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理学”批判的批判》为核心，以“贞元六书”为标志的冯友兰“新理学”，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比较自成体系的哲学理论。然而，这套理论却遭到学者全方位的批判。本书反观和梳理这一场浩大的哲学批判的内容，有一定的理论启迪。

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成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本书为文化部前部长、著名作家王蒙近几年关于文化自信的研究成果的合集，全书共分为四部分，一部分为综论，第二部分为文化自信的历史经验与责任，第三部分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第四部分为面向世界的文化自信。该书很好地对文化自信进行了阐述，是广大读者学习贯彻中央精神，增强文化自信，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动读物。

“道”曾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揭示终极的本体存在。《礼记·中庸》提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者，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贵和尚中形成了中国儒释道文化“有容乃大”的和谐包容性，使其源远流长。在现代中西方文明交流碰撞的今天，更需研究中西文化深层交流以及传统文化的创造性更新与转化的问题，姜宗强主编的《中和论道（第1辑）》便是此项探索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本书分专题探讨了笛卡尔、海德格尔、阿伦特哲学的核心思想，也探讨了《论语》中的人生智慧，儒家道德形而上学，并对希伯来文明中的《约伯记》、希腊文明中的《俄狄浦斯王》、屈原的《天问》《离骚》中的苦难、悲剧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本书是多位专家学者针对上述问题的演讲及师生互动问答的汇集，形式新颖，语言生动，深入浅出，是有兴趣探索中西文化、哲学、宗教比较及会通问题的读者的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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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重点研究了王阳明居黔时期形成的心即理、知行合一等主要观点，探讨这些观点的形成原因、具体内容及意义；同时，对王阳明《五经臆说》之残篇进行研究，以期对阳明思想有更为全面的把握。从王阳明被贬赴黔起，到离开龙场止，尽可能地弄清王阳明居黔活动的相关历史问题，如赴黔时间、居黔时间、离黔时间及原因，在龙场及贵阳的讲学情况、在龙场的生活状况、被贬时龙场驿的情况，试图*大可能还原王阳明的居黔活动状况，以期对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形成原因有更为清楚的了解。

湖南省湘学研究院以弘扬湘学研究、推进文化强省为宗旨。通过整合省内外、靠前外的研究力量开展湘学研究，从而达到宣传湖南形象、扩大湖南影响、培养一代湖南新人的目的。作为湖南省湘学研究院院刊，《湘学研究》希望成为研究湖南的新平台和宣传湖南的新名片。既有代表湘学优选水平的前沿学术成果，也有激励人心的湖南历史文化的知识普及。

本书基本囊括了刘静窗先生存世文稿，以及与熊十力、张遵骝、蒋维乔、应慈法师、长子刘述先等人的通信。不仅保存了一位哲人、文化大家的哲思文稿，亦可考见相关史实及追踪许多学者、文化名人的思想轨迹。

本書系南宋王宗傳所作《易》傳，是宋代理學興起后以心性釋《易》的代表作。全書三十卷，本次整理以南宋開禧元年（1205）刊本為底本，以通志堂本、四庫本為校本，并參校了四庫薈要本。（宋刊本所缺之卷二十三、二十四則以通志堂本為底本）。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任公）先后编纂了三种关于传统的修身方面的书。此三书既是梁启超本人用以自修的随身札记读本，也是任公用以推行公民德育的指导书。考虑到梁氏编纂这三种书思路的连贯性和紧密性，取名“梁启超修身三书”。其中《曾文正公嘉言钞》是从曾国藩的书札、家书、家训、日记、文章中摘录有关修身内容汇编而成，时加按语提示，书末另附有曾国藩部属和学友胡林翼、左宗棠的名言选辑。自1916年编纂后，十年间每年一版，可见此书之风行。

编者前言　梁启超（任公）身跨政、学两界，名满天下，著述宏富，于当时后世影响巨大。然而，在今天很多人心目中，其形象却飘忽不定，以致有研究者称其人多变无恒守，其学多面无统绪。其实，任公一生跌宕起伏，其行动主张固然多所变更，其中却有一以贯之者；其学问涉猎极广，多所开创，其中确有统摄全局者：其一贯、其统绪正是中国传统的修身之学。而这一点被我们大大地忽略了。梁任公的修身之学奠基于万木草堂时期，深化于戊戌变法之际，确立于游历美洲之后。政治行动的挫败，促使他从政、学两方面深入反思：为政者缺少修身工夫，则内心无主宰，行动无根柢；为学者如无修身工夫，则知识愈多，愈为作恶的工具。他总结清代以降的政治：曾国藩走的是“道德改造”路线，从改造自己做起，然后砥砺朋友，找到一个是一个，终于开创了一片新天地；继之而起的李鸿章转而走“功利改造”路线，以功利为本位，专奖励一班有才能而不讲道德的人，政局无可避免地衰敝下去；袁世凯则更以富贵为本位，变本加厉，明目张胆地专门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做爪牙，天下事遂不可收拾。这种风气蔓延到社会上，“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他留下的残馀，根本去刬除”（《梁先生北海谈话记》）；表现在教育上则是“智育日进，而德育日敝”（《节本明儒学案》眉批）。概括言之，政治、社会的败坏在于重功利而轻道德，轻道德的根源在于传统修身之学的衰落。1903年之后的梁启超，其自立立人的宗旨确立为以道学统驭科学，以德育统摄智育；德育的内容则为先私德后公德，即以传统的道德学问为本；德育的方法则是从个人修养做起，推己及人，即回到传统修身为本的正路上去。此是任公的“晚年定论”，是他此后巡回各地演讲和参加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初衷，也是他编撰和出版《德育鉴》《节本明儒学案》《曾文正公嘉言钞》三书的原由。不幸的是，梁任公当年的大声疾呼并未改变历史的进程，其对前途的担忧早已成为现实：那之后的政治改良固路漫漫其修远兮，今日学界之腐化堕落亦有目共睹，学校则适成为“贩卖知识杂货店”（《为学与做人》）。然则任公之努力果无意义乎？ 修身三书的出版，当时就深刻影响了一批士子如蔡锷、徐志摩、梁漱溟的人生道路，谁说不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改变了历史？任公有诗云：“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今天重印是书，名之曰《梁启超修身三书》，固在继承先生之遗志，亦以还任公真面目与世人。三书之所由作，乃为修身实践作指导，一面总结了修身之学的道理和方法，一面结合任公自己的亲身体验，谆谆提醒工夫的要点。惟愿有缘读是书者，如任公所期望，真实做修养工夫，幸勿以思想资料视之！刘海滨2016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