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著名《易经》研究学家潘雨延先生的一部遗稿，共介绍易学典籍约二百余种，涉及多方面，具有启发性，是20世纪的易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代表，可作为读《易》者的参考书之一。

我们是在一个既定的文化环 境中成长起来的，周围已有的一切决定了我们的世界观——即 一套信仰和价值体系。世界观照亮了我们的生命历程，它所提供的不可或缺文化价值使我们的人生步伐更加稳健。作为生命光源的世界观就是柏拉图所谓的太阳，它使我们的生活稳定有序。在这炫目的文明之光中，我们试图透过一扇窗户去观察窗外的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但是，强烈的反光将窗子变为一面明镜。于是，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映像。也就是说，我们总是预设了自己文化经验中所熟悉的东西，而忽略了其他一些重要材料——恰恰正是它们，展示了作为文化之源的具有可比性的行为。只有当我们注意到积淀于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中的那些非同寻常的理念时，我们才能抵御文化简化论的大举进攻。此处并不是在暗示阅读《论语》的目的性——这种研习实在是一件单纯的事情。但是，不可否认，《论语》一书将被不同的读者根据各自的理解分别个人化，内在化。尽管我们坚信自己的观点确凿有据，但是我们既不愿将之强加于人，也不想将之宣称为一个“最终结论式的”解读，因为《论语》一书的内涵确实太丰富了。虽然我们从历史角度撰写的《导言》力求平实坦诚，不作无谓的辩论责难（我们并不想挑起任何学术论战），可是这也决非一篇不偏不倚的中庸之作。很有可能，许多我们崇敬的学者并不赞同我们对古代中国世界、它的人民、它的语言的某些理解。因而，他们或许会对我们的部分诠释提出异议。面对上述汉学家和其他有兴趣的读者的质疑，我们将 在《附录》中补充一些论据，并加以分析，用以捍卫我们的观点。此外，我们还讨论了新近出土的竹简《论语》。此即现存最早的《论语》版本。正是它的重见天日促成了本书的完成。这就是本书的结构，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帮助读者把握《论语》的精髓，循道而行。

本书从社会史和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角色，及其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历史命运。作者以儒家经典的经学化、孔子的圣人化、儒家的教育选举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儒家化来界定制度化儒家的基本形态。通过对科举制度的废除、现代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建立、新的观念体系的形成等过程的分析，揭示制度化儒家在国内社会矛盾和西方文明的全面挑战面前，如何逐步失去了对于中国社会的控制力，从而使我们对儒家的近代命运有一种更为深入的了解。

片断：当代儒学与中国社会发端于“五四”时期的现代（当代）新儒学思潮，至今仍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儒学在先秦、宋明和现代的发展乃是针对不同的问题、境遇而展开的。先秦儒家所面临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所带来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孟上承周文教化，并通过自己的损益创造，把礼乐法规转化为人自觉的道德实践，从而奠定了儒家内圣之学的基调；宋明儒所面临的是佛老泛滥，儒学衰微的局面，理学诸大师通过对佛老的吸纳和扬弃，重建孔孟道统，将儒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则是西风东渐，传统的价值系统不断解体的局面。面对一味“菲薄固有”、自贼自拔和民族自尊。自信的丧失，以及所谓“文人”。“名土”们抛却自我、茫无归着和“一意袭外人肤表”的肤浅芜杂，新儒家怀着强烈而悲苦的民族危机意识和使命感，致力于传统文化之精神价值的弘扬、发掘和民族自我的重建。不仅如此，作为20世纪全球性保守主义反应的组成部分，现代新儒家似乎更倾向于在一个普遍性的层面上认同于儒学传统的价值，这使得他们能够不仅把自己关联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特殊境遇，而且把自己关联于人类文化在现时代发展中所遭遇的普遍性问题。自早年的梁漱溟、熊十力始，新儒家学者所反复思索的一个问题是：在工业文明和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条件下，金钱名利的追求和人际关系的疏离会不会反而使人更多地丧失了自己的本性而成为“物化”的存在？面对科技理性的膨胀、人文价值的失落。意义的迷失、道德的危机、人际关系的疏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立，新儒家所表现的就不只是对民族文化之存亡绝续的忧患，而且是对人本身、人存在的意义、价值及其自我完善问题以及人类文化的前途、命运的苦苦思索，这是一种意义的追求、形上的探索、超越层面的体验、终极层面的反思，其用意则在于在终极关怀的层面（形上学和宗教的层面）重建人的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尽管新儒家学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夸大了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某些不为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形态所限定的恒常价值在解决人类文化发展中所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方面可能发生的影响和作用，但是，他们的探求和思索与西方20世纪以来在打破了有关“科学万能”的神话后兴起的人本主义和新人文主义学派相呼应，构成了人类自我认识和自我反省的一个环节和侧面。本书前言本书的内容实关涉于儒学、哲学、宗教三个层面及其关系。此三者在传统儒家那里原是统一而不可分的，但是在现代的学术话语中却必须加以适当的分疏。就本书的着力之处而言，可以说：“宗教”主要关涉于理想与现实、超越与内在之间；“哲学”则主要关涉于中西之间；“儒学”则关涉到如何处理思想与历史（社会、时代）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张力。几年前曾应邀为《中华读书报》撰写过一篇有关拙作《当代新儒学史论》的文字，现把其中的几段抄录于下：对我来说，所谓当代新儒学研究主要的不是一种历史性的陈述，而是精神性的对话——与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新儒学大师们对话。与自觉或不自觉的夸大所谓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对立者不同，更能够引发我兴趣的倒是保守主义营垒的理论与实践所表现出来的传统的裂变。或许中国自由主义者并不像他们自己所标榜的那样“西化”，新儒家也并不像他们自己所标榜的那样“传统”。……

