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底，教育部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了一个有各高校哲学系主任参加的哲学教育改革座谈会。会上，时任高教司司长提出，哲学系应当开设“当代中国哲学”的课程。这个意见同我的认识非常一致，我也认为我国哲学教育的突出弊端之一是脱离中国实际。因此，我还没有离开广州就下定了决心，回去之后立即着手建设这门课程。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之后，我们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哲学思考”为题，申报了国家教委“*”规划课题，并于1987年初获准立项。这个课题组一共10人（陈晏清、许瑞祥、周德丰、牛叔成、杨灿英、王南浞、李淑梅、沈亚平、漆玲），包括南开大学哲学系、政治学系、国际经济系的教师和博士研究生。课题组按照统一的编写提纲和进度要求，于1988年内陆续交出初稿，*后由我统一修改定稿。这就是本卷收录的《当代中国社会哲学》-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现代化运动是社会的整体性变动，而对社会变动的整体性认识正是哲学的任务。《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五卷）：社会哲学研究（上）》力图做到的也正是这一点。从横的维度上说，《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五卷）：社会哲学研究（上）》力求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状况及其变化的方方面面，却又不是停留于它的方方面面，而是着力抓住其基础性的东西，即把各个方面内在地统一起来的东西。这个基础性的东西就是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它的社会化生产及与此相联系的商品经济发展的状况（当时尚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是采取“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这样就可以由当代中国的经济状况去说明当代中国的政治状况、思想文化状况，把对于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认识统一起来，形成关于中国国情的具体概念。这是研究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达到对于中国社会整体性变革的认识。这种整体性认识，体现在把握了如下几个方面的统一：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诸方面发展的统一，中国社会运动的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的统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统一。同时该书还运用阶段性和连续性、统一性和多样性、宏观和微观、协调和竞争等四对范畴，对当代中国社会运动与以往发展过程不同的规律性，也做了初步的探索。从纵的维度上说，该书力求把中国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贯通起来。哲学认识的任务是揭示未来，但不是教条式地预料未来。未来的趋势蕴含于历史和现实之中。《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五卷）：社会哲学研究（上）》自觉地运用*倡导的理论、历史和现状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发展以及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国际环境等都做了比较系统的历史考察，从这种历史考察中揭示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从《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五卷）：社会哲学研究（上）》的理论意图和基本的理论内容看，可以说，它是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哲学阐释。

十年“文化大革命”，无休无止、无限上纲且多是捕风捉影、颠倒黑白的“大批判”，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理论。粉碎“四人帮”后，人们一时分不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基本理论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所争论。这时候，就哲学教育来说，*急需的是编写新的、正本清源的教科书。这无疑也是哲学教科书的改革。本卷收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修订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编写的。1979年，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编写哲学专业教材，由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承蒙老师厚爱，我也被邀请参加《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编写。这给了我一个难得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1982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决定开设哲学课，聘请我做主讲教师，这个《纲要》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基础上，作为“电大”教材由我独自编写的。“电大”也是大学，大学教材的学术水平不能降低。但因课时和远距离教学方式的局限，内容应有所删减，表述应更加通俗。这不是降低了要求，反而是增大了难度。据我多年使用教材的体会，教科书*重要的要求是准确和简洁。“准确”就是给基本概念、原理提供一个标准的解释，语言必须是规范化的专业语言，“简洁”就是简明、干净、清晰。《纲要》的编写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努力的。