为文本，广泛吸收后代的各种学说来解释经书，内容涉及宇宙、人生、政治等方方面面的问题，特别是在治国之道上，他综合上古三代和儒、法、道各家的政治智慧作了全面而细致的论述。王安石儒学思想的侧重点在人生哲学，在人性论上，他把中国上古的创造精神和儒家、佛教的思想结合起来，认为人性是人的天赋的生命力，是超越伦理道德的善恶之上的绝对、至善；在人生观上，他将儒家思想和道家、佛教以及先秦诸子中的杨朱、墨翟等的观点结合起来，就群己关系、人生准则、理想人格等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答，和传统儒学重视伦常关系、群体价值有所不同。

本书是“云南民族文化知识丛书”之一，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云南民族哲学思想。该书图文并茂，资料翔实，分析详尽，观点新颖。内容由专家用简洁精练、准确生动的文字写成，充分体现了知识性、系统性、通俗性和可读性，是专题了解云南民族文化知识必备的参考书。哲学思想既有时代性，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同时，又有民族性，是民族精神的结晶。云南各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由此，各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各具特色的，哲学思想是奇彩纷呈的。

孔门弟子的事迹和思想，直接关系到布衣孔子及原始儒学的研究。原始儒学正是在孔子师徒教学相长的过程中形成的。孔门弟子对阐发孔子的思想起着重大作用，同时又创造性地进行了发挥。他们的努力促成了先秦儒家八派的分化，使儒学成为一门显学，为战国时期的学术繁荣和百家争鸣准备了思想和文献条件。有的开启了先秦诸子别派，有的还直接演变成先秦别派的思想先驱。孔子师徒所提出和阐述的思想，以及师徒之间教与学的方法方式，许多都成为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对当今仍具有启示作用。本书对有据可查的孔门弟子逐一进行叙述，力图清理出他们各自的生平、对当时社会的贡献、对孔子学术思想的继承及创新以及对后世的启示影响，希望对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