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稿是关于《老子》的讲记，内容涉及《老子》的后半部分。南怀瑾先生以深厚的文史功底，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对《老子》的内涵做了充分的阐解、辨正和引述。书内容具有深入浅出，明白通畅等的特点。

《论语译注（简体精装本）》（书号978-7-101-13576-3；32开；39.00元；2018年11月出版）：本书系对《论语》二十篇所做的精确细致的注释和翻译。每章分为原文、注释、译文三部分，注释精准，译文流畅明白，不但给专业研究者提供了若干研究线索，更便于普通读者正确理解《论语》原文，实为雅俗共赏之佳作。 《孟子译注（简体精装本）》（书号978-7-101-13577-0；32开；48.00元；2018年11月出版）：《孟子》记载了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是儒家基本经典，影响极大，古往今来，注家众多。杨伯峻先生的译注注释准确，译注平实，脍炙人口，是当代z好的《孟子》读本之一，不但能帮助一般读者读懂《孟子》一书，还能给研究者提供一些线索和参考。

《论语译注（简体精装本）》（书号978-7-101-13576-3；32开；39.00元；2018年11月出版）：本书系对《论语》二十篇所做的精确细致的注释和翻译。每章分为原文、注释、译文三部分，注释精准，译文流畅明白，不但给专业研究者提供了若干研究线索，更便于普通读者正确理解《论语》原文，实为雅俗共赏之佳作。 《孟子译注（简体精装本）》（书号978-7-101-13577-0；32开；48.00元；2018年11月出版）：《孟子》记载了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是儒家基本经典，影响极大，古往今来，注家众多。杨伯峻先生的译注注释准确，译注平实，脍炙人口，是当代z好的《孟子》读本之一，不但能帮助一般读者读懂《孟子》一书，还能给研究者提供一些线索和参考。

庞鹤鸣教授新作，国研智库书院官方正版内附庞老师照片（背面印有庞老师签名） 本书之所以称作中华心学，而不以“修身养性”为名，因“修身养性”源于《孟子》之“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后儒简称为“修身养性”。“心学”一词，始见于南北朝时期的佛、道之著述，至宋、元、明时，儒家进一步倡发之，使心学一词成了儒、释、道共认之内修学问，故以“中华心学”名之。本书分上、下二篇，上篇是心学的基本知识（包括《绪论》和第一章《心与心学》），下篇是中华心学的沿革（包括心学的雏形、扩展、隆盛、沉滞、复苏共五章）。旨在阐明心学对于传承中华文明以及提高人们文化素养的意义，宣示中华心学源远流长。

本成果以理论架构而非历史叙述的角度研究早期儒家的王霸之辨，总结王道霸道的主要内容，梳理王霸之辨所关注的思想主题，分析其思想逻辑架构，探究王霸之辨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及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影响和意义，并以现代政治哲学的视角分析其理论得失挖掘王霸之辨的积极意义，使其展现出思想的活力，以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智慧，借鉴于现代社会政治文明建设。

《当代儒学》（第14辑）是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主办的儒家思想理论辑刊，每年出版两辑。本书所称的“当代儒学”，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儒学复兴中所出现的新的儒家思想创造、新的儒学理论形态，旨在回应当今时代的呼唤、解决当今社会的问题。通过对当代儒学的研究与评介，推动儒学复兴、中华文化复兴；着眼于儒家的“活的思想”，推进当代儒学的思想原创、理论建构，推出当代儒学的重要学派、代表人物。

《论语》为儒家经典著作，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之书。历代对《论语》解读注释之书，浩如烟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汇集前人对《论语》的注疏、集解，博采众家之长，力求融会贯通，解证更加精当独到，如其所云：“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

