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中国古典文化中对事物属性、处事策略、修养方法、体证境界等方面的一种高度概括，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含义不尽相同，但却又有相通之处，因为中国哲学核心层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整体观。在整体观之下，本体、认识、道德、实践等几个哲学维度是密切联系互为构成的。《道不离人（中国哲学的爱恨情仇）》是在作者路永照的讲义整理而成，分为五讲，一讲是“你不知道”，是关于道的本体论；第二讲是“我要知道”，是对道的一种认识途径的解读；第三讲是“我知不道”，是关于得道的境界；第四讲是“我道不知”，关于古代以道治国修身的实践论；第五讲“我就是道”，主要是道教对于道的修行论。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既要有开放的心灵，也要有“借古开新”的精神。我认为方勇教授提出的“新子学”非常好，有助于我们站在一个新的高度，理解古代思想文化。“新子学”之“新”十分关键，要承接诸子学，也要有新的讲法。古人讲诸子学，旧的代表如班固著《汉书·艺文志》，沿袭了刘向、刘歆父子的成果，把当时的学术著作分门别类，其中首要的就是六艺和诸子之分，也就是经学、子学之分。这是一种图书分类法，同时也体现了班固对于经学、子学学术价值的判断与立场。事实上，他和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态度是一致的，而与汉初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的观点则有所不同。降及南宋朱子时代，儒家内部有了新的调整，《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成为经典，构成四书，而与五经并立，后来更成为国家的取士标准。朱子对诸子中的其他人物则加以排斥，这种做法较之班固门户就更窄了。清末以来，诸子学复兴，墨子、荀子、韩非子等长期不受重视的诸子也吸引了许多著名学者，老学发展开始倾向于应世致用，公羊学也开始复兴。

《中华圣贤经》收录了《呻吟语》《省心路》《省心杂言》《劝世文》《小窗幽记》《围炉夜话》《菜根谭》《小窗自纪》等多本古代哲书，从中采撷精华，内容涉及人生理想，品德修养，探索求知，成功励志，修身养性等各个方面。

本卷收录的是我近几年写成的回忆录，基本上是一个学术自传。初稿写出后曾十易其稿，几次修改都是在做减法，即删去一些与学术无关的内容，有的是整个事件、整个故事的删除。曾设立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目，写了近四万字，一直保留到书稿送印刷厂之前，最后还是决定删去。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是早期盲从，中期彷徨，后期觉醒。我写的《“四人帮”哲学批判》-书，无疑包含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些思考。删去这一目，绝不是认为可以不论“文化大革命”的是非，不记“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但是，分清是非，总结教训，都应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而不可太纠结于个人的是非恩怨。不仅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如此，对待其他事情也应如此。有些曾在许多年里都耿耿于怀的事情，从纯粹“私人”的角度说确实难以放下，但把它们夹杂在哲学学术经历的叙述里，却很显琐屑，在逻辑上没有安放它们的位置，不如删去。这样改来改去，学术性是增强了，故事性、可读性却减弱了。这几年，我一直想要对自己几十年的学术活动作做个总结，却没有想过出版一部比较全一点的文集，这个心愿只好通过撰写回忆录来实现。现在南开哲学院决定出版我的多卷本的文集，这同我写回忆录的动机是完全一致的，都是想为后人特别是南开哲学院的后继者们留下一点历史资料。因此，让回忆录搭文集的车，作为文集的最后一卷出版，也不算勉强，而且这一卷和前七卷还有非常密切的配合关系。前七卷记载了几十年里我在学术上做了一些什么事；这一卷则说明这些事我是怎样做的，做的时候是怎样想的，遇到过一些什么麻烦和问题，这些麻烦和问题是怎样排除和解决的，以及做这些事情的意义（或者说我理解到了的意义），包括实践意义、学术意义乃至学术史的意义，等等。这两种历史资料放在一起，便于有兴趣阅读这个文集的朋友将它们互相参照，这也许更有助于增强阅读效果。我在南开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努力弘扬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本性的哲学精神，为我自己、为我的学生、为我所在的学科培育一种新的学风，即强调现实关怀、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这是本卷的基本思想线索，也是整个文集的基本思想线索。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学界关于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的讨论日趋活跃。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问题是历史决定论的核心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关系。就国内学术界、思想界的情况看，既受到了国外非决定论思想的冲击，也受到了某些在实质上是机械决定论思想的影响，理论上颇为混乱。这场讨论，涉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根本哲学基础，不能不予以高度关注。因此，我们于1992年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社会客观规律与人的自觉活动”，并获准立项。本卷收录的《辩证的历史决定论》（陈晏清、阎孟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就是这一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从哲学的范畴关系上说，自然哲学决定论主要涉及必然和偶然的关系问题，而在历史哲学决定论中则转换成了必然和自由的关系问题。因此，这一课题的研究同本文集第三卷收录的关于哲学体系改革的研究成果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在第三卷中，论述了必然和自由的关系是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线索。如果说，在那里是以必然与自由的关系为线索去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在这里则是运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理解必然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本身。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论证、相互诠释的，这两种研究路向是相互支持的，都是人类活动论即实践论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和体现。“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语）。这一命题是辩证的历史决定论全部立论的基础。“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毛泽东语）。实践是客观的物质活动，实践的物质性、客观性决定了人类社会是一个遵循其自身固有规律运行的有机系统，这是历史决定论的客观基础。同时，实践又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活动，实践的目的性、自觉性决定了人类社会又是一个具有精神文化特质的存在物，是一个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文化集成体。在客观规律规定的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内，人的活动是有自己的价值选择的，社会的发展是有观念引导的，这就是历史选择论的客观基础。辩证的历史决定论是包含了历史选择论的历史决定论，同时也是以决定论为前提的历史选择论，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因此，它是彻底的历史唯物论，也是真正的关于人的自由的理论。这一课题本己于1996年以“A”级结项，但在修改成书时，觉得有些重要问题尚未获得相对满意的解决，不得不推迟出版，先作为博士研究生课的教材试用。博士生们的课堂讨论，对于这本书的修改起了重要的启发和推动作用。例如有的博士生提出，书稿在阐述决定论的自然哲学前提时几乎没有贯彻实践的观点，显得全书在逻辑上难以自洽。后来修改书稿，在阐述马克思的“感性世界”理论时，借助于皮艾尔·布迪厄的“场域”概念而提出了“实践场域”的概念，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类问题的。1996年后，书稿又经过了2000年和2005年至2006年的两次大修改，才于2007年出版。但这一课题涉及难点太多，且争议太大，还须继续研究。

