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完成于四十年代中期，用为中央大学的讲稿，一九四六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初版。全书上、中篇分别梳理魏晋间学术思想与政治潮流的演替，下篇则以全书一半的篇幅讨论以王弼为中心的玄学及其政治观念，揭示其内圣外王的思想统绪，估定其历史价值和地位。序言中作者谦称“不敢以考证之缜密自居，亦不能以议论之空疏自薄”，实则此书考证之细致而不拘滞，议论之畅达而蕴深义，相互映发，尤为通贯史、哲的大作。要之，书中所述所论虽不必无疵（前者如上篇引《后汉书·卢植传》误为述马融之学[见今本页十五]致累及后进者之误会[见《中古文学史论·玄学与清谈》]；后者则有一些商榷[如，来之文录》所收书评]，然贺氏“生命之结注”之“历史之学”（贺昌群《中央大学“历史学社”题辞》）的光采则不可掩也。书后附《英雄与名士》，原载《世纪评论》三卷八期，亦有裨益于了解此时期政治，思想之动向。

版权页题为：朱熹撰。

本书全面记叙清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康熙帝的思想渊源及其在位61年的诸多业绩；着重总结他在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宗教、科学文化等方面的思想、政策和策略。他毕生致力于发展生产，减轻百姓负担，整饬吏治，振兴文教，平定叛乱，统一边疆，抗击外适度入侵，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继承满族、汉族传统文化及其他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并在治国安邦，以实政为务的务实思想，不仅推动清代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也丰富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宝库。本书在充分肯定传主成就时，亦随时指出局限与不足。

屈原既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本书既论述了屈原光辉的文学业绩，又着重从政治观、天道观、人生观、审美观、爱国思想等方面，分析了屈原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突出贡献，更以其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论证了他在传统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本书为给屈原作出历史定位，较详细地分析了屈原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对其思想分析则较多与先秦诸子的学说作对比，从同异中发现屈原思想的时代共性和独特内涵。二千多年来，研究屈原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一些问题异说纷纭，迄无定论。本书对于屈原的生平事迹、作品真伪等问题，多用介绍众说并加分析的方法，避免勉强作出结论，目的是为读者提供较丰富的参考资料，以便进一步开展研究。<

本书的目的是想阐述在过去几百年独一无二地激励北亚各国的神话和圣哲，在19和20世纪面对西方对其正确性的挑战之后，正在复兴起来，这种复兴——也许就是儒学的复兴——表明，它可能成为全球文明的中心，引导世界走向21世纪。 本书前言特色及评论文章节选虽然后来儒家思想受到日本民族主义一些打击，但它仍旧存在下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更多地是保持保守主义，而在日本很长时间却保持着活力，这样就使它成为日本现代化、富有凝聚力并使国家和谐的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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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选文集均为作者30年代后撰写的，分泛论、专论、古代、近现代四部分。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战国中期鲁国邹人。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名）之门人，曾游历于宋、滕、魏、齐等国，阐述他的政治主张，还曾在齐为卿。晚年退而著书，传世有《孟子》七篇。他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代表。孟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他认为实行“仁政”，就必须“制民恒产”，让每家农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有起码的生产资料；“勿夺农时”，保证农民有劳动的时间；“省刑罚，薄税敛”，使人民有最低的物质生活条件；加强道德教育，使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孟子看到人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苦难，企图采用这些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过它对发展生产还是有好处的。同“仁政”学说相联系，孟子还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认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取得和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他主张国君要实行“仁政”，与民“同乐”。对于残害百姓的国君，国人可以杀。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纣，他认为杀得对，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虽然有同情人民、谴责暴君的一面，但他的政治思想还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所以他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成为替剥削制度作辩护的理论根据。孟子是一部儒家经典，过去学者所注重的只是从哲学、政治、经济及考据的角度对其思想、典章、名物等加以研究，而很少涉及其散文艺术和写作技巧方面。永概则遵循了本师吴汝纶之说[义理、文章、训诂，虽一源而分三端，兼之则为极至之诣]，对其文法、创作经验进行了具体分析和总结归纳且语言典雅生动，色彩鲜明，感情充沛，有助于读者更准确地了解孟子一书的本义，并更好地掌握有关文法评论、艺术分析的方法。

《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三代思想的内容实质、肌理脉络、理论依据和文化转换序列和代际递嬗方式之上，透过纷繁复杂的种种表象，深入底里，抽象出三代重要的思想家不同的思维模式，分析“中上西下”、“中西对等”和“西上中下”这三种制约三代思想家运思的主导性思维模式的区别与联系，并着重探讨在第二、三两代思想家手里生成定型、日后广为流行、至今仍然顽强地存留在许多人头脑中的“西上中下”思维模式，以及第二代思想家融通中西的政制模型和“大循环进化模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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