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人类深层次心理认知实践与逻辑推理的结合，是古代圣贤们创立的一种检索对策的方法。本书采用系统科学的事理模型方法，系统地分析了《易经》经文的结构和卦爻辞的原理，并通过简明易懂的语言，深人浅出地对起卦方法、干支原理、人类个体生辰性格和卦象方法在社会经济系统理论中的应用等多个方面做了系统性的讨论，给出了一系列的应用方法。读者掌握这些方法后，可以对各种实际问题进行起卦，通过检索《易经》经文和作者给出的释要内容，获得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断语。本书可供大中专学生、科技工作者、管理工作者以及广大易学爱好者学习和参考。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古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不仅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而且发展出自己强健而独特的思想文化传统，创造了辉煌的精神文明。综观历史，传统思想的力量令人惊叹，令人折服。感受、体味并努力汲取这种力量，既是对历史的热情重温，又是应对现实挑战、化解现实危机的有效途径。笔者写作本书，就是希望通过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梳理展示和个性化解读，通过对一些具体的思想观点和经典智慧案例的分析，帮助广大读者充分感受、体味传统思想的力量和价值，增强对我们民族创造能力和生存智慧的信心，进而从祖国丰富的思想宝库中直接汲取养分和力量，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确立自己的社会理想、道德信念，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培育自己的雄心、意志和勇气，在形势严峻、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立于不败之地。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是对中国传统思想脉络的梳理，下编是中国经典智慧运用的列举。这样的结构安排，既是为了叙述的便利，也是为了再现笔者本人感受中国传统智慧的路径。在笔者看来，这一路径具有普遍的意义，或许可以为大多数读者理解和认同。

《论语》是一本集合了孔子以及门下弟子言行的智慧语录，其中所体现的先贤圣人的思想，贴近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指明了人生的真谛。胡适、钱穆、梁漱溟、章太炎、林语堂、南怀瑾等国学大师对《论语》都作过深入的研习，见解精辟、独到，他们以风趣、睿智的语言将《论语》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和处世方略阐释得淋漓尽致。听这些大师解读《论语》，可以帮助我们轻松领悟《论语》的思想内涵，掌握其中蕴藏的智慧，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成就完美幸福的成功人生。

没有把王阳明纳入到写作范围，是考虑到有关王阳明的研究和成果已经太多了，笔者难以写出更新的内容来，因此没有单独成章，而是将其有关禅学和心学的内容分别列入各章中。袁宗道提出以禅学诠释儒学．实际上是当时心学禅儒互释潮流的表现之一，《心海禅舟·宋明心学与禅学研究》对禅儒互释作为一个专题拿出来进行说明。明后期心学学者提出以心性统三教，以心性作为衡量的标准，不管是儒是释是道，只要符合心性就可。这种观念，是三教论的新成就。另外，在明代有一个颇可注意的现象，就是心学向禅学的回流。历来研究者注意到的都是禅学对心学的影响，心学吸纳禅学的因素，但明末由于心学发展的成熟和影响的广大深远，使得佛教界的禅僧大德们到心学中来汲取营养，来提高禅学的地位。由于这个现象从来没有被研究者提到过。《心海禅舟·宋明心学与禅学研究》只是将这个问题提出来，以期待以后有更深入的研究。《心海禅舟·宋明心学与禅学研究》主要不是从哲学概念的思辨人手．而是从历史和文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因此，《心海禅舟·宋明心学与禅学研究》更重视的是历史事实的描述。由于这些心学家都有或多或少的诗文存世，而这些诗文又反映出作者对心学和禅学的认识，因此，《心海禅舟·宋明心学与禅学研究》不仅仅把这些诗文当作写作的材料，同时某些章节也说明了禅学、心学对其文学创作、文学思想所带来的新因素、新变革。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修身处世的古老“东方圣经”，是第一部用诗化语言阐述中国哲学的巨著。全书分为《道经》和《德经》两大部分，《道经》讲述了宇宙的根本，道出了天地万物变化的玄机。《德经》说的是处世方略。其文约意丰，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其内容博大精深、玄奥无极、涵括百家、包容万物，是一个哲学智慧的锦囊！《道经》讲述了宇宙的根本，道出了天地万物变化的玄机。《德经》说的是处世方略。《道德经》不仅是一部哲学经典，而且它的文字简洁、辙韵强劲，因此，还被称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诗。《道德经》之学旨在宣化自然无为听天由命，是以要求人们无欲、少智、守柔、退让。