编写《当代中国社会哲学》-书是哲学教育改革提出的任务，它的目的是建设一门课程，而不是建设一个学科。《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六卷）：社会哲学研究（下）》所力求达到的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整体性认识固然也是一种哲学的认识，但只是运用原来的哲学教科书的理论原理提供的观念框架去解释当今的社会生活。这时尚未明确社会哲学的学科规定，当然也就尚未建立起社会哲学的独自的理论和方法，尚不具备社会哲学的学术自觉。这《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六卷）：社会哲学研究（下）》出版之后，即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哲学状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内外部条件等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苏联和东欧的巨变；中国社会改革的深化；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进一步明确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后，中国社会加快进入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推动的社会转型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的研究渐进尾声，这一研究固然取得了不可忽视的重要成果，但并未能使哲学走出困局，等等。这种种情况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论在研究内容、研究方式或研究取向等诸方面都在酝酿着历史性的重大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不能再把社会哲学仅仅作为一门课程去看待，而是要从学科角度去关注了。但当我们把社会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去对待，企图建立社会哲学的学科时，却是障碍多多，“和者甚寡”。在我国学界曾存在一种看法，即认为历史唯物论就是社会哲学，没有必要在历史唯物论之外再建立什么社会哲学。可这种看法实在是一种误识。在历史唯物论的创始人马克思那里，社会哲学就是可以且应当区别于历史唯物论的，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是明显地存在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这两个哲学维度的。历史哲学的维度即一般历史观的维度，它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揭示人类历史的一般本性和一般规律，唯物史观就是这种历史哲学的维度。而社会哲学的维度则是直接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的维度，它从具体社会形态的社会结构切入，研究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过程。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的许多重要内容，都需要从社会哲学的维度去把握，否则会造成不可容忍的误解。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这两个哲学维度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实质上就是唯物史观与现实历史的关系。明确这两个哲学维度的区别和联系，是我们在社会哲学研究中取得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步，这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找到了基本的理论依据，也找到了基本的研究方法。社会哲学是对于人们现实社会生活过程的关注和研究，这说的仍是关于社会哲学的一般规定。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过程是一个异常庞大和复杂的社会生活体系，因此，必须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否则研究工作便无从下手。而理论研究的切入点，归根到底是由研究者身处其中的社会实践背景所限定的。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推动的社会转型时期。

本书共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收录了当代注解的《道德经》和从先秦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较为典型的《道德经》注本。第一部分：今注今译，由原文、现代注释和译文构成。第二部分：先秦至六朝注本，收录了河上公的《老子河上公章句》和晋代王弼的《老子注》两家注本。第三部分：初唐至五代注本，收录了五代前蜀强思齐的《道德真经玄德纂疏》。第四部分：两宋至元代注本，收录了宋代陈景元《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宋代江澂《道德真经疏义》、元代吴澄《道德真经注》三家注本。第五部分：明代注本，收录了朱元璋《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经》、危大有《道德真经集义》和憨山大师《老子道德经解》三家注本。第六部分：清代注本，收录了清代黄元吉的《道德经讲义》，可以管窥晚清时期的治学景况。

本次出版的《鬼谷子》以《鬼谷子》嘉庆本为主体，同时参照了诸多版本，兼取各家之长，由题解、原文、注释、译文、事例组成，扫清了难解字词、古今异仪、历史常识等阅读障碍。事例部分主要讲春秋、战国时期纵横家、谋士的游说，同时将《鬼谷子》的思想拓展到政治、军事等领域，从韬略角度对《鬼谷子》进行阐述。

本书以北宋易学为研究对象，而在北宋众多的易学家中，张载与程颐的贡献尤为显著，他们尝试继承孔子治易的精神，通过各自的易学诠释分别提出了气本论和理本论的解释模式，建构起了新儒家的本体论，成为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为后世儒学本体论的开展创设了两种发展方向。张载与程颐的易学哲学成功地应对了佛老在本体论上的挑战，完成了儒学“因经明道”和“明体达用”的历史使命，引领和开创了儒学发展的新时代，使得宋初易学和理学的开展形成了二源并流的局面。　但是，以张载和程颐为代表的宋代易学也有其问题，在“因经明道”发挥经典以对抗佛老之后，宋儒的易学理论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传承了孔子易学的义理精神，他们训解的性与天道之学究竟是不是孔子之学的初衷，还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易经》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影响到先秦诸子百家的思维活动和社会活动，进而影响到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因此被称为“辉煌的中华文明的总源头”“灿烂的世界文明的先行者”。 在《易经》占筮占卜表象的背后，是可贵的历史文化信息资源和模块组合思维方法。本书从解析《易经》结构、挖掘易学价值的课题出发，以新的视角研究《易经》内在的宇宙观、变易观、方法论和辩证法，积极探索《易经》八卦模块组合思维结构的价值，通过探道、知道、悟道的路径，让《易经》这个中华民族的古老瑰宝，焕发出信息时代的灿烂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