《李锦全文集》第二、第三卷主要收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个案研讨的文章。即是说，对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有一定地位的人物，研究他们的个案思想。我写的多是“门票”文章，因为参加学术会议，总得带篇论文入场参加讨论，这就等于入场的“门票”。学术会议总有研讨的主题，参加会议的论文总是根据这个主题发表意见。另外，有的虽不是参会文章，但多是当时学术界研讨中有分歧的问题，我发表文章提出自己的观点，也欢迎读者批评。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但孔子思想有包容的一面。这对儒家思想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有重大的影响。《论孔子思想的包容性与中国儒学的发展》一文即对这方面内容展开讨论。 对孟子“仁政”思想的评价和独立人格精神，学术界的研讨可能分歧意见不大，但对他思想的历史命运和社会效应，似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还有与荀子思想的比较，我认为孟重内圣，荀重外王，而各擅胜场。这是在“孔、孟、荀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中提出的观点，似可提供讨论。 从孔孟到程朱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我认为在发展过程中有双重价值效应。还有封建社会的“三纲”，有人认为是法家韩非的主张，与孔孟之道无关，我提出质疑以供讨论。 贾谊、司马迁虽遇到所谓“明主”，但最终仍成为悲剧人物。特别是太史公的不幸遭遇，有人认为是咎由自取，我则认为是武帝不公。在传统文化中怎样看这个问题，可供讨论。 董仲舒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是个标志性人物。我认为董氏的“天人感应观”仍是正宗神学思想，但也有说他的自然观是唯物论，政治思想和哲学体系都是进步的，我对此表示质疑，收录的这几篇论董学的文章可供讨论。 陶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公认为大诗人，但我这里谈的是他的自然观和人生哲学，这可能是一个引起研讨兴趣的新课题。 慧能是佛教徒，我参加过几次慧能思想研讨会。因慧能在禅行生活中将禅宗进一步中国化，故本书相关文章主要探讨慧能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韩愈、柳宗元、苏轼属古文运动中的“唐宋八大家”，但这里不是谈他们的文学成就，而是谈他们的仁民爱物思想和人生旨趣，这在传统思想文化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宋代哲学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代，主要是吸纳佛道思想将先秦儒学进行哲理化的过程。这部分内容我在《试论宋代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做综合表述。 宋代哲学有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闽（朱熹）等学派，这里收入《论周敦颐 对儒学哲理化的历史贡献》和《从洛学与关学的比较看二程思想的地位》两篇参会论文，对濂、洛、关三家思想进行对比评述。 游酢是程颐的及门弟子，因晚年好佛，有人批评他为程门的罪人，这是一场学术公案的争论。 《游酢对佛学的研究会成为程门的罪人吗？——从二程与游酢对佛学研究比较说开去》一文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书院教育与理学学风——论张栻的教育思想》，这是参加“纪念岳麓书院创建101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文中探讨了有关宋代书院教育的思想，可供今日参考。 对朱熹思想的研究，因为参加这方面的研讨会比较多，故参会文章涉及面比较广，主要有两篇——《朱熹对儒家思想哲理化的贡献》和《还朱熹思想以本来面目——兼论朱熹理学的历史命运》，可以研讨。 《朱熹理学的历史命运与陈献章的思想关系》，文中认为陈献章的白沙之学是明代朱学到阳明学之间的转折点。国内已出版的中国哲学思想史及相关教材中很少谈到这个问题，似应补上。 陈白沙哲学的性质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在广东学术界有过几次争论。这里有两篇是20世纪50年代参与讨论的文章，陈白沙创立江门学派，与传人湛若水（甘泉）合称陈湛学派。但两人在“静坐”问题上的看法亦有分歧，也可以提供讨论。 朱熹理学在明代中后期虽受到白沙、阳明“乱道”的影响，但在国内仍成为官方哲学，并对朝鲜、日本产生影响。李退溪（1501—1570）是16世纪朝鲜李朝的重要思想家，他的思想源于中国儒家特别是宋朝的程朱理学，至今仍受韩国学术界的重视，至今仍设有“退溪学研究院”和“国际退溪学会”，还举行过多次关于退溪学的国际学术会议，这里收入的就是参加研讨会的论文。 陈献章稍后，出现两个颇具特色的思想家。在过去出版的中国哲学思想史书中是名不见经传，但我认为可以比较陈献章与这两人的思想的异同。海瑞是个有名的清官，我认为他的哲学思想对朱、陆有承传与扬弃，这是别人未曾谈过的看法。至于李贽这个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致死的“异端之尤”，我认为他的人生价值取向是“绝假纯真”，而并非“离经叛道”，应该替他推翻这个历史“罪案”。 晚明社会由于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此相应也逐渐出现早期的民主启蒙思想。王夫之与黄宗羲提出带有反对封建专制君权的“公天下”主张，特别是《明夷待访录》一书对晚清变法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宋明理学是重内圣轻外王，明末国变时空谈心性的学风受到谴责。李颙主张以下学、上达、坐言起行来纠正空虚的学风，导致顾炎武、颜元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有称之为反理学思潮的兴起。到戴震批判宋儒“以理杀人”，成为后来五四运动中批判礼教吃人的先导。 清代前期有所谓的“康乾盛世”，封建统治一度加强，理学仍居于官学的地位，但嘉、道后国势渐衰，鸦片战争失败后更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由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有称之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个时期思想界的变化，由于清王朝被迫打破闭关锁国的政策，所以一些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开始开眼看世界，龚自珍也看到当时社会危机严重，提出“自改革”的主张。这里收入讨论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思想的文章可以参考。 不过，作为近代哲学思潮主流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出现还要晚一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约于19世纪70年代诞生，1898年戊戌变法前作为政治革命的先导，这个阶级已在形成自己的哲学。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就是这方面的思想代表，他们用哲学为维新运动服务。由于戊戌变法失败，资产阶级革命无法取得成功，就转而采取暴力革命的办法，以求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章太炎和孙中山的哲学理论就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旗帜。 不过，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在处理自然科学、政治与哲学的关系时，都具有矛盾两重性的特点。本文集收入的《试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矛盾的两重性》一文就对此做出全面的论述。 中国近代的思想变化因处在今古杂陈、中西交汇的情况下而显出多样性。如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习西方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康有为利用托古改制的形式来推行变法维新；梁启超则提出“以复古为解放说”，借欧洲的文艺复兴来论证中国近代的解放潮流。进入五四运动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进入现代思想史阶段，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仍会产生各种不同派别和不同观点，如有马克思主义革命派，也有自由主义西化派，还有坚守传统旧文化的保守派。本文集中收入的《陈寅恪先生治学的精神风貌》是一篇参加研讨会的论文。关于陶渊明归隐的问题，陈寅恪与梁启超的争议成为一场学术公案。本文集收入的《青史凭谁定是非——小议陈寅恪与梁启超的一场学术争论》一文阐述我的评论意见。 刘节是清华研究院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几位大师的学生，基本上被归入保守派。杜国庠、郭沫若、侯外庐、杨荣国等人都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虽然对先秦各家，如孔、墨、老、庄等思想的评价不尽相同，但都可以归入革命派。本文集收入的几篇文章可供参考。