《纲要》虽然仍是采用传统哲学教科书的框架，但就当时中国的哲学状况来说，在具体内容和叙述方式上也还有加以改革的很大余地。在此之前我对“四人帮”哲学的批判，对“唯意志论”和“斗争哲学”的清理，都有一些研究成果可以且应当吸取和利用。例如批判“斗争哲学”的理论成果，包括关于同一性的作用、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互制约特别是具体的同一性对于矛盾斗争形式和界限的制约作用，关于同一性的范畴规定等，都应当写进哲学教科书。为了便于充分地展开地阐述这些内容，我在参加《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编写时曾提出改变以往基本上按《矛盾论》的框架叙述“对立统一规律”的方式，并由我按照这个意见为该书改写了这一章，《纲要》的这一章也还是这样写的。再如，吸取批判“四人帮”唯心论的阶级斗争观的理论成果，划清阶级斗争观上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的界限，就构成了《纲要》第十三章即“阶级、国家、革命”这一章的基本叙述线索。马克思1852年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说的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三点新贡献，特别是其中的第1点，即证明了“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讲的就是历史唯物论的阶级斗争观，它要求从社会的生产即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去说明阶级的起源、阶级关系的演变、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及阶级的消灭，等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就是阶级斗争观上的历史唯心论，如“四人帮”的上层建筑决定论。这两个例子是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两个*为重要的原理。

本卷收录了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初几年写的著作和论文，分为上下两部。这个时期，哲学上*紧迫的任务是拨乱反正，澄清理论是非，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上部“哲学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收录了《“四人帮”哲学批判》一书（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出版）和相关论文。下部“清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主要错误哲学思潮”，又分成两个部分：第1部分“清理‘唯意志论”’，收录了《论自觉的能动性》-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出版）；第二部分“清理‘斗争哲学”’，收录了几篇阐述对立统一学说的文章。仅从哲学上说，上下两部所涉问题的理论实质是一样的，且其思想脉络也表现出明显的历史联系，因此可以合成一卷；而就其同政治实践的关联来说，它们所引发和论证的问题却是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不可混为一谈，因此又必须分成两部。“四人帮”不是什么著作家，更不是哲学家，仅仅依据他们一些零散的哲学言论，是不足以判定其哲学的性质和特征的。因此，必须把对他们的哲学言论的分析和对他们政治实践的分析结合起来，并以对政治实践的分析为主。运用这种方法，我把握到“四人帮”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斗争哲学、上层建筑决定论和唯心论的阶级斗争观，而其整个哲学世界观的核心则是权力意志决定论。这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活动的哲学根据，是《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1卷）：社会大动荡后的沉思》批判的重点。同时，对作为他们理论活动的手段，并*能体现他们的作风、人品的东西，如实用主义、唯我论、诡辩论、流氓史观等，也做了必要的揭露与批判。这部著作对于深入揭批“四人帮”，清理“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理论是非，是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的，但它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这部著作的写作是于1977年初启动、1978年8月定稿的。这个时候，党中央尚未做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也就还未能把对于“四人帮”的批判纳入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总体架构，因而这种批判不可能是彻底的。在叙述过程中，涉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思想领域的一些重要事件也未经清理和甄别，仍是沿用当时被认定的说法。在话语方式上，更是深深地留下了那个年代的痕迹。《“四人帮”哲学批判》是结合政治批判而对“四人帮”所做的理论批判，虽有一定的系统性，但还是比较粗浅的。要真正实现拨乱反正的任务，还须在理论和学术的深层上推进。首先应该做的，是清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错误哲学思潮，因为“四人帮”的哲学在其主要点上是同这种哲学思潮一脉相承的，它是借势将已经发生的错误推向了*。本卷下部收录的，就是我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晚年针对某种现象曾说过“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这样的话，借他的话作为对于我们国家一个时期里哲学状况的总体描述也似无不妥。“唯心主义盛行”的突出表现是唯意志论盛行，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股唯意志论思潮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主观能动性理论的外衣出场的，因此我写了《论自觉的能动性》-书来清理这种思潮。