本次大会于2001年7月在北京召开，世界各地的300多位学者出席，提交学术论文250余篇，主题是“中国哲学与21世纪文明走向”，编辑论文集：英文一册名为《中国哲学与21世纪文明走向》，中文3册即本书和《中西会通与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换》、《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诠释》。

我们按文章性质及其所论主题，将这21篇论文分成六组。第一组收录了刘述先、杜维明、蔡仁厚、吴光的四篇论文，其主题大致是在批判性总结以往两千年儒学发展史的理论形态与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力图从理论上回应当今世界的问题，寻求解决之道，或探索与展望新世纪儒学的新形态。其中，刘述先提出了在“世界伦理”观照下新儒家的“理一分殊”规约原则的理论，杜维明强调了“文明对话”论和“新轴心时代的儒学资源’’论，蔡仁厚论述了融摄儒释道三教、会通中西文化之说及其“由德性主体开显知性之用”的理论，吴光则从对儒学史的回顾和对新世纪儒学的展望中提出了“民主仁爱为体，科技法制为用”的‘‘民主仁学’’之发展可能。第二组收录了成中英、李明辉、杨国荣、赖贤宗的四篇论文，其主题是儒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以及新旧儒学的比较分析。其中，成中英从对中国传统的德行本体伦理和现代西方的权利伦理的比较研究中，探讨了促成东西方伦理的沟 通、结合与融合以建立“全球伦理”的问题；李明辉通过比较哲学研究，论述了儒家伦理思想与西方哲学家康德的“存心伦理学’，及韦伯的“责任伦理学”之异同；杨国荣的论文以孟子的政治思想为中心，着重分析了儒家政治哲学与近代民主政治理念沟通的可能性；赖贤宗对德意志观念论与当代新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作了具体的比较研究。第三组收录了龚鹏程、林安梧的两篇颇具思想深度并且独辟蹊径的论文，其中龚文从与当今一般新儒家学者谈论道德心性之学完全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当代儒学重建的方向，认为应将“生命的儒学”转向“生活的儒学”，扩大儒学的实践性，让儒学从社会生活中全面活起来；林文则从‘‘存有学’’的立场重新省思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并藉用“境识俱泯”、‘‘境识俱起而未分”、“以识执境”及“存有三态论”的架构来阐明科技发展与人文重建的可能。第四组收录了梁承武、颜炳罡、钱逊、蔡方鹿的五篇论文，其主题是探讨儒家人文精神的时代意义及其与新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其中，梁承武论述了儒家仁教思想的内涵及其特性，进而探索了仁教在21世纪人类社会中的实践方向问题；颜炳罡从对当代社会发展和·儒学。未来前景的双向审视中，展开儒学与全球化、知识经济、网络文化及生命伦理的对话、沟通和交流，提出了“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说；钱逊着重探讨了儒家“中和”思想在新世纪的意义，蔡方鹿从儒学与发展科技、参与文明对话、推进民主法治等多方面的结合上论述了新世纪承传发扬儒学之途径。第五组收录了王邦雄、罗义俊、许宁、蒋国保、李建忠的五篇论文，其特色是从对牟宗三、马一浮、方东美、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大师思想体系的个案分析中，透析其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当代价值。其中，王邦雄精辟地分析了牟宗三在会通中西文化的哲学理念方面的重要贡献，并对牟氏“两层存有论”与“一心开二门”的理路架构及其“良知的自我坎陷”思想做了细致分析，进而提出了儒学自我转化过程的“曲成”说；罗义俊深刻地表达了他对牟宗三有关“全幅人性”理论的体悟与解读，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牟氏的人性论思想；许宁的论文系统考察了马一浮的判教观及其建构文化哲学体系上的实践；蒋国保的论文从本体论、知识论、方法论、人性论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方东美的东西哲学比较观，并分析了方东美从事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动机与目的；李建忠的论文则把冯友兰文化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概括为五个阶段并做了中肯的论析。第六组收录了两篇反省与批评性的论文，其中欧崇敬以“孟子学”为典型说明新儒学开场的方式，进而分析二十世纪新儒家大师熊十力与牟宗三的儒学架构并进行了理论反省，主张新世纪的中国哲学应该突破由孟轲——熊十力——牟宗三一系的新儒学架构，不再恋眷于儒学、新儒学的旗号，而由中国哲学造性转化的一切可发展内涵项去找寻哲学的世界对话；启良的论文严厉批判了儒家的“内圣”之学及其作为逻辑前提的“性善”论，认为历代儒者都没有深思过“内圣”有无可能和如何可能的问题，而过于信任人的道德自我决定和自我完善能力.

