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精神之哲学本源》内容有浙东学派及其精神、浙东学派思想精华言论摘编：道器性情、心性涵养、国家政事、为官处世、事业功利、古今通变、学以致用、民本思想。

本辑共选收了24篇论文，包括《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应加强经学思想史的研究》、《汉代经学的解释学审视》、《中国古礼再朝鲜三国时代的播迁》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周易热”，使人们对一向被称为中国古代“群经之首”的《周易》进行了重新认识，开展了热烈讨论。这次争论和以往不同的一个特点是参与此次讨论的学者有不少是主要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他们着重于探讨现代自然科学和《周易》关系，并紧密结合当前各种实际问题（这一方向被称为科学易）。李树菁先生是在国内外最早倡导科学易的学者之一，发表了许多有关文章，对促进科学易的成长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作用。《周易》的主要内容归纳为“象数义理”四大部分。自大约1800年前王弼扫象（出象数而重义理）以来，对“象数”的研究因涉及“卜筮”而经常被忽视，甚至被多次“封杀”。在西学东渐；尤其进人二十世纪以后，学者多视“象数学”为异端邪说，很少学者去进行深人研讨。李老对当代自然科学，尤其一些科学前沿，有较为全面了解，并有多年从事与科学研究有关的实际工作经验。同时，他有厚实的古文修养，阅读了很多有关《周易》的古籍，这为他开展科学易打VT#L实基础。通过对《周易》三十多年的不懈研究，使他形成了许多宝贵的新思想、新见解，总结归纳在这本《周易象数通论》著作中。在以往科学易的著作中在涉及象数时主要是以西方正统科学（数学等）为准则，再对中国古代“象数”论述进行比较和解析。《周易象数通论》的创新特色在于：在历史地审视象、数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尽量恢复古人创建和发展的象数学的本来面貌、尽量以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概念（易学）为准则，来论述象数的实质内容和在当代的应用。从而在全书中处处可见创新见解。

商界的领域是很宽泛的。西方社会学家把整个人类社会分为政府、商界和社区三大快，它们功能各异而关系密切；政府是依法行政的权力机构，其原则是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社区的原则是以爱心为纽带，人们互助互利，使人文生活环境质量不断提高；商界产宰市场，其原则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市场竞争不相信眼泪，不同情弱者，优胜劣汰，其任务是促进经济发展。因此，直接从事市场活动的企业、商贸、广告等人士都各于本书所称的商界人士。而目前尚在市场缘飘移的文化、艺术、教育、卫生、体育、出版等领域正或迟或早、情愿或不情愿在迈进商界圈子。商界思维又叫商业思维、市场思维，是人脑对商业筹划、运作活动本质规律的反映。它包括对市场机会的判别和把握，对产品的定位和消费者群体的确定，对潜在利益的准确预测和战略分析以及对商业活动各个环节的战术研究……善于运用这一思维并取得成功的例子很多，本书着重在商界创业、营销、广告、商战等四个领域展开，将商界思维放置在五彩缤纷的实例背景之下做一深入的探讨。

书也是一种媒体，这个传统媒体受到冲撞之后，原本很多人预期会有电子书的出现，然而事实证明，我们还是选择传统的阅读方式，书，很难以另一种全新的载体流通，因为我们生活中出现的媒体载具已经过多，有纸本书，有广播，有电视电影，还有电脑和网络，几乎包含了文字、图像、声音和影像，以现有的载具去吸收资讯，尚嫌不够，如何能再学习并接纳新的载具。以市场行销而言，挑战消费者的惯性本来就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任务，更何况是一个习焉千百年的阅读习惯。……

冯桂芬是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转换时代具有开拓意义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主要以中国文化为思想资源，以开放、开明、健康、自信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力主在多方面向西方学习，以唯善是从消解变法中的古今中西矛盾。他较早地提出全面系统变法思想，比较理智地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他既具有世界眼光，又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批评时弊多切中要害，变法主张多切实可行。他也是有诸多事功实绩的实行家。经他多年奔走呼吁，江南重赋问题终于得以舒缓。经他鼓吹和擘画，上海同文馆得以创办。冯桂芬的思想上接林、魏，下启康、梁，著作写成传抄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部分刊行于七十年代，完整刊刻于八十年代，讨论签注于九十年代，其影响则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从未间断。本书依据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冯桂芬的著作手稿、未刊文稿、科举制艺、往来书信，叙述了冯桂芬生平活动，对采纳西学、劝行均赋、被诬舞弊、乞师援沪、借师助剿等问题剖析尤细；着重介绍了冯桂芬代表作《校邠庐抗议》的成书过程、抄本流传、版本演变情况，分析了此书的内容、特点、社会影响和思想地位。