《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七卷）：社会政治哲学论集》收录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写作的关于社会政治哲学研究的四十来篇论文，分为三个部分：（一）哲学研究的实践转向；（二）社会哲学的兴起与意义；（三）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突如其来的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传统人文学科被迅速地边缘化。经济效益被视为衡量事物的基本价值准则，理论以及文史哲一类人文学科知识被当作一些无用（即无效益）的东西遭到了社会的冷落，哲学这类纯理论学科遭受冷落的情况更为严重。对于这种局面，我深感忧虑，于是写了“民族的振兴亟须鼓舞理论探索精神”的文章（即《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七卷）：社会政治哲学论集》收录的第1篇文章），从人们价值观念的混乱、对以往那种虚假的理论兴趣急剧衰落的现象缺乏批判性的思考以及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状况未能获得根本改善等方面，分析了当时理论兴趣低落的原因，并指出了它的危害。在这篇文章里，强调的是改造理论活动的环境，调整相关的政策。后来我意识到，这篇文章看问题表浅，没有抓住事情的根本，把造成哲学困境的原因主要归于外部环境，明显地表现了一种认识上的片面性。文章里说：“平心而论，哲学不景气的原因不能完全归之于哲学自身，但我们的哲学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未能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却是一个内在的根本性原因。”走出哲学困境的出路，是在社会的变革中实现哲学自身的变革，实现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型”。这是我们在思考哲学困境时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这是《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七卷）：社会政治哲学论集》第1部分的基本思想，讲的是转向社会哲学研究的观念前提。其他几篇文章，如讲哲学生长点的探寻、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等，都是围绕这一基本思想的。《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七卷）：社会政治哲学论集》第二部分关于社会哲学的文章，除了少数几篇是对于一些具体的理论问题的阐述，基本上都是讲社会哲学的学科观念。社会哲学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它的开创时期，澄清学科观念上的问题是必需的。对于社会哲学的学科观念的研究，主要解决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1是明确了社会哲学的学科定位，对于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中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这两个哲学维度之关系的把握，实际上是对社会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基础哲学之关系的把握，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第二是确立了以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这实际上是社会哲学研究对象的具体化；第三是确立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反对从概念出发，反对体系先行。这些基本观念在“社会哲学研究丛书”中得到了比较集中的体现，因而在收录丛书中之一部的第六卷的卷首说明中已有所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是在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理论混乱之后，为适应拨乱反正的需要所做的教材改革，是在具体内容和叙述方式上的一些更新和调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要求改革整个哲学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1985年，国家教委设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改革”的重点课题，翌年又被提升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的重点课题，由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博士点共同承担，课题组由肖前、黄枬森教授主持，由十余位博士生导师和著名教授组成。这个课题组的活动长达8年之久，*终成果是新编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肖前任主编，黄枬森、陈晏清任副主编）。我协助肖前主编做了全书的统稿工作，并直接主持了分别由王南浞、李淑梅执笔的《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三卷）：哲学教科书改革（下）》第九章、第十八章的写作。这本新的教科书无疑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中的一项重要的标志性成果，它的根本意义在于引导中国学界走出旧的哲学体系——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三卷）：哲学教科书改革（下）》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思想和主体性维度的深入阐发，在实际上是顺应了中国社会奔向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的。（关于《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陈晏清哲学文集（第三卷）：哲学教科书改革（下）》的学术成就，可参看收入本卷的《哲学教材体系改革的探索》-文。）