本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两篇是未刊的随想与短论的缀合；第二部分，十一篇，主要讨论晚清至民国的思想学说史，有两篇首次全文发表；第三部分，四篇，内容均属中外文化交往的历史问题；第四部分，包括十二篇杂文，或可作谈资。《走出中世纪二集》：本书为广大学界及社会关注、好评的《走出中世纪（增订本）》的续篇。作者仍以其宽广的学术视野、敏锐的学术思考、深厚的学术功力、不懈的学术追求，继续对中国“走出中世纪”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更加全面广泛、深入细察的研究探讨，从而将其近年以来的最新研究心得和一系列相关成果，再次集中展示，不仅充分体现出各家力作的不凡品味和学术分量，而且还因其所论所述的典型精到和生动精采，产生更加深远的学术影响和更加广泛的社会反响。

《吕氏春秋》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馀万字。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按四季、十二月份排列，每一纪有纪首一篇和论文四篇，共计六十篇。八览各览有论文八篇，《有始览》缺一篇，共计六十三篇。六论每论有六篇，共计三十六篇。十二纪末有《序意》一篇。该书内容涵盖了哲学、政治、经济、历史、道德、军事、医学、天文历法、教育、音乐、礼制等诸多领域，引用了《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以及诸子百家的众多典籍，保存了大量可贵的先秦学术资料。全书以儒家、道家学说为主，汇合了法、墨、农、兵、阴阳等各家学说。本书是为普通读者提供的通俗读本，在不改变原著体例的前提下，选取了其中的精华部分。

“四书五经”是儒家的重要经典。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始有“五经”之称。具体即指《易》、《尚书》、《诗》、《礼》、《春秋》五部书。“四书”之名，则始于宋代的“二程”。南宋理学家朱熹注《论语》，又从《礼记》中摘出《中庸》、《大学》分章断句，加以注释，配以《孟子》，合称《四书章句集注》，从此，“四书”便通行于天下。《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内容有孔子谈话、答弟子问及弟子问相与谈论。因此，《论语》又是若干片断和篇章的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顺序没有什么道理，而且绝非出自一个人的手笔。通行的说法是，《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最后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所以说，《论语》的着笔当开始于春秋末年，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年。《论语》的核心思想是“忠恕”和“仁”。“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就是“爱人”。《大学》分“经文”一章，传文十章。“经文章”是孔子的言论，由曾参口述；十章“传文”，则是曾参的见解，而由他的学生记录而成。曾参又称曾子（前505-前436），字子舆，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孔子的学生，孔子小四十六岁。曾子的思想，主要是“仁”和“孝”，而尤以“孝”影响最大。“曾参之孝道，感天地，动鬼神。”（唐•皮日休语）曾子也因此获得后世“宗圣”的称号。《大学》是儒家阐述治国平天下的一篇政论文。它的主要思想是“修己以安百姓”；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全篇将道德修养和政治议论结合在一起，将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合而为一，是儒家“人世”思想的全面体现，对后代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中庸》的作者子思（前483-前402），姓孔，名伋，字子思，他是孔鲤的儿子，孔子的孙子，被后世尊为“述圣”。子思是儒家学派的承前启后者。他虽说没有亲聆孔子的教诲（子思小孔子六十八岁，在子思的幼年，孔子即去世了），但他跟随孔子的弟子曾参学习，颇得孔门真传。子思的思想又通过他的门人传给孟子，孟子继承发扬，最终成为儒家的“思孟学派”。子思的《中庸》，全面而深入地阐述和发挥了孔子的“中庸之道”。如果说《大学》是儒家的一篇政论文，那么，《中庸》则是儒家的一篇哲学论文。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的主题，在于阐述中庸之道最完美、最高的道德。同时，在方法论上，它又倡导在认识、处理问题时，选择一个正确的立脚点，既反对“过头”，又反对“不及”；从宇宙观看，《中庸》主张“天人合一”；从政治观看，《中庸》主张人治、德治；从教育观看，《中庸》倡导在“诚”的基础上，采取“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治学方法。自从宋朝的“二程”首创“四书”之说，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编辑问世以来，“四书”便形影不离。此次整理，由于篇幅原因，将《孟子》抽出单行，而将《论语》、《大学》和《中庸》合刊。《论语》以刘宝楠《论语正义》为底本；《大学》、《中庸》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底本，编次也基本不变，程子的提示，朱熹的序和按语，对理解原文有极大的帮助，所以也予以保留并加翻译。

