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即建立国家的时候，保留了氏族血缘关系，形成了“家国一体”的模式，走了与西方古希腊不同的发展道路。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这里论述了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必要性。

《张栻的思想世界》对张栻生平和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并对张栻与胡宏、朱熹等时贤的思想渊源，与当时佛学的关系，对后世理学的影响等进行辨析，对于推进张栻和宋明理学的研究有积极的意义。

《王阳明与吉安：江右王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的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王阳明与庐陵、王阳明与江西、王阳明与贵州、王阳明与福建的关系及其在这些省域的足迹进行了梳理，对王阳明及阳明弟子、再传弟子的思想内涵、特色和阳明心学的传播进行了深入讨论，特别对王阳明在吉安的行迹、阳明心学在吉安的传播以及如何开发、传承与创新阳明文化进行了探讨。《王阳明与吉安：江右王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对于进一步深入探讨王阳明及其心学体系有一定的价值。

《庄子》既是一部承载中华文化精神的优秀经典，也是一本构建华夏传播学的重要文献。其经典价值就在于它能为中国人的内在心灵超提供思想资源，无论是“庄周梦蝶”，还是“吾丧我”的齐物论，抑或是“一抟九万星”的逍遥游，都展现出庄子的真境界、大格局。《庄子》倡导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纯真人际交往观，诚为世人的“去累之方”，而“道莅天下，以德相通”的观念正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读懂《庄子》，就不能透彻领悟本土传播学“心传天下”的独特气质。

《大学》和《中庸》是儒家的两部重要经典，是光耀千秋的文化瑰宝，对古代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其中众多的妙语佳言包含着极为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大学中庸选译》（汉泰对照）精选《大学》中具代表性的33则，《中庸》中具代表性的67则，共100则，精确释析，汉泰对照，并配绘50幅精美插图，为泰语人群阅读《大学》《中庸》提供一个优质读本，实现中华文化的良好传播。

《东方哲学》是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市道德文明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主编的连续性学术集刊，受上海市高峰高原计划（I类）建设计划/哲学规划项目支持。 本辑主要内容为“名家讲坛”“先秦哲学研究”“宋明哲学研究”“近现代哲学研究”等。

《老子》又名《道德经》《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当代对其作者和成书年代有颇多争议，多数学者认为成书于孔子、墨翟之后，不晚于庄子，即在战国中前期。其书非老子亲著，但基本上保留了老子的学说，其中也夹杂有后人的文句。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与孔子大致同时代，生卒年不详。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曾做周朝藏书室中管理图书的史官。《老子》中《道经》在前，分三十七章；《德经》在后，分四十四章，共八十一章。各章从不同角度围绕“道”展开论述。文句长短不一，多有对偶句，以古音读之，大致和韵。《老子》先把一道一作为天地万物存在的本质。书中还包含极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认为天地间万事万物存在相互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并由此树立了一个辩证法体系，对历代思想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对中国文学、政治、军事等方面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庄子》又称《南华经》，古代哲学著作，庄周及其后学者所撰。《庄子》一书成书具体年代不详，为先秦古籍。庄子，姓庄名周，字子休，号南华仙人。生卒年月不详，战国时期睢阳蒙县人。曾做蒙地管漆园的小吏，后厌恶仕途，隐居著书。庄子反对儒、墨两派，推崇老子学说。所著《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学说，在宇宙观、认识论和人生观等方面，都提出了系统的理论观点。后世把老子和庄子并称一老庄～，他们的哲学思想也成为一老庄哲学～。目前所传《庄子》共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一般认为，内篇界限比较明确、严格，自成一体，是庄子自著，其中《逍遥游》《齐物论》《大宗师》三篇能集中体现庄子的哲学思想5外篇和杂篇大多出于庄子门人及后学之手。《庄子》以“寓言”“重言”“卮言”为主要表现形式，全书以内篇为核心，自成体系。《庄子》与《周易》《老子》并称为“三玄”，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由于道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也成为人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之一。同时，它在中国文学史和自然科学发展史上也有重要的影响。

《研究》的主要观点是：一，《集解》注疏，在体例上秉承裴注，在理念上以援引为先。这是《集解》注疏的主要特色与胜于前人之优长所在。在具体工作中，《集解》将主要精力放在史实补充与辨正上，不以音韵训诂、经史互证为特色，突出地彰显了史家的本色。在总结前人成果时，《集解》坚持援引征实，不求文必己出，对《三国志》原书与裴注、其余历代文献中与三国史有关的资料和历代研究者的考辨与论述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纂辑，是《三国志》与三国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亦是当时成就高的集解体史注作品。第二，在该书具体研究的《集解>考释之地理、史实、职官三个部分中，以地理考释成就高，史实次之，职官相对较为薄弱。《集解》在地理考释方面的精义纷呈，是由于卢弼的学术兴趣与专长在此，对相关问题留心已久，投入精力多，方能作出如此成果。而史实部分由于考释对象本身门类众多，牵涉广泛，情况复杂，因此在处理上存在一定困难之处，其内容良莠并存，但总体来说还是瑕不掩瑜，颇富价值。《集解》在职官考释部分相对来说投入精力较少，在考释的体例上不甚严密，且内容单薄，只是与前人的一般研究水平持平，未能有明显突破，与地理、史实等部分的考释相比较为逊色。第三，如果说《集解》的优长之处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征引浩博，辨正精审，那么其不足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全书内容轻重不均，质量参差不齐；二是征引之中时有缺漏与重复；三是观念方法较为传统，时代特色淡薄。由于卢弼在学术上并非面面精通，而是有所偏好，且在注疏之时并非平均用力，这自然会导致内容轻重失衡的问题。也正因如此，征引中的缺漏与重复现象在《集解》考释的各个部分的体现也有所区别，在地理部分主要体现为用力过度而导致的重复现象，而职官部分则是缺漏问题较为严重。至于《集解》严格遵循古典方法而较少体现时代特色，则与卢弼自身与时代学术脱节的现实，及其作《集解>志在承前的学术定位有关。第四，《集解》是一部在《三国志》研究学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注疏之作，其工作是使用传统方法进行的古典学术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研究的方法已与当时不同。虽然如此，对古籍和古典研究的整理工作却是一项历久弥新的课题，永无终结。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读者的需要与历史赋予研究者的使命也不同。

本书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划分为四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奠基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困顿与挫折时期；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末，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恢复与发展时期；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走向繁荣的时期。本书从“通论”“思想进程”和“思想人物”等方面，梳理和叙述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历程。

《王弼易学研究：以体用论为中心》从体用论和解释学相结合的角度，对王弼《周易注》中的一系列重要基源范畴进行了深人研究。这些范畴包括体用、时位、中正、古凶，寂感等，并以体用为核心，贯彻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王弼易学体用论在自然感应、社会时位、道德理想、圣人境界等方面得以多层次地展开，形成了一种涵盖范围巨大的社会行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