《李锦全文集》第九卷收入《岭海千年第*相——张九龄》和《海瑞评传》两部论著。张九龄是较早开发影响岭南文化的人物。但他不是书斋学者，而是千秋金鉴、一代名臣，明代海南人邱浚写有《寄题张丞相祠》诗二首：“岭海千年第*人，一时功业迥无伦。江南入相从公始，衮衮诸贤继后尘。”邱浚对张九龄的历史定位，称他为岭海千年第*人。张九龄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宰相，也是历史上岭南籍的第*个宰相，不但时间*早，而且他的道德、文章、才识都为后来岭南的名臣所不及。所以邱浚的第二首诗，说“谁知岭表千年后，公向中州出一头”，这样定位看来还是可以的*如果从先秦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标准来衡量，张九龄都应当得到高分，他在朝臣中表现出的道德操守是无可非议的，至于用人亦有失误并非为他个人的私利，比之朝廷大政用人的争议，如导致牛仙客误国，李林甫祸国，以至安禄山叛国的灾祸，都是由于玄宗不听九龄的劝谏而自尝苦果的。玄宗在位时不听这位贤相对国家大事的谏议，到避乱入蜀时才想起九龄的“先觉”，在“褒赠”诏书中称九龄为“辅相之臣，生则保其荣名，殁乃称其盛德”，“谠言定其社稷，先觉合于蓍策，永怀贤弼，可谓大臣”。这种表扬当然于事无补。据说当时玄宗还写下两句：“蜀道铃声，此际念公真晚矣；曲江风度，他年卜相孰如之！”当年拒谏，后日追思，确实有点“真晚矣”，但人世间是没有后悔药的，后人张维屏写的诗作：“若使早依《金鉴录》，*尊何至《雨淋铃》。”这不过是对玄宗入蜀时的狼狈相，徒增追忆而已。其实张九龄并不是专职谏官，他的定位应该是外王方面的经世致用的名臣，是务实的治国人才，他在职期间，推行选贤任能的用人政策，提出革新吏治的政治主张，推行仁德治国的王道信念，实施发展生产、便利交通的经济举措。九龄治事取得的效益并非为他的功名成就和个人私利，而是如王维在《献始兴公》诗中所说：“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这里称赞他不计较个人恩仇，坚持按原则办事，一心为公，为人民谋利益，这才是大君子的形象。唐朝是个诗国，九龄也是个有成就的诗人。但由于他的政治家身份，匡时济世的政绩掩盖了诗名。他亦不以诗人自居，作诗只是副业。但他晚年提携王维、孟浩然两位诗人，所写诗作虽然不多，但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说：“今观《感遇》诸作，神味超轶，可与陈子昂方驾，文笔宏博典实，有垂绅正笏气象，亦具见大雅之遗。”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陈子昂、张九龄“独能超出一格，为李（白）杜（甫）开先”。这些评价，正说明九龄在开盛唐一代新风中的积极作用。笔者在书中对九龄在内圣外王之道的人生成就中做了评述，还写了“天人关系的哲学沉思”和“人生感遇的诗国心声”，对他的哲思和诗艺做了研讨，这对他被列入历史文化名人，应是更符合实际，并期望得到读者的关注。本文集收入了另一部著作《海瑞评传》。海瑞和张九龄近似，都是属于政治实干家一流，所以将两人合在这一卷文集中。海瑞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他与宋朝有名的清官包公相比，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声誉似稍逊于后者，但也享有“南包公”的称号。