张东荪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相当活跃、见识卓著又特立独行的知名学者。他论著丰富，涉及的研究领域广及中西古今。《张东荪哲学思想研究》主要围绕张东荪的哲学思想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和解读。上篇主要从纵向探讨了张东荪的思想发展以及不同时期的哲学创见。下篇择取当今学界关注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学术自由问题”等对张东荪曾作过的研究进行了现代省察，以期对当今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四书五经”是儒家的重要经典。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始有“五经”之称。具体即指《易》、《尚书》、《诗》、《礼》、《春秋》五部书。“四书”之名，则始于宋代的“二程”。南宋理学家朱熹注《论语》，又从《礼记》中摘出《中庸》、《大学》分章断句，加以注释，配以《孟子》，合称《四书章句集注》，从此，“四书”便通行于天下。《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内容有孔子谈话、答弟子问及弟子问相与谈论。因此，《论语》又是若干片断和篇章的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顺序没有什么道理，而且绝非出自一个人的手笔。通行的说法是，《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最后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所以说，《论语》的着笔当开始于春秋末年，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年。《论语》的核心思想是“忠恕”和“仁”。“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就是“爱人”。《大学》分“经文”一章，传文十章。“经文章”是孔子的言论，由曾参口述；十章“传文”，则是曾参的见解，而由他的学生记录而成。曾参又称曾子（前505-前436），字子舆，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孔子的学生，孔子小四十六岁。曾子的思想，主要是“仁”和“孝”，而尤以“孝”影响最大。“曾参之孝道，感天地，动鬼神。”（唐·皮日休语）曾子也因此获得后世“宗圣”的称号。《大学》是儒家阐述治国平天下的一篇政论文。它的主要思想是“修己以安百姓”；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全篇将道德修养和政治议论结合在一起，将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合而为一，是儒家“人世”思想的全面体现，对后代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中庸》的作者子思（前483-前402），姓孔，名伋，字子思，他是孔鲤的儿子，孔子的孙子，被后世尊为“述圣”。子思是儒家学派的承前启后者。他虽说没有亲聆孔子的教诲（子思小孔子六十八岁，在子思的幼年，孔子即去世了），但他跟随孔子的弟子曾参学习，颇得孔门真传。子思的思想又通过他的门人传给孟子，孟子继承发扬，最终成为儒家的“思孟学派”。子思的《中庸》，全面而深入地阐述和发挥了孔子的“中庸之道”。如果说《大学》是儒家的一篇政论文，那么，《中庸》则是儒家的一篇哲学论文。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的主题，在于阐述中庸之道最完美、最高的道德。同时，在方法论上，它又倡导在认识、处理问题时，选择一个正确的立脚点，既反对“过头”，又反对“不及”；从宇宙观看，《中庸》主张“天人合一”；从政治观看，《中庸》主张人治、德治；从教育观看，《中庸》倡导在“诚”的基础上，采取“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治学方法。自从宋朝的“二程”首创“四书”之说，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编辑问世以来，“四书”便形影不离。此次整理，由于篇幅原因，将《孟子》抽出单行，而将《论语》、《大学》和《中庸》合刊。《论语》以刘宝楠《论语正义》为底本；《大学》、《中庸》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底本，编次也基本不变，程子的提示，朱熹的序和按语，对理解原文有极大的帮助，所以也予以保留并加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