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为霖，生卒不详，别字雨村，广东南海县人。清咸丰元年举人。为人耿介，中举后不愿为官，隐居家乡从事讲学和著述。《易学史镜》（八卷）是清代易学史事宗的重要著作。

《东亚视域中的儒家人文学（东北亚儒学研究丛书）》为《东北亚儒学研究丛书》第三辑，全书分为“专家专栏”和两编内容，第一编为“儒学天地”，第二编为“人文天地”。共十六篇文章，以“东亚视域中的儒家人文学”为主题，分别从东亚儒学的过去与现在、东亚人文学的过去与现在两个密切关联的、互为实现手段的视角出发，以影响论、效果论、关系论为研究视域，从现当代中日韩朝比较文化研究层面，探讨东亚视域中的儒家人文学的新研究现状，以期为我国社会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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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梁启超倾注全部热情的三十场讲演：关于教育的出路，和青年的成长。这些问题依然是我们现在关注的焦点，梁启超的声音跨越了一百年，如今听来格外温暖、振聋发聩。本书全面收集梁启超关于教育和青年主题的讲演稿，时间跨度为1914年至1927年，共30篇，附录一篇。精校整理，并加前言、导读、题解、简注。梳理脉络，详解背景，深度关联历史与当下。梁启超讲演前经常不写讲稿，讲演辞多由听讲者记录而成。有传说他在打麻将时起腹稿，王森然记载： 学界常请梁先生讲演，而事到眼前，绝不作预备，而是“红中白板”声如故，同座代为着急，而先生笑曰：“予正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故每赌必输，或有劝止者，先生曰：“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较寻常苦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闻者粲然而笑。此虽是趣闻，但梁启超的才华可见一斑，所以讲演才有迷人的魅力和神奇的效果。

本书稿为明末诗僧读彻诗歌的选编和注释。以近人王培孙搜集整理的八卷本《南来堂诗集》为底本，选择其中约四分之一（约二百首）予以详细而全面的笺注。首先提炼和概括诗题主旨，并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广泛征引相关文献资料，对所涉人物、背景、思想等都作了细致考察；随后逐一对诗句中的关键字词、典故、名相进行详尽解释，引用文献非常丰富。书末还附有《苍雪大师行年考略》等文献，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作者的生平与交游。整理者以所选诗歌的文学价值及其承载的思想文化价值为出发点，通过对苍雪诗作的深入阅读与系统研究，不仅关注诗作的文学性，还深刻揭示了诗作背后所蕴含的思想价值以及与此相关的时代思潮。

通过手绘漫画和段子，陈磊（笔名：二混子）领衔的半小时漫画团队带我们读懂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  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家哲学创始人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成为后世人们推崇的“救世秘籍”；道家哲学创始人老子凭一本“述职报告”——《道德经》，阐释了以“道”为核心的自然宇宙起源论；墨家哲学创始人墨子出生底层，一生不羁，就爱和儒家唱反调，提出“十论”，一心构建和谐社会……在“职业经理人”法家的帮助下，秦始皇成功兼并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的乱世。但是大秦集团很快破产，道家和儒家轮流踩着法家上位。董仲舒的新儒学融合了各家学说，替汉武帝解决了“大一统”的问题，成了官方盖章的“企业文化”。从魏晋到隋唐，道家的风头盖过了儒家。北宋五子和朱熹实在看不下去，跳出来创立了理学，成了新一代“企业文化”的代表。到了明朝，“著名抬杠爱好者”王阳明觉得朱熹说得不对，又创立了心学……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再到魏晋玄学、程朱理学、阳明心学，让你在哈哈大笑中，不知不觉就理清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线。翻开这套书，看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的激辩与沉浮，读懂中国古代两千年的治国方针。  

本书由蒋维乔两部相互关联的著作构成。一、《佛学纲要》。此书为第一部白话文佛学入门著作。介绍了佛教的历史、教义、经典、传播等。二、《佛教概论》。介绍佛教成立的背景、经典、分派情况，阐述佛教的义理体系和修学法门，论述中国佛教十大宗派的理论特点和实践方法。

《传习录》是王阳明的代表作，也是其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是研究阳明心学及其思想的重要资料。卷上经王阳明本人审阅，阐述了知行合一、心即理、心外无物等哲学观点；卷中的书信出自王阳明亲笔，回答了关于知行合一、格物致知说的问难等，精彩地解释了阳明心学的宗旨；卷下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展现了他晚年的思想。附录部分增录了《教条示龙场诸生》《尊经阁记》《象祠记》《瘗旅文》《大学问》《朱子晚年定论》《明史王守仁传》共计7篇文章。本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王阳明作品精选集。

哲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本书从以民为本、为政以德、仁义之道、义利之辨、尊贤使能、和而不同、知行合一、盛世治理、大同理想等方面，深入分析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董仲舒、王阳明等中国古代先哲的哲学思想及其主要内容，系统论述了中国哲学中的政治智慧，探讨中国哲学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帮助党员领导干部深入了解中国哲学，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能力，学会运用哲学的思维和方法立身为政。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首屈一指的国学大师，而其早年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亦积极向东西洋学习，大量接收、引介西方思想与学术，或批判，或吸收，融会贯通，从而形成了个人的思想体系。他不但大量阅读西学、日本著述，还亲自动手翻译西方重要著作，他与曾纪泽之子曾广铨合译的《斯宾塞尔文集》即是其中之一。对此，以往学界研究较少，也影响到我们对章太炎和西学关系的认识。 本书仔细爬梳文献，对比了斯宾塞的《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的1858年版、1868年版和1891年版及1850年代年在《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原刊本，再对照章太炎的译文，正确指出章太炎翻译所据底本为1868年版，为进一步研究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斯宾塞是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严复即曾翻译《群学肆言》，将其社会学引入中国，对中国近代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就世界范围来看，斯宾塞对全球思想史亦有重大影响。而长期以来，对斯宾塞著述的译介仍显单薄，直至今日依旧如此。而且，一百多年来对斯宾塞著述的译介，也仍旧走在晚清严复、章太炎和颜永京开拓的三条道路上。理论上讲，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所包括的《论进境之理》和《论礼仪》，集中、简练地展现了斯宾塞“综合哲学体系”从观念到内涵，到政治社会思想的外延的整体面貌。可以说，章太炎选择翻译《斯宾塞尔文集》，是有眼光的独到之举。 章太炎的翻译，文笔古奥，今人多难以理解，对此，本书对章太炎的译文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注释，不仅注出古词古义及所用典故，还从章太炎的全部著述中举出与章氏用字、用词的典型例子，以与译文对照，从而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章氏译文及其行文风格乃至隐藏在其背后的思想意识。另一方面，章氏译文亦有不准确、错误及漏译之处，本书则将斯宾塞原文列出，并翻译成白话文，以兹对照。可以说，本书不仅是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的基础性研究，也是对斯宾塞思想的引介；不仅对章太炎研究，甚至对整个中国对十九世纪英国文化的理解，都会有极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