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参同契》是后汉桓帝、顺帝时魏伯阳所着的道教最早的丹鼎派理论著作，五代末年刊行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是现存最早的《参同契》传本。可是笔者在考察朱熹《参同契考异》刊行前的道教丹经、丹书和文献典籍时发现，所谓的现存最早的（五代刊行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直到被《郡斋读书志》（1511年）着录之前，都很少为人所知，南宋初期的《参同契》文献又一直陷落在与唐宋丹书互相混同的不安定状态中。笔者在考察中还发现，朱熹从互相混同的众多的《参同契》文献中，挑选出彭晓《参同契分章能真义》注本，又从他提出的“先天易学”起源于丹经《参同契》的思想角度，把五代、北宋的“先天易学”导入到《参同契》的思想解释中去，并从“先天易学”的解释方向，删改了《参同契》经文，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他的校勘、注释书《参同契考异》。庆元四年（1198）成书的朱熹《参同契考异》，对宋末元初的《参同契》注本、刊本产生发很大的影响，并结束了当时的《参同契》文献所处的与唐宋丹书互相混同的不安定状态。朱熹用“先天易学”去解释和把握《参同契》注释者，与金丹南宗和北宗的丹学的思想合流，对宋元以后的道教内修思想的演变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的《参同契》研究，对朱熹《参同契考异》对《参同契》文献演变史和道教内修思想演变史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太大的关心。笔者认为，今后应该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王学是中国思想史上一种很有意思的学说，它自产生之初起就备受争议，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直至今日。说它很有意思，是因为王学的产生本是为统治者解决问题的，却始终得不到官方的认可，颇有鲁迅先生所言“帮闲不得”的痛苦。王学在近现代的际遇就更为奇特了，既有谭嗣同、郭沫若等人在王学发掘出强调个人主体意志、蔑视权威、冲决网罗的革命精神，又有蒋介石利用阳明心学为其独裁统治张目。从历史和现实来看，王学学说中的某些内容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思维当中，如“文革”中讲“狠斗私心一闪念”就是王学中争论不休的修养工夫问题在现代的翻版。对于这样一种很有意思的学说，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中国哲学史教程》作为高等院校哲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和文史类专业的选修课程及各专业的通选课程的参考教材，也可以作为对中国哲学史感兴趣的爱好者的自学教材。在总结多年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本教程力求突出中国哲学史的主要发展线索及理论形态，并尽可能全面地包括中国哲学史著名哲学家及其代表作和一些相关的文化常识，以使学生通过《中国哲学史教程》能对中国哲学的概貌有一初步的把握，并为进一步的学习提供思路。本教程由主编确定编写大纲，经全体编著者反复讨论分头撰写修改，最后由主编定稿。副主编负责讨论写作的组织协调和部分统稿工作。各章节具体分工如下：彭自强，第一章绪论。李贤军，第二章第一、二节；姜腾兵，第二章第三、四节。谭志敏，第三章。牛海芳，第四章。郑庆田，第五章。潘昱州，第六章第一、四节；尹晓彬，第六章第二、三节。周玲、白丽，第七章。在编著过程中，参考了目前国内有关中国哲学史的教材和专著，如北京大学哲学系编《中国哲学史》、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等，考虑到本教程的性质，对有些观点的借鉴未在文中一一注明。编写一部适合各类学生学习并能在一学期至一年的时间内完成教学内容的中国哲学史教材是一种尝试，由于时间比较仓促，加之水平所限，《中国哲学史教程》缺陷在所难免，诚望广大读者不吝批评赐教，以使《中国哲学史教程》进一步完善。

本书被评价为当今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争论中有关时间哲学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颠倒了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通过变化来理解时间的路径，而是反过来，通过时间来理解变化，将“现代性”、“后现代性”、“传统”等概念作为历史总体化的范畴和历史时间化的独特形式来理解，并进而提出了历史时间自身的本质问题。

