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危机是中国文化哲学的产床。以马一浮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痛心于传统价值系统的崩溃，迫切希望从哲学层面考察和反思文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评价和衡断世界文化反观下的民族文化的价值及其限度，贞定和重构中国社会的道德谱系和文化秩序，冀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生和中西文化的互动与贯通，这一切构成了20世纪初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勃兴的思想动因和历史背景。 导论部分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化哲学发生的时代背景和主要流派，指出在持续的文化讨论中出现了颇具特色的三大文化哲学流派，即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家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派。并进而围绕论主马一浮简述其治学和讲学的人生际遇和思想发展，基于现代新儒家的共同文化立场和马一浮的自身理论建构，在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的思想史背景下，本书认为将马一浮的思想体系理解和把握为整体贯通的文化哲学创造，可能更接近于他的思想原貌。 马一浮文化哲学的理论建构既依傍传统思想资源，又具有独特的理论视角，在其哲学文本的表象下隐藏着其特有的逻辑构成，表征着其主要理论组成部分及诸范畴系统的逻辑关联，体现了一条清晰的思想线索，即由作为逻辑起点的判教论到范畴层面的名相论，再到作为理论基础的心性论和逻辑展开的六艺论，最后归结为人格层面的证人论。 第一章判教论旨在说明马一浮文化哲学的建构方法和思维手段。在马一浮看来，判教是在风云诡谲、文化跌宕的时代环境下的价值抉择。因此判教在其文化哲学中就突出为体系建构的方法诠解，其核心是文化价值的判断与衡准。马一浮在研究儒佛二家判教理论的基础上，本着“异而知其类，睽而观其通”的圆融宗旨，发展出现代新儒家的判教理论体系。判教论还表明了马一浮的文化史观，对以三教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展开富有时代意义的判教，通过判今古、判朱陆、判汉宋、判三教，乃至于判中西文化，在新的历史文化参照系中，重新定位和厘清固有文化的思想秩序和价值内蕴，从殊相中寻找共相，将六艺确立为传统文化的纲维和中西文化统摄的前提。通过其判教活动过程，马一浮建构起自身的文化哲学体系，在整体逻辑结构中渗透着深刻、鲜明的判教思维方式的影响。 第二章名相论阐述了马一浮文化哲学在范畴层面的价值转换和义理融通，主要解决范畴的可通约性和价值的对应性问题，在纷繁的语词密林中寻求文化共性，通过秩序文化条理获得范畴归致。马一浮首先从义理与名相的关系人手，指出其作为能指的名相在儒、释、道等思想体系中都各有殊异，但其作为所指的义理都是一致的，因此就为传统哲学中的名相圆融提供了理论前提；其次，马一浮从本体论、认识论、修养论对理气、知能、止观等范畴作了细致的分析和清理，对历史上存在的理学与心学、儒家与佛教的分歧和对峙进行了疏通和批导。 第三章心性论是马一浮文化哲学的理论基础，它关系到六艺论的合法性依据和价值根源判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解决心性价值及其实现的问题，为文化主体进行全面的心性贞定。当然，作为宋明理学中心话题的心性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敏感度，一方面它充满了理学与心学的紧张；另一方面亦有被时人目为空谈心性的诟病。马一浮以《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二门”作为基本框架，超越性地提出“心兼理气、统性情”的命题，并从心外无物、本体与功夫角度作了阐述，表面看似乎是接受了心学的立场，实际上马一浮是对理学和心学都作了修正和调整，建构起六艺价值系统，从而进一步提出了其文化哲学最主要观点。 