但是，由于课题组内部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分歧较大，一时难以统一，我们的一些观点和意图难以在其*终成果中得到贯彻和体现，又不甘半途而废，于是，我又在南开组织队伍，在课题组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这项研究。1996年出版了我们合著的专著《现代唯物主义导引》（陈晏清、王南浞、李淑梅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后收入杨耕主编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1999年以此书为基础申报“九五”国家教委重点教材并获准立项。这就是本卷收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供研究生用，陈晏清、王南浞、李淑梅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以下简称《教程》）的目的是建构一个将实践观点贯通到底的马克思哲学的解释体系，是一种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解读。它着力于扫除这一建构上的逻辑障碍，而不在于理论内容的具体阐释。其主要之点概述如下。1）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根本的是哲学思维方式或哲学范式的变革。哲学史上先出现的是世界论（或本体论）的思维范式，继而是意识论的思维范式，马克思开创的是克服了这两种思维范式的局限性的人类学思维范式或人类活动论的思维范式（如果在马克思赋予的意义上理解“实践”，亦可称之为实践论的思维范式）。“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语）。这宣示新的哲学思维范式的创立。2）哲学范式的变更，首先是哲学思维出发点的变更。在人类活动论的哲学范式中，出发点既不是抽象的自然，也不是抽象的精神，而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是从事现实活动的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哲学从现实的人出发，它所关注的便是人的对象世界，即同人发生对象性关系的世界，亦即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亦即人类生活本身。

《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书中指出，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禄。《女孝经》仿《孝经》分十八章，章首皆假班大家以立言，也是中国古代对女子进行教育的优秀读物。本次出版，为方便现代读者阅读，我们在对原文进行精心校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详尽的注释和准确流畅的翻译。

暂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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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世范》是南宋人袁采撰写的一部家规家训性质的著作，反映了宋人丰富的家庭伦理教化和社会教化思想，在中国家训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被四库馆臣誉为“《颜氏家训》之亚”。与《颜世家训》浓重的书卷气和学术特色相比，《袁氏世范》更多地反映了宋代士人的价值观从理想性向现实性转化，从学术上向世俗方面转化，由重理论转为重视经验以及对世俗生活的指导。《袁氏世范》出版后，便受到时人的推崇，屡屡为人所引用。此后元明清各朝都有刊刻出版，并且影响波及海外。日本德川幕府时期，便出版过《袁氏世范》，此后一再翻刻，并翻译成日语出版。《袁氏世范》一书的价值也得到海外宋元史领域学者的重视，如美国汉学家伊沛霞、墨子刻、包弼德等人都研究过《袁氏世范》，伊沛霞还将《袁氏世范》翻译成英文出版。《袁氏世范校注》以“中华再造善本”收录的《袁氏世范》现存*早的宋刻本为底本，校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知不足斋从书本、宝颜堂秘笈本、说郛本等。注释除了对《袁氏世范》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生僻词语、典章制度等进行校注外，还根据其内容，征引相关资料进行补充。书后附录历代序跋、相关研究成果等内容。

《走近哲学自由澄明之境》内容简介：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既是对现时代的实践和人类自身进行反思的思想运动，也是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深层回应。当代哲学就其历史命运而言，正面临着社会地位、社会功能、生存理由等诸多方面的困境。从一定角度来看，它也已由“显”学的中心位置，走向了冷清的“边缘”文化区域，有了独立发展的生存空间和自由感，却也失去了影响现实的社会条件。因而，我们认为在这个道德的神圣性与科学的合法性权*已被动摇的相对主义时代，在这个机械体系和市场体系全面操纵大众日常生活秩序的实用主义时代，在这个现实世界丧失了*极的绝对的形上意义境界的功能主义时代，当代中国哲学必须对现时代的实践和人类自身进行深刻反思，同时也要对当代社会发展作深层回应。 马克思的学说不仅有途径更有理想。正如他在博士论文中所写的那样：“心怀坚定不移的光辉灿烂的理想主义，永远以神灵般的精力和刚毅坚定的眼光通过一切风云变幻而透视那在世人的心中燃烧着的九重天”。21世纪哲学需要雅斯贝尔斯所呼吁的“为哲学辩护”。哲学为自己的生存权辩护，就是为人的自由辩护，为智慧的尊严辩护，为真理辩护。哲学并不是在为某种所谓道德正义、政治理想进行辩护时才有权力生存下去，哲学只需为人类自由地思想这个主题进行辩护。 诚然，哲学不可能再自封为真理与正义，但哲学注定肩负着培养人们追求远大理想或*极关怀的神圣使命；仍为现代人把握自身提供着符合人本质的认识方式，为现代人提供着一种切实而高远的人生意境，同样，也为引导现代人走出当代人类困境提供着理论智慧。21世纪的中国哲学同样需要为实现自己的生存权利而奋斗，需要为争取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权利和自由的思想权利而自我辩护。21世纪哲学的发展道路，将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通向与现实生活的实践紧密相联的道路，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为哲学所开辟的道路。