海瑞四岁丧父，母亲谢氏守节抚养，从小就对他灌输儒家的思想教育，口授《孝经》《大学》《中庸》等篇章，稍长大后还为他寻求明师，使他能成为明礼义的治国良臣，海瑞后来讲到母亲对他的影响，谓其“持家有纪法，教子有义方，律身以正义”。由于母亲的言传身教，海瑞在青少年时已很注意个人的身心修养。当他从私塾转到郡学读书，适逢郡学考试，他写了一篇《严师教戒》（也称《自警词》），自己在神前立誓，表明一辈子对人生的态度。他这篇《自警词》大意是：他认为人生在世上，不能白活着，而要按照圣人的教导来要求自己。人活着不需要中科举、做大官。比如做府、县官容易弄钱，还有华堂美女，对此是否动心？在金钱世界中，能否不受影响？做人是否言行一致，还是只说空话，不干实事？自己有没有趋炎附势或欺世盗名，有没有文过饰非和存在各种私心杂念？他认为人穷不值得羞愧，品德不好才是污点。上面那些只要沾上一条，既亏待自己，更有辱祖先。自己若是犯了任何一条，不如早死为好。像这种自说自话的神前发誓，有的人可能说过就忘了，但海瑞确是一生遵守这篇《自警词》。他不但自己不做坏事，还反对社会以至官场上的歪风邪气。他一生坚持正义，直道而行。如他初出仕任福建南平县教谕时，上司下来视察县学，两个训导在两边跪下迎接，但他却挺立在中间，只是拱手为礼。当时三个人中间站立，两旁跪下，很像个“山”字形的笔架，故世传“海笔架”先生。由于海瑞在接待视学官时不肯下跪，当场被责问行的是何等礼。他抗声答应说是“宪纲礼”。所谓“宪纲”，是《明会典》中定下的《学规》，有司官到儒学中，“学官无跪礼，惟揖请拜”。这一条规是明太祖洪武年间定下的，因为儒学是教官代表孔子施教的地方，应保有师道尊严，所以在明伦堂中，无论多大的官来视察，师生只是作揖迎接，并无跪礼。但这种规定在明中叶后，士风日坏，即使身为教职的学官，也是自贬士气，屈身随俗，也就是海瑞说的“舍礼以媚人”。海瑞这种刚直的作风，虽是有点惊世骇俗，由于他是一生按照儒家礼法行事的人，从不违背早前立下的誓言；但他又不是一个独善其身只求自保的人，他在少年时已立志“必为圣贤，不为乡原”。对这个污浊的世界要进行揭露和斗争，不做孟子所批评的那些“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德之贼”。他一生直道而行，在南平当教谕时不向视学官以至按院屈膝，任淳安知县却智斗权臣鄢懋卿，到京城当一个六品的主事官却敢于上书骂皇帝。在当时“自分必死”的情况下依然批评当时的朝政，说“今之医国者只一味甘草，处世者只两字乡愿，古治之盛，何由而见”。他认为当时朝臣中无人敢担当国政，只是随俗浮沉，而深表遗憾。由于海瑞不怕死，皇帝反而没有杀他，奏疏传出后，“一日而直声震天下”。他坐了10个月的监牢，老皇帝死了，新君将他释放复职，几年后当上应天巡抚御史。由于他为民请命，在摧折权贵的斗争中，因受到诬陷而被迫引退。海瑞居家候用16年，到72岁时才得以被起用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又转为吏部右侍郎。由于南京是陪都，所任官只是闲职，并无实权。但由于海瑞的声望办了一些善政，继续发挥爱民的作用。上面只是概括讲述海瑞一生的精神风貌，也就是说的为人。但是，他的一生行事总是有他思想的支配，书中再分章剖析他的政治、教育和哲学思想。如培养立身行教的致用人才，主张人法兼资的立国政策，重本培元的重民意识，求真求实的认识方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都构成海瑞思想的系列特色，读者看过全书后可以多加评议。