第四章六艺论是马一浮文化哲学的逻辑展开，表明了马一浮对文化本质及其现象的总的看法，主要解决文化价值及其实现的问题，体现了文化价值的时代重构。他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为总命题，分别论述了六艺统诸子，六艺统四部，六艺统摄西来学术等，他认为人心是六艺之价值源泉，因此只要人心一日不灭，六艺之道则炳然长存，作为西方价值的真、善、美亦可被六艺价值系统所摄。实际上原本作为六经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已经溢漾出具体历史文本内容范围，由迹至本，成为具有越超性的价值原则。他认为六艺散在《论语》总在《孝经》，故在复性书院的讲经活动已经变为对传统文化中六艺之道的阐扬，包含着对中华民族的深刻文化忧患和对人类文化走向的终极思想关切，所以又转向对人的追寻。第五章证人论是马一浮文化哲学在人生、人格层面的贯彻，主要解决人生价值及其实现的问题，是文化精神的生命流溢。简言之，是证什么人、如何证、证什么的问题。马一浮指出由六艺之道，行六艺之教，最终是为了证成六艺之人，也即是对六艺的心性证验和生命自觉。所以他首先区分人格类型，以君子、圣贤作为完美人格的典范；其次批判现代大学制度，主张以六艺为主要内容来进行培育、涵养，复性书院的学规可视为其人格教育思想的纲领。但毫无疑问，所有外部的环境条件都不是决定性因素，关键在于读书践履从而发现和证验自性本具之理，充实和推进人格的完善，成为抗日战争和文化建设运动中的中坚。值得注意的是，马一浮的文化哲学以六艺为核心观念，其内在理路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观念而展开的。判教论据六艺判教，既是体系建构的方法诠解，又体现了以儒学价值为本位的文化史观；名相论将繁杂的范畴归致于六艺义理，是同一所指的不同能指；心性论旨在揭示六艺乃人人自性本具之理，由此贞定文化主体；六艺论重新建构了中西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系统；证人论则突出了对六艺之人的教育和塑造，所以“六艺”在马一浮那里已消褪了经典文本的意味，而成为人类文化理想的象征，普遍文化价值的范型，完满人格类型的楷模。第六章三圣论对梁漱溟、熊十力和马一浮的文化哲学作了比较研究。指出他们具有共同的时代主题，即如何解决近现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文化危机，如何重建儒家文化的价值系统和思想秩序，实现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结合各自的经历境遇、理论凭借、兴趣机缘，作为儒林领袖，他们独立地赋予传统儒学以新的时代意蕴和理论生命力，导向不同的发展路径，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建构，构成儒家文化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梁漱溟着眼儒学思想与乡村改造的结合，致力于儒学的社会化，重构社会组织系统；熊十力以唯识学和西方哲学为阶梯，强调儒学形上之维的敞开，在儒学哲学化的思辨进程中增强与西学的对话能力与互动生成；马一浮认为西学冲击下的中国学术正处于末世，因而以存留“读书种子”的心态倾心儒学的精英化，从心性本原疏解中西文化的紧张与对立。本章从三圣的共时性理论建构的角度，分析他们在文化批判、文化价值、文化主张和文化实践诸层面的不同特点，由此把握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脉向，强调“中国的哲学”的内在生命精神。结语部分概括了马一浮文化哲学的理论特点，即理论形态的传统性、哲学话题的时代性和价值取向的圆融性，分别阐发了其在诠释学、文化学和价值观层面上的丰富意蕴，并就马一浮文化哲学的历史局限性和思想偏向作了深入分析。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干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斋、战、疾。予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