全书将分两辑出版。第一辑所收了书与旧本诸子集成略同，是一般研究者经常要阅读查考的书。第一种都选择到目前为止较好的注释本。极少数尚无注释本的，另行注释。有的书兼收数种各具优长的注本。为保持体例基本一致，除个别书外，一般只收用文言或浅近文言撰写的注本。各书正文、注文一律加以新式标点，校正版刻或排印错误。第二辑收集第一辑之外的其它子书。其中大部分没有现成注本，凡有必要进行注释的，应加注释，其余的选择较好的版本进行点校。这一辑中有不少是残缺或散佚的书，整理时区别不同情况，有的选取较好的现成辑本，有的要进行补辑或重辑。子书中有一部分是伪书或被怀疑为伪书。凡产生时代较早，在历史上发生过一定影响，对研究某些问题还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拟酌量选入。

道家与儒家、佛教三足鼎立，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心理、习俗、文学艺术等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全面研究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关系的专著。本书填补了这一学术研究空白领域。本书共分八章。在绪论部分，主要阐述先秦两汉的文学范畴、道家的发展及其对当时政治的影响。第一章概说道家与文学的关系，第二章主要考证道家与文人的密切联系。在其他章节中，则分别论述了道家对先秦楚辞、汉赋、诗歌、史传文学、小说、文学思想的影响。在本书的最后，专门讨论了“逍遥”一词词义的发展变化。本书在比较全面考察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关系的基础之上，对某些具体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比如用汉语言中的“感染义”说明老子被神化的原因，认为《老子》第二十章为楚辞雏形，宋玉为道家文人，五、七言诗最早起源于道家，《沧浪歌》的初创权是文子，《列子》中有中国最早的小说，中国第一篇招安小说为《盗跖》等等。在附录中，认为“逍遥”在晋以前的含义是散步、闲游，而不是今人所理解的“悠闲自得”。这些观点都是发前人所未发，虽不能说就是定论，但也能言之成理，对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起到了铺垫作用。道家与文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两大学科，大多数的著名道家学就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许多著名的文人信奉道家思想，因此，理清道家与文学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深入研究道家和确定道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也有利于进一步理解文人的思想、生活和理清文学发展的脉络，对道家研究和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本书属于边缘交叉学科研究，把哲学与文学结合起来进行探索，因而能够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全书行文流畅，论点有说服力，可以大大深化人们对道家与文学的关系的认识。

全文涉及为人、为政、施教、时评、人评、仁、礼、天命观，道德规范和修养。本著作是作者在极端艰困情况下，以苦行僧的生活态度和以孜孜探索《论语》真谛为乐的精神状态，以及“人十之，我百之”的意志和毅力，默默地耕耘在这园地上，历八个春秋的不懈努力而写成的。其间的艰难和由此付出比常人多几十倍的努力，该是可以想象和理解的，也真可说是“八年辛苦不寻常”！

儒学在传统中国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但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儒家秩序开始解体了，儒学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了。这是20世纪中国儒学出现严重危机的根源所在。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儒学在的代的解体过程，并进而展望儒学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方面可能发挥的效用。所讨论的范围以政治、社会思想为限，不涉及形而上学或宇宙论，以求论旨明晰。<

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具有几千年传统的儒学应该如何实现现代转化，第三代现代新儒家杜维明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首先应该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对儒学的阴暗面进行深入的批判。其次，在积极吸收西方启蒙心态所创造的诸如科学民主、自由法律等中国文化缺少但又是现代化所必需的普世性价值的同时，还要正视其负面影响——人类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以此为契机，儒家的人文主义可以在构建全球化伦理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最后，根据儒学在思想文化方面以及现实层次上新的发展趋势，杜维明阐发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进而提出"文化中国"的建构。

作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逻辑学家，本书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金岳霖思想的专著。全书对金岳霖的《论道》、《知识论》、《逻辑》及金先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治学态度，以及方法1949年以后的思想变化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学术界专家认为：本书是近年来，内容丰富、探讨研究极为深刻的卓著成果。他的出版将推动哲学思想的研究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