《李锦全文集》第八卷收入《陶潜评传》和《现代思想史家杨荣国》两部论著。 《陶潜评传》是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一部。匡老在该丛书序中说，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选取200余人作为传主，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显示出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该丛书凡200部，已经出齐。由于匡老对中国思想家的定性和定位与学术界流行的看法不同，入选的传主很多不是公认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等书中的人物。而我选做《陶潜评传》和《海瑞评传》两个项目，有些人觉得不太好理解，说我在60岁高龄之后，为何放着驾轻就熟的“传主”不写，反而去捕捉两个“门外”人物。可能大家都知道我多年从事中国哲学思想史的教学研究工作，所谓“驾轻就熟”就是孔、孟、老、庄、程、朱、陆、王这些人，我不选做这些“传主”的评传，反而找个大诗人陶潜、大清官海瑞这种“门外”人物，可以说自讨苦吃了！我选这两位被认为是思想史中的“门外”人物，写起来确是有点费力不讨好，但反过来觉得比写“驾轻就熟”的思想家有意义，因为有“新”问题可以讨论。由于陶潜生活的年代佛、道二教思想十分流行，佛家力言形尽神不灭以明因果报应，道教则鼓吹人能长生久视而求做不死的神仙，而陶潜反对这些宗教神学思想。因此，陈寅恪认为陶潜的家世虽信仰天师道，但他反对“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的旧自然说，而提倡“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的新自然说，从而将陶潜定位为大思想家。陈老称陶潜为大思想家，似乎有点过誉。对“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的所谓新自然说，虽然否定当时流行的神仙道教旨意，但也只是复归于先秦道家的运化自然。当然也不能说他的思想全归于老庄，基于他对自然界事物和人的形体与精神关系的观察，在《形影神》一组诗中，他坚持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元气自然论观点。陈寅恪、梁启超、周勋初、逯钦立、郭维森、包景诚等对陶潜人生哲学的评价，虽然各人的着重点和具体论证不尽相同，但都说到他服膺自然、反对佛道迷信的玄学自然观的形成。我认为，陶潜的元气自然论更接近王充，具有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社会人事变化的科学原因，那么对人生的贫富贵贱、死生祸福，就很容易陷入自然命定论，也可以称为宿命论。人生的际遇冥冥中似受到司命之神所支配，唯心主义的宿命论从实质来说也就是通向了有神论。因陶潜的人生际遇，思想上存在这种局限，他不信佛道鬼神，但对人生际遇无力应对，只好乐天安命，度过一生。陶潜身处之乱世，是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世风日下的社会，那些“怀正志道之士”“洁己清操之人”当然难以立足。他是不合时宜才辞官归隐，只好顺应自然，“固穷守志”而终其一生。正因为陶潜为人真性情，并无伪饰之处，故元遗山《论诗绝句》评陶诗有“豪华落尽见真淳”之句，叶嘉莹为此写过专文，论他是诗如其人。我的这部《陶潜评传》属于思想家评传，重点是论其为人的思想，先知人论世才能了解其真情诗作，由人的思想表达创作出诗文，才是诗如其人。后世文士写下拟陶、和陶的诗不少，只能形合而神离，高才如苏东坡，他追和陶诗，总不能使人满意。因此，有议论说陶诗实质上是不可学，亦不能学。不了解陶潜为人的思想，是学不来陶诗的，试读我这部评传，不知能否有此体会。《陶潜评传》后面链接有三篇评论文章，可供读《陶潜评传》时对照参考，同时欢迎读者对《陶潜评传》发表评论意见。本卷还收入另一部著作《现代思想史家杨荣国》，这原是列入“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中的选题，写作要求和“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不同，无须对传主的学术思想做出研究性的评论意见，而是作为文化名人做通俗性的介绍。这里将杨荣国定位为现代思想史家，因他是生活在现代的学者，业务上是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书中主要介绍他这方面的情况。至于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和得失，书中还留有空间供读者评议。我这部著作是用传记式的写法，结合时代背景，比较客观地叙述杨荣国的生平活动，他从抗日战争后期开始在大学任教，对其生平活动的是非得失，我没有过多评论，读者可以各凭自己的认知再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