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历代学人必读的经典书籍，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本根。今天，我们要继承、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陶冶世人的道德品质，研读《周易》应当是大裨益的举措之一。宋儒程颐说过：“《易》道广大，推远则无穷，近言则安静而正。天地之间，万物之理，无有不同。”又说：“《易》之道，其至矣乎！圣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德业也！”（《河南程氏经说》这既是前哲对《易》道的极力赞美，又体现着读《易》的崇高宗旨。本书以清代武英殿刊刻的四卷本《周易本义》为底本，经传卷次一依其序。对原文偶有校改处，均注明依据。至于书中的“题解”、“注释”、“译文”、“综合”各部分内容，恐难免有疏舛之处，惟盼同道学者有以正之。倘若初涉易学的读者能从中或多或少悟得《周易》思想之内涵所在，则是笔者的莫大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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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介绍先秦时代伟大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记述其卓然不群的生平经历、探讨其故里，并就其奠定我国思想文化基础的《老子》文本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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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一部著作。较为完善的校注本，直到清代才有卢文弨校本，凌曙注本。宣统年间，苏州苏舆兼取卢校凌注，和前人研究成果，成《春秋繁露义证》。本《春秋繁露译注》以卢本为底本，参照《义证》校注。标点则基本以钟哲的标点为准，有些地方根据笔者的理解做了改动。本书译注的原则是：一、注释从简。因为后有译文相从，注释力求从简。文中涉及的历史事件繁多，如果件件作出详细注释，势必有冲淡原著之嫌，所以一般不作注释，若欲深入了解的读者，可参照《春秋》和三传。二、译文取直译，但有时直译语意不达，就采取直译与意译结合的方式。

《鬼谷子谋略（顺应时势知权善变的四十二术）》是苏秦以战国时代的七国为对象，以游说合纵之策的经验为基础，总结对各国外交权术与谋略的秘诀，反省检讨自己失败与成功的经验，就自己所实行的外交谋略加以整理记述而成的一部外交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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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在名实关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主张以实正名，名副其实。墨子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片面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墨子的世界观中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强调“非命”、“尚力”，认为决定人们不同遭遇的不是“命”，而是“力”。他指出，“赖其力而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充分肯定“人力”在社会生活与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墨子又肯定“天志”和“鬼”的作用。他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宣扬“顺天意者”，“必得赏”；“反天意者”，“必得罚”。他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就是“顺天意”，“别相恶，交相贼”就是“反天意”。他又认为，鬼神能“赏贤而罚暴”。他把天鬼的意志和百姓的利益说成是一回事，认为天鬼是专门为万民“兴利除害”的，这实际上成了墨子所操持的工具。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佚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而人民则要服从君上，做到“一同天下之义”。墨子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墨子》一书中，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墨子最早提出名实必须相符的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墨子译注》是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清光绪年间由浙江书局辑刊的《二十二子》本为底本，参照其它版本整理成书的。全书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其中节用下第二十二、节葬上第二十三、节葬中第二十四、明鬼上第二十九、明鬼中第三十、非乐中第三十三、非乐下第三十四、非儒上第三十八已佚，第十卷经与经说四篇因为内容是互为解释的关系，所以将经上与经说上、经下与经说下合起来对照整理，以方便读者。

扬雄（前53-后18），一作“杨雄”，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人。西汉后期著名学者，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扬雄从小勤奋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口吃不能剧谈，喜欢潜心思考。为人简易清静，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邀名当世有大度，非圣贤之书不读。曾从严君平不，通《易经》、《老子》，善辞赋。年轻时，曾一度钦慕屈原司马相如的辞赋。他以司马相如的赋为范本，写了不少华丽的辞赋，传至京师，为汉成帝所喜，召为给事黄门郎，与王莽、刘歆、董贤等为同僚。以后认为辞赋不过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法言·吾子》），转而研究哲学。他认为，“经莫大于《易》”，“传莫大于《论语》”，于是就模仿《周易》写了《太玄》，模仿《论语》写了《法言》。还撰写了《训纂》、《方言》、《苍颉训纂》等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著作。王莽篡权后，扬雄为中散大夫。但他不愿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甘愿寂寞，不参与朝政，在天禄阁校书，同时自己埋头著书。尽管如此，扬雄还是没有逃脱厄运。由于刘歆之子刘为了讨好王莽，伪造了一道“符命”（即谶纬）进献给王莽，不料却坏了王莽的计划，于是被流入，“投诸四夷”。刘曾从扬雄学过上古文字，这就牵连到扬雄。治狱的使者来天禄阁抓扬眉吐雄，扬雄跳阁自杀，未死，后得免。以后一直默默无闻，七十一岁而死。扬雄思想的代表作是《太玄》和《法言》。《太玄》是他表达自己宇宙论、本体论哲学思想的著作。就《太玄》的结构和形式而言，是一部模仿《周易》而作的半哲学增筮占之书，既有《经》也有《传》。但扬雄还是有所创新，如《周易》用奇、偶二分法，《太玄》则用奇、偶、和三分法；《周易》注重以卦象判吉凶，《太玄》则主要以数来断否泰，等等。《太玄》核心思想是建立了一个以“玄”为宇宙万物的本源的哲学体系。《法言》则是扬雄表达自己人性论、伦理道德、政治学说等思想的著作。扬雄撰写此书的目的，在于捍卫和发挥正统的儒家学说。在形式上，《法言》模仿《论语》，采用了问答体。就其内容而言，扬雄在书中确立了尊儒宗孔的思想，认为“通天、地、人曰儒”（《法言·君子》）；唯有孔子之道是“关百圣而不惭，敝天地而不耻”（《法言·五百》）；孔子、周公之道皆为治国兴邦、修身论学的最高理论。主张为学者要崇本抑末，追随周、孔的思想；又指出，诸子之学异于孔子，只有孟子、荀子不异，所以孟、荀要高于诸子，一切学说都应该以孔子为依归，“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法言·吾子》）。在人性论方面，扬雄提出了“善恶混说”，认为人通过修身可去恶兴善（参见《法言·修身》）；在伦理学方面，提出了儒家的“孝”道是做人的最基本准则，“孝，至矣乎！一言而该，圣人不加焉”（《法言·考至》）。<

片断：经君子治学宗旨，在于认识自然，在干涤污自新，在干达到完善。完善，而后能走向；定向，而后能无妄；无妄，而后能安分；安分，而后能虑成；虑成，而后能完善。（注：区别两个完善，前者，知道完善；后者，成就完善。）万物都有本末，过程都有终始；懂得来龙去脉，就能接近宗旨。古代，要想认识天下，先要治理国家；要想治理国家，先要规范家庭；要想规范家庭，先要修养自身；要想修养自身，先要端正思想；要想端正思想，先要诚实无欺；要想诚实无欺，先要懂得完善；要想懂得完善，先要正确认识。（注：诚实无欺，是指不要自欺。）正确认识，而后懂得完善；懂得完善，而后诚实无欺；诚实无欺，而后思想端正；思想端正，而后修身自觉；修身自觉，而后家庭规范；家庭规范，而后国家治理；国家治理，而后天下太平。从天子到庶人，无一例外的，以修身为本。期望乱本而治末，必然自取否定；以薄其厚者、厚其薄者为能事，是不可能到达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