《陈澧思想研究》在广泛吸收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阐述了陈澧在学术、学术经世和教育等方面的成就和思想主张，并通过比较研究及探讨不同学派互动关系，揭示出陈澧思想的时代特色和历史地位，丰富了学界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全书资料翔实，逻辑清晰，文字流畅，颇具新意，是一篇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博士学位专著文。陈澧是晚清岭南地区的著名学者，在经学、考据、地理等诸多方面成就卓著。然而，学界对他的研究尚属薄弱。

《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从一种后现代型的后意识的哲学范式出发，对中国古代哲学之性质内容给予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解读，并从中开显出以身体为本，以两性生命对话为取径，以历时性和族类化的历史生成为终极指归的所谓“身体哲学”体系。该体系的推出，既可视为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本来面目更为忠实的现象学还原，又同时以一种别具一格和自成一体的理论建构，使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最终告别了以西方意识哲学为其元话语的哲学上的宏大叙事。

孔子及其思想的历史定位和价值判断，在20世纪中国经历了很富戏剧性的落差，尊孔与批孔的思想政治斗争几乎贯穿了大半个世纪。“文革”结束后，对孔子及其思想的研究和讨论排除了政治因素的干扰，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学术界对孔子思想的当代价值仍存在不同的认识。《孔子与20世纪中国》对孔子及其思想百年来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梳理，史论结合，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提出了独到见解，从中可了解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和政治史的发展历程。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出：个体自我的每一次伟大的提高，都源于同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意大利文学家卡尔维诺说：经典是那些正在重读的书，经典是常读常新的书。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代经典作品中蕴藏着富民强国的丰富智慧、众多值得汲取和反思的经验教训。民为贵、君为轻的治国理念和民本思想，清正廉洁、克勤克俭的为官之道，允公允能、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如临如履、朽索驭马的防腐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幸福观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精忠报国、捐躯济危的民族大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气节操守，自强不息、精进向上的积极人生，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求是精神，温良恭俭、己欲达而达人的人间关爱，厚德载物、不涓细流的博大胸襟，等等，对领导干部有着重要的镜鉴和启迪作用。《领导干部读经典》第一辑辑选民国人文精粹，囊括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朱自清、郑振铎、吕思勉等大师级作品，为领导干部提供治国理政参考和修养镜鉴，是一套值得温故知新并具有现实指导价值的经典读物。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出：个体自我的每一次伟大的提高，都源于同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意大利文学家卡尔维诺说：经典是那些正在重读的书，经典是常读常新的书。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代经典作品中蕴藏着富民强国的丰富智慧、众多值得汲取和反思的经验教训。民为贵、君为轻的治国理念和民本思想，清正廉洁、克勤克俭的为官之道，允公允能、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如临如履、朽索驭马的防腐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幸福观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精忠报国、捐躯济危的民族大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气节操守，自强不息、精进向上的积极人生，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求是精神，温良恭俭、己欲达而达人的人间关爱，厚德载物、不涓细流的博大胸襟等等，对领导干部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领导干部读经典》第一辑辑选民国人文精粹，囊括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朱自清、郑振铎、吕思勉等大师的作品，为领导干部提供治国理政参考和修养镜鉴，是一套值得温故知新并具有现实指导价值的经典读物。

《中国古代预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预言有着广为流传的领域。帝王信奉预言，因为预言为他们的登基提供了无可辨驳的理论依据，使得他们心字理得地做起了“真命天子”。平民百姓相信预言，天灾人祸的动乱年代，预言给他们带来了改朝换代的希望。文人学士鼓吹预言，有些是为了迎奉主子的阿谀之徒，有些是为了获取功名的钻营之士。言之凿凿者有之，含含混混者有之，在统治者的倡导下，到处盛行预言，这些观念也就深深地印入民众的头脑之中。即使是当权者禁止预言传播时，民间也会私下流行，屡禁不绝。在科学日益昌明的今天，仍有一些人相信命运，迷信预言。唯一与古代不同的是，其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唯恐被人说成愚昧。人们对预言既熟悉而又陌生，既需要而又畏惑，既欢迎而又排斥，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态度，更说明了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预言究竟是什么？笔者无意宣扬预言的准确性，也不想用简单的“荒诞不经”来作结论，只是希望通过叙述预言在中国古代的流传以及分析其如何构成，使读者了解预言的真相，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并顺便介绍有关其他国家的预言流传情况，更是为了拓展读者的视野，有利于进一步比较与分辨。

本书是一本研究中国宋代思想史方面的书籍。内容包括：历史选择与经学变古，经典辩疑思潮的历史进程，宋儒对经典的辩疑等。本书对宋代经典辨疑思潮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发展阶段、讨论的主要问题、使用的辨疑方法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

《周易》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又称《易经》，包括经和传两部分。《史记》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故古人多依司马迁之说认为《周易》由周文王所著。今人则有不同观点。由于成书时间很早，随着时代的演变，《周易》的内容在春秋战国时便有人懂，为此古人专门撰写了《易传》以解读《易经》。今天我们所说的“周易”通常指《易经》和《易传》二者的结合。《周易》被后人尊为“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西方文明有《圣经》，东方文明有《周易》。《周易》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源头，中国的建筑、医学、音乐、绘画、日常生活等无不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周易》又是群经之首，是中国经学高深的一门学问，也是最早指出宇宙人生奥秘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