自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似乎每一个标准的中国人的思想，都有了与生俱来的儒家思想因素，温文尔雅、温柔敦厚逐渐成为传统中国人自我修养的最高境界；在宋代，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壮语更成为这一境界的最好阐释。反过来，随着其庙堂地位的提高，儒家在先秦原本生动活泼、韵味十足的面目，则在世人眼中逐渐淡化；而两汉崇经，唐人重道，宋人说理这一系列演进过程也似乎使个性化色彩距离作为社会主导思想的儒家越来越远。其实，儒家思想的主体风貌固然如是，但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方方面面的影响，却远非这样单调，纵观文学、哲学、美学、艺术诸领域，儒家的影响无所不在，形成“正音”、“正统”；其形式上又随时代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和审美取向，形成一源百川、一身万象的气派。因此，真正儒家思想的面目，应该是蕴涵丰富、魅力无穷的多面体，从不同的角度来观照它，都能够感受到其无穷的魅力。张毅教授新著《儒家文艺美学——从原始儒家到现代新儒家》所做的正是正是这样一个工作：从文艺美学入手，梳理儒学演进过程中在文艺美学领域中的影响，分析其思维模式、审美取向、文学思想等一系列因素的嬗变与发展轨迹，由此使儒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儒家文艺美学隐隐成形。张著大致以时间为经、以文艺美学诸问题为纬，通过对几大板块的论述，试图对两千余年的儒家文艺美学进行勾勒，将此前零散的甚至有些杂乱的儒家关于文艺美学的论述，通过自己的思考和理论分析而加以系统化、体系化，其中时有新见，多有新人耳目之处，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示了传统儒家的魅力和风采。书中首论礼乐文明与孔门文艺教化，以孔孟之学为对象，指出礼乐之教、充实之美、中和之纪构成了早期儒家的文艺美学核心，使我们对于这一阶段的认识豁然开朗；次论两汉经学时期的思维模式与善美理念，深入分析了阴阳五行观念和天地之美流行背景下的《春秋》笔法、《诗》无达诂、“美刺”传统、辞赋尚丽等文艺现象，并深入揭示出其内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为后人绘出两汉儒家端重面目的另一侧面——崇美尚丽、气象万千的文艺。其三论述唐宋的儒学复兴与文以明道观念，指出随着道统与文统的的形成，文与道相互渗透，渐趋合一，“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提法是这一现实的集中反映，“气盛言宜”、“不平则鸣”、“为文以神志为主”等一系列文艺审美标准则皆源于此。其四论述宋明新儒家的心性论与文学思想，阐述了心、性、理辩证中的文、道离合，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宇宙人生—心—道—诗文的融贯，这就为明代文艺界“童心”“性灵”盛极一时作出了更深层次的解答。其五论述了2世纪2年代以来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文艺观、生命哲学和美学。这一部分以东西文化冲突为背景，论述了面对新的挑战，儒学通过对于西学的吸收以及对于自身传统的扬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形成了新的文艺观，即追求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学，追求与生命和谐的人生艺术，从而达到为人生而艺术的境界。全书以很大的气魄着眼于两千多年的儒家文艺美学，内容上着重于其美学的生命意义与现代意义，方法上则力求贯通古今中西，将所涉及的命题、范畴、概念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分析理解，将理论概括建立在丰富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总结出儒家思想的生机所在与儒家文艺美学发展的内在思路——“天人合一”、“体用一源”到“智的感觉”。该书的研究对象为传统儒学，但是在切入角度、研究方法等诸方面却兼顾到文艺学、美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锁定的主题更是颇有时代气息的文艺美学，就此而言，本书对于儒家的研究、文艺美学的研究是一个贡献。但作为一个个案，该书又提醒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用一种新的眼光，赋予古老学科以新的魅力和光彩，使古老的显学重新成为新时代的显学，这应该是每一位传统学人不可回避的问题。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7）》收文十七篇，以讨论有明一代之理学思想为主，尤以阳明一派为中心。特于王龙溪、罗念庵两人平日交往言论异同详加阐申，以见浙中江右王门之歧趋所在。公安三袁论学一篇，从其学术思想之基本处发论，则其文学上成就之利弊得失、高下深浅，亦可言外得之矣。蕺山一案，所收材料，多为梨洲遗弃不录者，从此可深窥梨洲所为学案之偏失处。编末附《朱子学流衍韩国考》一文，详论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韩南塘四人。宋尤庵以前皆在明代，惟韩南塘已及清初，可见宋明理学影响远及韩国以至日本之一斑。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为《论丛》第六册，专关宋代以后之学术，含有元一代，以迄明初。其黄东发、王深宁、吴草庐三家学述，论朱学之流衍，可见元初学术思想之大概。《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正续篇，举诸家诗文，以证明初诸臣或心存鞑庭，或意蔑新朝，怯于进而勇于退，殊未见其揭扬夷夏之辨以为民族革命之号召。作者由文论史，抉隐发微，道前贤所未尝道，为治中国史者所不可不知。他如金元道教考，述当时道教之新趋，以明古今之变。《理学与艺术》一文，则发明学术思想与艺术之相互关系，专举绘画一事，元代四大家亦在其内，故附此书，可为研治中国艺术史者启一新途。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一个注定不让别人过太平日子的人生下来了”、“追溯想象中的远祖”、“真正可靠的祖宗”、“印象深刻的祖父和模模糊糊的父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