王国维是我国近代的著名学者之一。《人间词话》一书乃是王先生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的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的作的评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向来极受学术界重视，此书熔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哲学、美学于一炉，而以发挥前者为主，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文艺理论体生活费，是王先生在文学批评代表作，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徐调孚先生的校注引了了王氏文中提到的诗词原文，他的这本《校注人间词话》曾被认为是最为完备的《人间词话》版本，至今仍不失为一本很好的普及性读物。

关于《老子》思想，一直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近三十年间，随着大量的佚失文献出土，尤其是马王堆帛书《老子》、郭店楚简《老子》等珍贵写本的出土，突破了原有的解释体系，促进了对《老子》思想的深入研究，世纪之交，不仅有数量众多的论文，还连续出版了几部有分量、有影响的研究专著，可谓成就斐然。但是，综观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数仍然集中于对《老子》文本的考证、词句的考释或有关文献研究，即使是对义理的探讨，多数仍从传统分类角度，对其哲学、政治、伦理、军事或辩证思想进行诠释。有关《老子》形上思想的专论则几近于无。但是，关于《老子》以及中国古代形上学之问题，却是每一个希望从纯粹哲学视野去考察、研究中国哲学的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如何看待和研究《老子》形而上学、继而道家形而上学、进而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的问题，甚而与西方形而上学关系的研究，应该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本书研究了早期的湖湘学派，即宋代著名的理学派别，介绍了此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作者对其行迹，思想，交游等。

中华民族的智慧之源来自《易经》，它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本书着力证明了今人研究出来的三维立体易模型，在中国历史上是早已存在了的。证据有以下几点： 1、北宋陈抟《龙图序》中用文字表述的“龙图”是三维立体易模型的平面图； 2、在北宋前的堪舆学中的三般大卦运用了三维立体易模型的表层卦序； 3、西汉京房八宫卦的宫内卦序排列运用了立体易模型表层卦序； 4、《管子》记载的“伏羲作造六企”中的“六企”就是表现立体易模型的实物——人造的台。 5、五千年前的绘有几何图线的六孔八分陶球就是一种立体易的模型，它的名字应叫做“天球”，或叫“元苞”。元苞的平面展开式就是“连山”。 6、五千年前的含山玉片是又一种立体易模型的平面图，它的名字应叫“龟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